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厉以宁:难忘的大学生时期

更新时间:2018-04-07 08:24:23
作者: 厉以宁 (进入专栏)  
幸运的是,经济史,无论中外,都是相通的,我在研究西方经济史的同时,对中晚唐五代经济史始终有浓厚的兴趣,因为我认为中晚唐五代长达二百年的时间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刚性体制向弹性体制的过渡时期(参看我所著的《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一书(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

   6.张友仁先生

   张友仁先生当时还是年轻教师,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教不久。职称是讲师。我大学二年级时,他担任重要课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讲。整整两个学期,每周都有课。当时在全国高等学校经济院系能完整地开出这门课的人不多,张友仁先生是其中一个,他自称是刚从苏联经济学家那里学来的。

   给班上同学印象最深的,是张友仁先生对我们班毕业论文的指导(当时并未采用毕业论文这个名词,而是称做高年级的学年论文)。我定的题目是于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我的论文是在张友仁先生指导下完成的。他评价不错,只是说我文章里的注释太多。在陆昊写的《厉以宁学术评传》中提到,这篇论文几经动荡已遗失了,那时我住在中关园宿舍(陆昊的书出版于2002年)。不料在我搬到蓝旗营宿舍后,一天在整理旧书和旧稿时又找到了,现在被我珍藏起来,作为大学生时期的珍贵纪念物,它反映了当年张友仁先生对我指导的成果。

  

   三、重在启迪和相互切磋

   自从北京大学由城里沙滩迁移到西部燕园以后,我完成了从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的学业。这三个学年是平静的,学习压倒一切。很难设想以后20多年内还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了,因为后来的政治运动不断: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动荡十年。

   学校的形式是跟着整个社会的形势一起变动的。在大学二年级到四年级这三年,学校的风气也很正常,师生关系和谐,同学关系和谐,自由讨论,甚至因某些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也不会伤和气。在我们年级中,没有发现过有人抓辫子,打小报告,诬告或故意上纲上线等情况。老师认真讲课,总想把自己多年来读书、研究的心得体会告诉学生。老师对学生,重在启迪,也容许同学有不同意见,哪怕是不同意教师的观点。从来不曾发生过批判老师封、资、修的思想,或老师认为某个学生“思想有问题”的事件。这和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整个60年代内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同年级学生之间的相互切磋是一种风气,像会计学、统计学、工业成本与核算等课程都有作业,外语课也有翻译之类的作业,宿舍很挤(我读大学三年级以后,终算盖成了新学生宿舍楼,四个人一间,只有两张小书桌,而在这以前是大宿舍,一个房间住二十多人),所以同学们都挤图书馆,一吃完晚饭,就到图书馆去抢座位了。当时系里提出“不要让一个掉队”,所以大家一起往图书馆走,做习题时相互帮助。当时的考试是口试为主,进考场前先抽签抓题目,在预备室内准备十多分钟,等前面一位同学口试完了,再进场面试。先考完的同学都聚在门外,一个同学一口试完,刚出考场就有一些同学马上围上来,问这问那,或安慰,或祝贺。这种氛围也许只有我上大学二、三、四年级才有,后来再也见不着了。

   学生组成的研究小组也很活跃。在上《资本论》课时,学生组成了资本论研究小组。上国民经济计划课时,我被推举为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小组的组长。我除了参加资本论研究小组、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小组之外,还参加了统计学研究小组。不过统计学研究小组没有什么活动,因为作业太重,作习题很浪费时间,哪里说得上什么研究、探讨呢?教《资本论》课的老师是江诗永(可惜他很早就去世了),他经常来指导,我也在小组会上发过言。我谈的学习体会是:要结合经济学说史的学习来研究《资本论》观点之间的关系。江诗永老师觉得我的体会有道理,还在课堂上表扬过我。

   在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小组,我和其他一些同学都认为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投资和消费的相互推动的内在机制值得探讨。后来,张友仁先生知道了,同我谈过,让我在教师的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件事使我深受鼓舞。可惜,从1957年以后再也看不到诸如此类的学生研究活动了。

   在大学四年级,我开始对俄国19世纪中叶的农奴制改革、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农民社会主义学说、以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理论感兴趣,因为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费拉托娃著《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经济观点》一书(合译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赵辉杰,译者署名季谦,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四年级时正在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此书于195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仍是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赵辉杰合译,当时他是研究生,出版时,译者还是用季谦署名)。这样,我对俄国经济史中有关这个问题产生兴趣是很自然的。张友仁先生又让我就这个问题在经济系教师讨论会上谈谈自己的心得。这同样是一次锻炼机会。

   今天回想起来,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北京大学兼有北大悠久的重民主、重科学的传统,又有解放后社会主义大学的一些新特点。重要的是:那时的政治课学习,着重于启迪和引导,而不在于刻板地、硬性地灌输某一种思想。启迪和引导有利于调动每一个教师的积极性和每一个学生的积极性。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当时都能从解放前后的对比、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对比中受到教育,大家都关心国家的建设,关心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这是多么重要的学习积极性的根源啊!当时大家都有投身于祖国建设,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愿望。这种精神在建国初期是非常突出的。只有当时生活在大学生中间的人才能深刻地懂得这一点。可惜那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并不了解建国初期大学生的思想,不了解高等学校教师们的心情,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以致从肃反、反右、反右倾起,对大学生和教师的情况一直是错误分析、错误地下结论。结果,建国初期存在于大学生和教师中的热情消失了。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给全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是何等沉重的教训!今天在回顾建国初期的大学生时期时,我作为当时的大学生,感触尤深。在纪念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0周年院庆之际,我写下这段文字,留给后人做参考吧!

  

   四、北京大学图书馆——知识宝库

   北京大学迁至燕园,这里风景秀丽,水塔照影,湖畔柳岸成荫,岛亭、小山、临湖轩、再加上办公楼前的草坪、华表、小桥流水,的确是吸引学生每日清晨到这里来学习的地方。但最能吸引学生的,除了在教室上课时能聆听名师授课外,还有一处,就是藏书丰富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我读大学时,现在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还不存在,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才落成使用的。迁到西郊后,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就设在原燕京大学图书馆旧址,在办公楼南面,现在被称为“老馆”。那时大学生晚自习抢位子的,就在那里。

   在城里读一年级时,我主要在沙滩北楼法学院图书室借书、看书。院系调整后,法学院解散了,法学院图书馆也不存在了。所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成为我课后常去的地方。北京大学图书馆那时的面积不大,十分拥挤,工具书又不开架,用起来不方便。好在我因为常去图书馆,同两位管理图书的老师(一位是男的,我们称他为张老师,另一位是女的,我们称她为邬老师)搞熟了,他们同意我到馆内书库里查看工具书。这是给教师的待遇,我作为大学生能有这项“特权”,至今仍感谢他们两人。在翻译《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经济观点》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时,由于有些俄语词条(特别是人名、官职名称)找不到参考书,后来进入书库,找到沙俄时期出版的大百科全书才查到。所以北京大学图书馆确实是知识宝库,关键在于读者会不会使用这些工具书。

   读大学四年,共有八个寒暑假。当时我父亲在上海工作,母亲、外祖母和以平弟先住在湖南沅陵,1953年他们搬到武汉。这八个寒暑假,我全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度过,没有回过一次家。我从事俄语书籍的翻译,经常有稿费收入,从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我每月寄些钱给父母,贴补家用。我在信中告诉母亲,因学习太紧张,过年就不回家了。今天回想起来,我是有愧疚的,母亲多么盼望我能回家过一次年啊!但我没有让她的愿望实现。毕业后,工作安定下来了,才把母亲、外祖母和以平弟接来北京,在海淀镇苏公家庙四号租了简陋的平房安下家来。

   难忘的大学生时期,其中包括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度过的多少日子!我的体会是:北京大学之所以这些年来能够培养出那么多出类拔萃的人才,以下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第一个条件是要有名师、大师。有名师和大师才能让学生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入门弟子,继承老师的研究思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形成北京大学的特色。第二个条件是有优良的学术作风、活跃的学术气氛、自由争鸣的学术环境。这是同整个教师队伍和整个学生队伍的高素质有关的。有名师、大师而没有教师队伍、学生队伍的高素质,那也形成不了作为北京大学特色的学术作风、学术气氛、学术环境。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里所说的第二个条件,即使没有第一个条件,即有一些名师、大师,那么名师、大师所发挥的作用依然是有限的。第三个条件则是有完善的教学设施,包括图书馆和实验室的建设,包括设施的先进程度、服务的完善程度等等。这样,一支支杰出的科研团队就成长起来了,北京大学出色的教学成绩和科研成绩也就会陆续展示在人们面前。

   图书馆在北京大学成为一流大学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是单纯靠建筑的宏伟或藏书量的多少而显现的。藏书,是靠教师和学生去借阅才发挥它的功能。图书馆建成后,主要不是供外人参观的地方。参观者越多,名声越大,但如果没有那么多教师和学生在认真地阅读这些书籍,难道参观者的众多就能代表北京大学的教学科研水平?

   在大学生时期,我认识一位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曾对我说,按照借阅量来分类,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图书,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教材性质的书籍,或指定的教学参考书。这类书籍的借阅量最大,而且经久不衰,因为年年有新生入学,在校生每年升一个年级,对这类图书的需求量也是最大的,年年如此。二是政治读物,也包括时事评论、解释之类的书籍。这类图书的借阅量也很大,但常常具有涨潮落潮性质,也就是说,这类书籍的借阅量像一阵风一样,热的时候,借也借不到,但风头一过,这一批书没有人再借了,但另一批书又行时了。他举例说,关于抗美援朝的宣传册子,甚至像朝鲜历史这些平时没有人借的书,一下子变得很红火,过了一阵,又冷下去了。三是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著作。在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学术环境中,各个系、各个专业,总有一些人长期在进行研究,写论文,写著作,他们对各自研究领域内的专业书籍,是关心的。对出版社最近一段时间出了什么新书,是注意的。他们尤其留意北京大学图书馆新添了哪些学术专著。这批读者,人数不是很多,但大致是固定的。教师队伍年年在扩大,新担任教师的加入到这个行列之中。至于大学生,每年毕业一批,每年又新入学一批。这类书籍的流转情况,最能反映北京大学的学术研究现状,因为政治运动一来,连这些书籍也没有人来借了。这似乎反映教师的时间被政治运动占满了或挤掉了。最后一类,即第四类图书,就是那些珍贵的、稀有的图书,有些被专家定为稀世之宝、镇馆之宝。它们不外借,只能在馆内阅读。前来阅读的都是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教师、研究生、大学高年级学生。北京大学图书馆之所以能在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中享有盛名,主要因为馆内藏有这些珍贵的图书。这也正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骄傲之处。

   从入学到现在,已经61年了,我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感情是很深的。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我始终忘不掉我在这里度过的大学生时期八个寒暑假,更不必说平时的周末了。我多么希望现在的年轻学生能够珍惜宝贵的时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使自己在专业领域内踏踏实实地前进。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9306.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