徐俊忠：社会主义管理文化
老田的报告非常丰富，听后收获颇丰。他今天特别讲到了一个关于毛泽东时代的传统的问题。他揭示新民主主义的重要秘密之一，在于毛泽东推行革命队伍内部的平等主义政治。这个视角我觉得蛮独特，也是非常中肯的，比较符合历史的实际与逻辑。毛泽东主持的“三湾改编”，实际上就是对于原来带有比较严重的军阀气息的军队进行改造，是新型军队的再造过程。毛泽东对于这一实践及其所形成的崭新传统，总是念念不忘。他在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还特别讲到，大家整天讲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是什么呢，说是艰苦奋斗，这也没错，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一个东西，那就是井冈山时期的“士兵委员会”。老田讲，那个士兵委员会参与军队很多日常事务管理，这种让士兵参与管理的做法，使士兵感到自己是队伍中平等的一员，而不是雇佣军的士兵。在红军里面，即使没有军饷，甚至吃也吃不好，为什么那些人还那么拼命地干？秘密就在于给予士兵以政治上的平等地位，激发了士兵的内在主动性。建国后，特别是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批评苏联人对于人民的民主权利的理解不正确，因为苏联人把人民的民主权利理解为在少数人管理下去享受各种福利的权利。毛泽东说，这不对，人民的民主权利最重要的内容应该是参与管理，包括对于上层建筑的管理。之所以有后来“鞍钢宪法”所倡导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广泛流行，正是这种思想的贯彻与体现。现在讲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我觉得认真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深耕，很有必要。现在确实存在着一讲加强管理，就赋予管理者很多权能，让管理者有足够的权力去规制被管理者的问题，与资本主义管理的关卡压没有太多的不同。还是需要从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中，发现和借鉴有积极意义的社会主义管理文化，使管理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应有价值，至少不要太过压抑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什么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想，就是要在全面继承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包括继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好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体制、制度和规范。当然，要注意不要把“两个三十年”对立起来，就提全面继承新中国的积极成果，好的捡起来，不好的不用、放下就是了。新时代题中应有之义，就在于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嘛！
宋少鹏：把“再生产”纳入生产政体，可以看到更多的社会主义生产体制的宝贵经验
田老师的文章把单位制下毛式生产政体的民主特性追溯到了“三湾改编”、追溯到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传统的关联，并历史地分析了毛式生产政体衰落与管理路线之争的关系。这也是田老师文章的第一个贡献。田老师的文章的第二个贡献，是想打通新民主主义革命传统、礼俗传统与法制传统之间的关系。打通革命传统与儒家传统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这个论坛很多文章共同的一个关注点。第三，田老师的文章聚焦在宏观讨论毛式生产政体的本质特点、缘起与转型，当然也不可能在一篇文章中展开对毛式生产政体的各项具体制度的研究。这几年，我和我的研究生也关注过集体主义时期国有企业的生产政体，围绕具体的管理制度陆续地做了几篇硕士论文，比如主人翁意识的建构、“三结合”、精简、工资人事等管理制度、作为社会主义生产体制的劳模、生产小组、家属工等，因为只是硕士论文，做得比较浅层，还没有深入进去 。我们的认识是单位制的生产政体也并非是简单化地一味追求平等价值与平等的制度安排，而是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在寻求平等与制造差别之间进行磋商与调整。当然，我们也不认同“大锅饭养懒汉”“国有企业没效率”之类的刻板印象，这是事后建构起来的一套政治话语。我非常同意田老师特别强调毛式生产政体中工人“政治权”的问题。
我至今仍记得进入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时，迎面见到“两论起家”雕塑时的震惊。大庆油田把“两论”——矛盾论、实践论作为自己立基之本，作为事业的起点。1960年正值饥饿年代，当时大庆油田的一线工人是“五两米管一天”，根本就吃不饱。“两论”能当饭吃吗？这是我进馆时本能式的第一反应。后来，我逐渐理解毛式生产政体中“政治挂帅”的具体内涵绝非我们现在狭义与污名化的理解。政治挂帅、民主化的管理体制与企业效率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大庆油田在困难年代开发出来，不能说没有效率呀。沿着工人政治权，田老师特别强调劳动者成员资格与管理层管理权边界的问题。我觉得工人的政治权不只是工人的成员资格与管理层的管理权边界的问题，而是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相互渗透，正是所谓的“三结合”。两个群体之间不是二元对立的，在生产体制里也不是二元结构，它是内嵌性的，是工人参与管理的问题。当然工人之所以能参与管理，确实是以工人的政治权为保障的。第四，想跟田老师讨论一下生产政体的概念。我们觉得需要用生产-再生产的分析框架来补充布络维的生产政体，因为单位制不只是生产体系，还有生产者的生活。刚才谈到大庆油田，周恩来1962年到大庆视察的时候，提了十六字方针：“城乡结合，工农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但田老师生产体制的研究中都没有提到生产与生活结合这一维度。在单位制下，生活与生产是不可分的，往往是在特别重视生产的时候，要求党委书记“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抓生活就是抓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生产体制是需要兼顾生活与生产的，这是不同于资本主义体制公私分离框架下，把生产与生产相隔离的制度安排。
当然，在以生产为中心的逻辑中，生活还是为生产服务的。这就跟妇女／性别有很大关系了。虽然理论上，单位应该制度性地安排好工人再生产方面的需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再生产职能除了单位承担了一部分外，很大程度上还是由妇女无酬承担的。这也是考察集体主义时期的生产政体不能忽略的部分，既有理念上解放妇女的一面，也有实践层面上妇女为社会主义积累做出的有形无形的贡献。在共同体的概念下，妇女的付出不被定性为“牺牲”而是定性为“贡献”，很大程度上，国家也看到这份贡献，国家表彰模范家属。谈到“贡献”，就涉及家属的成员资格，只有成员才能谈得上贡献。职工家属是不是单位成员？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下，许多单位是以男性工人为主的，如何安置女性职工家属就成为单位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大庆模式中，工农结合的具体内涵是“男工女农”的生产模式。单位应照顾职工的家庭困难，一些家属被安排成为家属工。单位制下，在公私相嵌的结构下，家属／家属工被容纳在单位之内，也造成了家属特别是家属工的成员资格的模糊性。经济转型时，却因成员资格的模糊性，即缺失明确的用工身份，家属工成为第一波下岗的人。多年来家属工一直在争取自己的工人身份。前几年才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国家解决了这部分家属工的养老问题。所以，如果把“再生产”纳入生产政体，那么就把妇女／性别维度也纳入了研究视野。从理论到实践，都可以看到更多的社会主义生产体制的宝贵经验，也可以看到受制于历史条件而在实践上的不足。
徐俊忠：共和国社会主义改革传统的起源——从中共八大一起历史公案谈起
我报告的原题富有诗情画意——“万类霜天竞自由”。对于这个题目，南方人特别有感受。历经夏天的酷暑以后，进入秋天，尤其是深秋季节，就像青年毛泽东所描绘的图景那样，独立寒秋，看鱼翔浅底，点点风帆，鹰击长空，极目远眺，山峦叠嶂，丛林尽染，那是一个多么清爽、自由、舒展的美好时光。这里讲的虽然是自然的景象，但非常切合建国后5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起反对教条主义，进而开启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那种心境。他非常期待通过思想解放的过程，去冲破中国当时存在的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教条主义，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主要想围绕中共八大的一个公案来谈这个改革的开启问题。
这里讲的中共八大公案，指的是围绕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而发生的是是非非。现在看到的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有一个判断，叫做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实质上“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不同意这个判断。大家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不同意，就在于他不同意发展生产力，还要搞阶级斗争，等等。我说这是一桩公案，就在于围绕着这一判断的出笼，确实有某些不寻常的事情。
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召开，中国当时派了一个代表团过去。谁是代表团的团长呢？朱德。朱德当时恰好在东欧访问。那次出国，他前后持续了140多天，因此顺道挂帅，出席苏共二十大。国内还派了其他人加入中共代表团，包括邓小平。就在苏共二十大召开的这一天，毛泽东在国内开始向中央的35个部做调查，后来的《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文章，就是这次调查的重要成果。
就在毛泽东开调查会的过程中，中国代表团不断地从苏联传来关于苏共二十大的动态信息，诸如大会没有挂斯大林画像，会议期间什么人在会议上公开批评斯大林，等等。苏共在二十大闭幕后的那天晚上，赫鲁晓夫做了一场秘密报告，中共代表团没有参加，第二天苏共才通报中共代表团。由于毛泽东是在调查会期间不断收到我们代表团的反馈信息，他清楚苏共批评斯大林已成定局，这使他的调研不断加大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反思力度和对于国内出现照搬苏联模式做法的批评。毛泽东有一个典型的说法，认为苏共批评斯大林，一方面捅了娄子，另一方面也揭了盖子。正是由于它揭了盖子，毛泽东认为这应该有利于唤醒我们的同志，有利于扭转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出现的严重的教条主义。他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要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他又说，“要通过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根据自己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
根据这一思想，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进入一个改革的时期。改什么？改两个方面的东西：一是改我们照搬苏联经验而形成的那一套很不好的规章制度；二是改我们党取得政权以后，受到不良意识影响而形成的一系列脱离群众、脱离国情的规章制度。譬如进城后，就把北京医院变成中南海高干保健医院，毛泽东认为这是绝对会遭百姓责骂的。还有干部子弟学校，也是脱离群众、搞特殊化的做法，对于干部子弟的成长，也是不好的。另外一个也是他特别反感的，那就是建国后的第一个工资制度。它设置的最高工资级别与最低工资级别的差距过大。毛泽东觉得这样做，对不起为革命牺牲的人。难道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革命就是为了拿高工资吗？他还以拒绝领取最高级别工资的方式，表示不满。按他的说法，你们这样定，我也没办法，谁愿意拿最高的就去拿，反正我是不拿的。以后怎么办呢？他认为，这个制度刚刚搞起来，马上废除也不好，只能是逐步缩小差距。因此，他说以后调工资就“下动上不动”，以求差距逐渐缩小。
为了推助反对教条主义的顺利开展，1956年的6月，中共中央重印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论著。大家都知道，《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论著，都是延安整风时期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名篇，是干部必读的书目，重印的意义当然是非常清楚的。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也不断表达了摆脱苏联影响，转而学习西方的意愿。例如他对丹麦新任驻华大使说，“我们很愿意向你们学习，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他对比利时众议院代表团说，“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正在进行建设，比利时的技术装备出口可以在中国找到广阔的余地”。他还向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探寻从法国进口成套设备，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设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等的可能性。我在文章中还写到，就在赫鲁晓夫做完秘密报告的第二天，毛泽东跟周恩来就在探讨向西方派出留学生的可能问题。他说，不论丹麦、法国，还是欧洲其他国家，甚至美国，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这些努力，都是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不能少用或者不用苏联这根拐杖。这也是一种向世界开放的积极态度的体现。他的这种思想还体现在对于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时，特别写上“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关于制度改革问题，则体现在他自己起草的八大开幕词的草稿中。大家知道，毛泽东的八大开幕词用的主要由田家英起草的稿子。其实毛泽东不太喜欢别人给他起草讲话稿。一开始他自己起草，但断断续续起草了几天，都没有最终完稿。就在这个没有完成的讲话稿中，他特别写道，“要将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都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式工业国，需要许多条件”。然后就讲到这“许多条件”当中，有一条是“社会制度的改革”。他还特别对外国人讲，你们不要迷信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都是好的，有好的，有不好的，也有坏的，我们的工作就想办法，把坏的、不好的改造掉。
然而，党内对于这个改革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这从我讲的这个“公案”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公案就是围绕所谓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发生的。对于这个判断，毛泽东是有不同看法的。他老是说要改革，之所以要改革，就是说，我们的制度并非都是先进的嘛。你说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那我还怎么能够对它搞改革呢？问题还在于这个判断的出笼，基本就是不符合党内规矩的。
我查了一些资料。毛泽东在八大进行中，就开始琢磨并多次讨论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草稿。他主持定稿讨论会的时间是决议通过前的那个晚上。会议是1956年9月26日晚上10点半开始的，参加的是八大主席团的常务委员。这个会议就是专门讨论将提交大会表决的“决议”稿。会议一直开到27日凌晨1点55分。讨论完了以后，毛泽东最后在稿子写了一个批示给胡乔木：“照此付印，付翻译”。这里说的“照此”，就是照这个会议上定稿的文本。在这个定稿的文本里，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的说法。
那么，它是怎么来的呢？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胡乔木传》的说法。这本传记根据胡乔木1980年9月21日对很多省委第一书记讲《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的说法，讲了胡乔木在毛泽东主持的决议草案定稿后，继续对决议做出修改，弄出了这么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指出这句新修改的话的笔迹是胡乔木的。他修改后，来不及印刷，也没有经过毛泽东审阅。怎么办？“胡乔木和陈伯达即将修改后的决议稿送给在中南海游泳池的毛泽东审阅。这时，已是大会闭幕式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琢磨了好一会儿，同意了，叫赶快去印”。
陈伯达的说法不一样。陈伯达就认为这个新的概括是他自己加进去的，而且也没有经过毛泽东审阅，就直接拿到会议上去表决通过的。陈伯达还说，当大会一结束，叶飞就对他说，毛主席对你这个概括有意见。因为念这个表决稿，念到“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时，毛主席说“这句话不好”。叶飞怎么知道呢？陈伯达说，因为叶飞在主席台上的座位就在毛主席的后面。我到处去找闭幕式的照片，看看主席台上叶飞是不是就在毛泽东后面，来验证陈伯达的这个回忆，但就是没有找到有验证价值的照片。
后来到了1989年，胡乔木写了一篇《我所认识的田家英》，在里面他就讲了，这个新的概括是“陈伯达私自塞进”决议里去的，把他当作陈伯达人品不好的一个例子。显然，胡乔木的这个说法与《胡乔木传》的说法是矛盾的。
不管怎么说，这个所谓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概括，就是当时的大秘书们不讲政治规矩的产物。本来就叫你“照此付印，付翻译”，你为什么还要瞎琢磨弄出这么一个东西来呢？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这个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概括？按照“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说法，逻辑的结论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就发展生产力而言，毛泽东是不会反对的。他甚至说，如果我们的生产力发展得不好，是要被开除“球籍”的。他反对的是你用这个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掩盖了我们对于其中存在的不好东西的认识，有可能给一些人提供反对改革的挡箭牌。毛泽东不论如何都不可能同意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他的主张是什么呢？简单说来，就是既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也要坚持改革。他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大讲特讲“改革与建设”并举，我们必须进行改革和建设。所以，要讲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传统，它的开启应该是在这里。我的文章里，还讨论了他当时所发起的几项十分根本性的改革。这些改革，也是毛泽东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
贺照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徐俊忠老师这篇文章我非常喜欢。表面上徐老师文章里提到的，我基本都知道，但我的问题是没有对这些所谓的知道仔细审视，而徐老师对这些特别加以审视，有重要的发现。徐老师这篇文章的写法我也很喜欢，是其实深沉但读起来又很灵动、飘逸的写法。因为时间的缘故，关于徐老师的文章我就补充两点，希望对大家理解徐老师的文章有用。
一点就是毛泽东这个时期在哲学方面更加明确地强调对立统一，强调斗争基础上的共存，和斯大林的哲学、苏联的哲学理解非常不同，而毛泽东又把他的哲学理解和他的历史、社会、政治理解关联得很紧。关于这一方面，大家读徐老师的文章时可以关联起来。
另一点就是徐老师特别强调195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传统的开启，并提到《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性。大家知道，《论十大关系》毛泽东生前官方一直没有发表，反而是到了1975年，邓小平觉得这篇文章特别重要，劝毛泽东拿出来，毛泽东才同意在一定级别内部公布这篇文章。《论十大关系》的正式公开发表是1976年底。1976年底召开的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发表讲话，高度强调《论十大关系》。以长时段来看，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论十大关系》特别重要，但毛泽东却不急于发表。这牵涉毛泽东1956年开始的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他理解上也发生了变化。
回到徐老师的文章，我们至少要思考一个问题。毛泽东逝世后，1976年底开始的对《论十大关系》的强调，是不是丢掉了毛泽东1956年以来的很多视野？怎么看毛泽东对他自己之前视野的不断扬弃和1976年底及此后强调《论十大关系》对之前毛泽东视野轨迹的扬弃？比如，1976年底、1977年强调《论十大关系》，如果把毛泽东1956年讲《论十大关系》前后的相关视野同时承接下来的话，那中国是不是还需要一个如我们今天所见的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应该有的话，那它是不是也应该跟我们实际历史所见的很不一样？说这些，是因为徐老师这个文章没有特别展开来写，他只是说1956年前后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传统的开启，但开启并不意味着只是开头。换一种方式去看，它就极可能不仅仅是开头，中间有很多值得认真挖掘的意义，从而照射出后来历史的很多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