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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强等:人民共和国的文明内涵(一)

更新时间:2018-04-07 13:10:23
作者: 张志强   李放春   潘维 (进入专栏)   欧树军  

   编者按:

   第十五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17年11月4日至5日在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人民共和国的文明内涵。

   在文明复兴与多样现代性的诉求推动下,对新中国史的自觉与对中国文明的自觉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文明(轴心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则为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梳理与反思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现代中国如何在学习、吸纳外来学说、经验的同时,努力保持“不忘本民族之地位”?人民共和国的“中华”内涵是什么?其与绵延的中国文明的深层关联是什么?如何理解其特殊性与普遍性?其复杂的历史经验对于中国与世界的未来构想与探索又有何启示?本届论坛旨在聚焦人民共和国的文明内涵,展开跨学科探讨,立足国史经验,从思想、观念、行动、制度、结构等诸方面深入挖掘,从中领略中西古今的碰撞交融。

   本专题根据现场录音整理而成,并经发言人审订。篇幅所限,部分内容未能收入。内容编排并未完全按照发言顺序,部分标题为编者所拟。

  

  

一、文明与革命

  

   张志强:革命与佛学

   这个主题其实与刘小枫老师以前写过的一本书《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有关。我的这些想法,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这本书的致敬。

   刘小枫老师很早就关注传统当中的革命问题,我现在的思路也是对传统当中的革命问题比较关切。他在《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里特别对今文经学和理学中的革命思想进行了探讨。我也非常重视今文经学、理学等传统思想资源中的革命问题,此外我认为还有另一个维度的问题,那就是革命是如何将传统带入一个新的思想和历史局面的问题。现代语境中革命问题的出现,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传统诠释的新路径,或者说创造传统的新面向,一方面在传统中发现了革命,另一方面也使得传统具有了新的形态。因此,传统与革命的关系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传统中的革命原理的问题,另一个是传统自身的革命问题。对于两者关系的认识,或许会成为理解中国文明传统的内涵与性质的一个切入点,或许会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

   明代以来特别是晚明以来,中国思想史出现了许多革命性的因素,传统自身在发生一些革命性的变化,这当然与晚明以来中国社会的革命性变化有关。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以来的革命,是晚明以来社会与思想革命的延长。侯外庐等思想史家曾经特别关注过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其着眼点就与这种革命性变化有关。当然,是否可以用启蒙的框架来解释这种革命性,也正是我们关注这个问题的初衷之一。

   传统思想当中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实际上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某种前提。如何理解传统思想中发生的这种革命性变化,就是我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从传统中如何创造出“革命”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什么是革命呢?我们有必要分梳一下这个概念的近代理解。章太炎对革命有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他说:“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

   章太炎这段话里所说的第一个“革命”,指的是传统中所说的革命,也就是“汤武革命”的“革命”。《易经》革卦彖辞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就是天命转移,王朝受命更化。在章太炎看来,这种异姓革命意义上的“革命”,并非他所说的“革命”,他所说的“革命”,是“光复”的意思,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在“排满革命”的语境里,就是光复被满清统治的政权、种族、州郡。革命不是“异姓”之革命,而是“异族”之革命,具有了民族主义的色彩。当然,章太炎关于排满革命有一整套论述,所谓排满光复,并非是民族斗争,而是光复主权,并在主权光复的基础上重建民族平等。

   不过,这里要讲的重点是,尽管章太炎强调两种革命之间的不同,但这两种革命仍然是有关联的。尽管从改换王朝的“异姓”革命,变换成了改换族群的“异族”革命,但支撑这种革命的原理,似乎仍然是天命转移的原理。这或许与章太炎仅仅把民族主义看成是手段的“施设论民族主义”的思想意图有关,民族主义仅仅是在当前时代实现齐物平等的“天下之治”的手段而已,并不具有终极的意义。这与民族主义的政治具有非常不同的内涵。因此,民族革命作为光复旧物的革命,当然一方面是光复政权、种族、州郡,但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讲,更是光复天下,而这一点正是“天命转移”之革命的基本意涵。

   晋人干宝在《晋武革命论》里说:“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乱之,汤放桀以定禹功也。汤平治天下,及纣而乱之,武王伐纣,以定汤功也。”汤武放伐,不是以下犯上、以暴易暴,而是诛一独夫。所谓“独夫”,就是指那些已经不再有天下的君王,对这些独夫的放伐,并不是对其所有天下的篡夺,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有天下了。这种放伐,实际上是光复天命,再次通过有天下而恢复天下秩序。这就是说,王朝更替的目的不是后代对前代的否定,毋宁说是后代再次落实前代的任务,再次回归天命的要求,回归天地之道。汤放桀、武伐纣其实是再次实现禹汤之功。因此,更替恰恰是为了回归,王朝更替或者说汤武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最终能够保任天地之道,维持天下秩序。所谓顺天应人,就是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始终保有天命,维持天下秩序。因此,汤武革命的目的是光复天命,通过顺天应人的政治行动,贯通古今,带来穷变通久的历史效果。

   实际上,三代之所以为三代的道理,正是革命原理的体现,或者说,三代之所以成为理想,正是为了确立革命的原理。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成三而生,生而不绝,变化而不息,三代的革命原理也正是穷变通久的通史道理。在这个意义上,诚如王国维所言,殷周之际的革命固然对于中国文明的基本方向具有奠基性意义,但在孔子看来,殷周之际的断裂,实际上也仍然属于三代损益的范围。“革命”是经由损益而实现的主体的历史贯通,而不是另一种历史的开端。

   天命转移意义上的“革命”,是天人相与之际的革命,有其天人合一的宇宙论的背景。天人合一是理想,是常态,是本来,天人断裂是现实,是变态,是需要克服的,因此弥缝断裂以回归常态本来是始终导引行动的理想。天人断裂是以宇宙论的高度表达的政治状况,天人合一也是具有宇宙论意味的政治道德。天命转移就是以天为本或者说以民为本的德命观的表现形式。政治道德就是以天为本、以民为本,回复天人合一的自然秩序。《易经》复卦彖辞说:“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应该说是对革命之内涵和目的的表达,革命是复见天地之心。这或许就是以革命为光复的来源。

   光复是恢复既有的天人秩序,那么光复就是返本,以天为本,就是回到天人合一的状态,以民为本,就是回到以人民为中心的状态。在现代思想史上,熊十力与吕澂两位先生有一段著名的公案,就是围绕返本与革新的问题而展开的。这段公案虽然是关于佛学根本问题的争论,但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那就是确立了革命与返本的不同。实际上,近代佛学,特别是支那内学院的佛学,应该说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努力就是在原理上截然区分了革命与返本的不同。应该说革命从返本向转依的转换,就是近代佛学的理论贡献。

   近代佛学对革命内涵的理论重构,实际上是阳明学发展的一个近代结果。同时,近代佛学也是近代今文经学的一个彻底化形态。作为近代今文经学的彻底化形态具有多方面的内涵,不是这里讨论的主题,我们只强调其中一个方面,那就是把革命作为改制的深化。蒙文通对康有为的批评,或者说蒙文通对西汉儒生革命思想的发掘,应该说是受到了欧阳竟无等支那内学院的佛学革命观的影响。蒙文通关于宋明理学先天预成论的批判,与吕澂对熊十力返本论的批判异曲同工。以革新论或发展论的视野来看待阳明学的思想史意义,我们会发现在晚明时代就出现了世界观的革命,或者说以天理观的革命所表达的世界观的革命。天理观的变革,特别是理气关系的重构,意味着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的变化,特别是确立起了一种具有开放性的自然观,同时也确立起了一种德性发展论。

   与此相应的是圣人观的革命。义理学的宗旨是成圣成贤,其核心是通过恰当的功夫实现自我的转化。所谓圣人观的革命,意味着自我转化的目标和对自我认识的革命,同时也意味着功夫实践的变化。实践与理想之间必然是相互呼应的。圣人理想的变化,最典型的表达就是阳明所说的“圣人只看成色不看斤两”。根据这种说法,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不在才力之大小,而在是否能够纯乎天理,犹如精金之所以为精,在于成色而不在斤两。“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犹一两之金,比之万镒,分两虽悬绝,而其到足色处,可以无愧。”这正是“满街尧舜”说法的根据。这种圣人观的实质在于强调了圣人的品质,而非事业的大小。我们可以说这正是雷锋精神的要义所在。雷锋意义上的圣人,可以说是一种具有圣徒精神的普通人。沟口雄三先生曾有一篇文章论及日本的阳明学与中国的阳明学的不同,就指出了日本阳明学的某种宗教化的性格,特别表现在人格形态上的志士品格,其实是某种具有宗教性的圣徒品格。中国的阳明学一样具有这样一种发展的线索和潜能。在近代佛学当中,特别是在支那内学院的佛学建设当中,一种绝对的理想主义,一种既绝对外在又绝对内在而实现的辩证合一的宗教性,一种大出大入、大内无外的人格境界,其实已经从理论形态上改变了所谓内在超越的儒学性格。而支那内学院的佛学,严格说来正是阳明学的近代形态,近代的唯识学就是心学的彻底化形态。与此相对应,一种由人的转依而促进的社会的革命,也已经成为这种人格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人的转依是以理想境界来调动人的德性潜能,从而实现人的彻底革命一样,社会的革命也是通过人的革命,最终带来的是净佛国土意义上的彻底的社会改造。正如人的转依需要长期的功夫实践一样,社会的革命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实践。这就是自晚明以来的礼教再编成运动的理论基础。

   返本与革新的区分,首先是世界观的不同。返本是天人合一、天人一本的世界观,返本意义上的革命,一方面是革故鼎新,另一方面是复归一本,恰如既济与未济彼此循环,革故鼎新是为了复归一本。革新意义上的革命,则是两层存有,体无用有,不断向前,无是世界的开放性,也是一本世界的背景,有则是不断扩充发展的实践。将两种世界观用之于功夫实践,就会有两种不同的人格境界,一种是以天德修天位的圣人,另一种则是砥砺苦行的圣徒。

   近代以来的思想史上,以佛学为先导,从传统中所创造的革命,具有了与传统革命原理不同的面向和旨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传统中所创造的革命,也未能完全摆脱传统的理论架构,而具有了鲜明的中国文明的色彩

  

   李放春:理一分殊、毛泽东的思想与中国现代性

   之所以会做这个主题的陈述,很大原因是我到重庆大学高研院后就被甘阳老师抓了差,为博雅本科生开设《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选读》这门基础课。研究中国革命史、共和国史,毛泽东思想当然是无法绕开的。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思想之生成是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必须认真对待,深入理解。我在教学过程中隐约觉得,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就放在那里,但始终没有被明白地说出来,所以我就不揣谫陋,把我想到的提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这几年我教这门课,每次都是以毛泽东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论学习的一节开篇。毛泽东在这里面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大命题。我在教学中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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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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