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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审慎开展金融业对等开放

更新时间:2018-04-07 08:32:04
作者: 程恩富 (进入专栏)  
要使这种潜在的可能变成现实,后进国家由于没有强大的财力,缺乏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就不能象先进国家那样自然地发展,而必须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强有力支持。也就是说,“后发优势”一定要在政府干预下才能发挥出来。

   在发达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派中也有诸如赤字财政或类似凯恩斯学派补救失业政策这种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凯恩斯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力量来提高消费倾向和引诱投资。凯恩斯政策主张的最本质的地方就是国家干预,其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对外经济政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主张,是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两者共同配合,共同稳定经济体系。另外,凯恩斯还主张政府要干预对外贸易,实行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对世界各国政府与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的经济主张在他身前身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受到很多西方国家政府的青睐,为解决当时实际经济生活中的难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和西方国家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强调再工业化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表现。对于后进国家来说,进行工业化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作用的加强和集中。后进国家政府集中现有人力、物力、财力集中投入战略产业,是实现“后发优势”的基本方法。因此,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

   改革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凡是改错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中国应该尽快制定战略产业保护法

   (一)首先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加强对战略产业的保护。近年来,中国人感到最自豪的就是中国高铁技术的异军突起和突飞猛进!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引领着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是国家的顶级战略产业!全体国民应该象爱护婴儿一样呵护中国的高铁。建议进一步做大做强高铁。我们可以学习美国对其国内战略产业保护的办法,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美国管理外国投资的专管部门,审查外国在美国投资对国家安全的影响。该委员会主席为财政部长,委员会成员包括美国16个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代表,包括国防部,国务院,商务部及国土安全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以下情况下会对并购项目进行调查:(1)委员会或委员会中一个成员认为并购项目威胁或削弱国家安全;(2)财政部指定的部门建议而且委员会同意应该调查;(3)是外国政府控制的收购项目;(4)收购项目的结果使外国政府控制美国或美国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委员会认为这个收购项目会削弱美国国家安全而且没有缓解办法。如2011年1月28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正式审查有关华为的一个小规模收购案。2015年7月26日,紫光集团收购美光科技的交易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后者有权阻止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并购交易。

   (二)针对稀土、城市水务、盐业等战略资源和产业,建议成立国家垄断经营的产业集团独家经营。2015年1月8日,商务部宣布,正式取消稀土出口配额制度,企业只需凭出口合同即可申领出口许可证。这是自2010年中国稀有金属出口政策调整以来首次出现的重大变化。稀土,是战略资源,各种高端装备、武器,高端科技产品,高端材料都离不开稀土。我国的稀土储量约占世界总储量的23%。然而,我国却承担了世界市场上超过90%的稀土供应,甚至一度超过97%)。邓小平在南巡时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就是说明中国稀土是中国可以凭借的战略资源,也可以由此提升中国的战略地位。受中国取消稀土出口配额管理、美国经济复苏等多种因素影响,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的稀土出口量增长较快。呼和浩特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蒙古共出口稀土2663.8吨,同比增长36.5%。其中,6月份出口稀土456.4吨,同比增长120%。今年上半年,美国和日本是内蒙古出口稀土的主要市场。其中,向美国出口稀土1365吨,同比增长40%;向日本出口稀土770.4吨,同比增长约130%;向越南出口稀土223.3吨,同比增长45.3%。在出口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上半年内蒙古稀土出口的均价同比却大幅下跌。上半年内蒙古稀土产品的出口均价为每吨3.2万元,同比下跌34.7%。其中,6月份的出口均价为每吨2.9万元,同比和环比分别下跌34.1%和4%,折射出近期国际市场的稀土行情依然低迷。稀土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核工业、冶金、化工、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被誉为“新材料之母”。内蒙古拥有全球最大的稀土矿山,目前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和冶炼加工基地。针对稀土这一战略资源,建议成立1个国家垄断经营的中国稀土产业集团,独家经营。鉴于假盐已经开始出现,建议保持盐业专卖制度。将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自来水收归国有,成立国家垄断的中国城市自来水集团,由国防部统一经营管理,安置复转军人。

   (三)针对在我国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产业,做大了的各互联网企业必须让渡一定的股权给国家!据有关资料表明,中国主要网站几乎全部被外资控制。国际垄断资本为绕开中国法律控制中国网络公司专门发明了一种公司组织方式,就是VIE结构。即采用非控股方式也就是协议控制方式,避开中国法律和产业政策限制,控制中国互联网企业以及其他关键产业(既所谓VIE模式),是国际资本控制中国经济的一大发明。最初只是为了控制中国五大门户网站(新浪是第一家),现在已经完全普及开来,几乎控制了中国互联网所有企业,包括婚恋网站和购物网站,也都逐渐被外资协议控制。由于这种企业的实体资本在海外,一旦收归国有,除了一个公章和域名之外,中国将两手空空,身无分文。其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此。中国网络公司以及越来越多的新型产业公司,如同外汇储备造成人民币无论升值贬值都倒霉一样,同样使中国越来越处于两难境地:把这些公司收归国有,由于这些公司的资产在海外,中国一分钱都得不到;如果不收归国有,不仅财富继续外流,中国人民等于白干,并且越来越威胁到国家安全。这就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公司VIE结构的灾难性后果。这种企业创新模式如同金融衍生品一样,本身就是为躲避国家法律而产生的,单靠法律的完善难以解决(虽然需要法律完善),必须采用群众监督和官员担责的方式,才能有效应对。另外,互联网企业将完全掌控我们社会最广大的市场人群和企业的经济基础数据信息,我国经济、文化和政治对互联网企业再也毫无秘密可言。长此以往,结果不仅是中国国有银行业和企业被它们边缘化,而且因为它们控制了最终消费市场和金融,我国人民的社会生存与经济也就任它们搅风搅雨和予取予求。将危及国家安全。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也将危及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因此,对于在我国经营的互联网公司,应该让渡10%到20%的股份给中国政府国有企业,成立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合作企业。

   (四)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审慎开展金融业对等开放。前苏联虽然拥有上万件核武器和武装到牙齿的庞大军队,但是,由于在金融战争上的失败,一个超级大国瞬间就消失了!整个国家的重要产业、资源现在全部都在一群持有外国护照的‘经济寡头’们的私人手中,这是如何发生的? 一个强大的超级大国被一场金融战争打得出卖了所有的‘家底’,而这些用来购买其产业的钱,却完全是这个超级大国政府和人民自己的钱,这个可悲可笑的金融战失败的案例值得中国人警醒!

   2018年3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9日10时举行记者会,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以下为直播文字摘要。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记者:我们知道近年来,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程度是越来越高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到要有效地开放银行卡清算市场,放开外资保险经济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还有统一中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标准。请问,下一步对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央行有什么具体的打算?谢谢。周小川:您刚才自己也说出来了,关于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对外开放,应该说市场准入方面的对外开放也是准备很多年了。中国实际上从90年代后期在准备加入WTO的时候,就开始酝酿在市场准入方面扩大对外开放,当时有亚洲金融风波,这个步伐在一度情况下稍微慢了一些。随后中国加入了WTO,在市场准入方面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实际上在加入WTO若干年后,我们也在准备,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但是不巧后来又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现在,我们进入新的阶段后,确实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外开放可以胆子大一些,开放的程度更高一些。易纲补充:放宽或取消外资一些股比限制。实际上这是减少了对外资机构的歧视性待遇,体现了内外资一视同仁,这并不意味着放松监管。

   中国社科院的全国人大代表程恩富教授、政协委员张顺洪教授:建议修改“要取消外资对银行和证券等金融企业的股比限制”。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后要“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对此,我们有以下看法和建议:第一,近40年来,中国没有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金融系统实行了比较严格的管制措施,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的规模较小,他们还不足以与中国国有金融资本抗衡,进而还不能操纵中国的汇率、利率等资产价格,也很难影响我国的股市等金融市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危机爆发国造成的损失之大、危害之深、影响之久,是有目共睹和令人胆寒的。因此,我国的金融政策更应该充分体现“审慎原则”。第二,我国2015年的股灾造成的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加上其他金融问题的存在,至今仍然存在着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隐患。我国金融系统的资产负债结构并没有显著优化,房地产等高风险的贷款占比仍比较大。第三,如果我国在现有情况下,“放宽或取消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容易伴随外资的大规模进入而推动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这将对我国出口产业造成较大影响。1985年美国强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导致日本本土产业空洞化的悲惨教训,我们需要吸取。第四,世界发达国家的银行普遍不让外资控股甚至持股,因而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和关于防风险的攻坚战这些重要讲话精神,我们建议在今后的文件中表述为“在国家绝对控股的基础上,放宽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外资股比限制。”第五,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时刻谨防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在关键领域联手对付我们。如果放开外资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金融领域的股比限制,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就可能伺机给我国股市等金融市场和人民经济生活制造混乱和社会动荡。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所不希望看到和不得不防的大事!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与美国还有较大差距,在相当长时期内也是难以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集团抗衡的。因此,现阶段我国决不能对外资股份放开限制。

   中央民族大学著名爱国经济学家张宏良撰文《不能逾越的改制底线: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认为,开放的程度必须对等,保证国家金融安全的措施必须完善,任何改制不能以牺牲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为代价。中国银监会发布的《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取消了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比例限制。如果此方案通过,中国将成为世界大国中第一个丧失金融控制权的国家。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这标志着一个国家由此开始丧失经济和金融的主权。

在此之前,银监会就曾强令规定所有商业银行改制必须由外资参股,否则改制不予批准。银监会2006年1月第2号令,规定新建股份制银行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有外资参股。致使中国所有商业银行几乎全部由外资参股和控股,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奇特现象:在中国境内可以看到众多独资的外国商业银行,却找不到一家独资的中国商业银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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