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周永坤:中国宪法中“人民”概念的变迁与宪法实施

更新时间:2018-04-03 10:25:58
作者: 周永坤 (进入专栏)  
时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秘书长的李维汉说:“宪法中的公民, 包括所有中国国籍的人在内。”曾经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的刘少奇说:“这里的公民包括过去的所谓‘人民’和‘国民’在内。地主阶级分子也是公民, 不过是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公民。如果只写人民, 就不能包括‘国民’那一部分人了。”[2]124这就是说, 公民是“人民”和“敌人”的统称。不过, 就“非人民”的法律地位来看, 1954宪法比《共同纲领》还是有进步:《共同纲领》中的“非人民”不享有任何权利, 而1954宪法中的“非人民”只是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不过, 这一进步的实际意义是有限的, 因为一个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个体, 其他权利必然悬置。这个“革命人民”的概念与该宪法第85条关于“公民平等”的规定是自相矛盾的, 既然“公民平等”为何公民中的一部分不享有“政治权利”?

   “人民”无疑是1954宪法最重要的概念。“人民”在1954宪法中共出现268次, 凡国家机构名称前皆冠以“人民”二字, 该宪法第2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18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 服从宪法和法律, 努力为人民服务。”这里“人民”的外延是否及于所有中国公民呢?答案是否定的。其理由有二:一是该宪法序言部分坚持“专政”制度, 而“专政”的前提是公民分为“专政”的主体与“专政”的对象;二是该宪法确认“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由人民“结成”的, 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成分子只涵盖社会部分成员———“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15), 除此以外的居民自然不属于“人民”了。

   1954宪法设定的目标本来是过渡性的———过渡到没有“专政”的全体公民享有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与该宪法的预设不同, 社会不久却向相反方向———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过渡了去, 它的宪法表达就是公民彻底分裂为“人民”和“敌人”的1975年“文革”宪法(16), 这个徒有其名的宪法从1954宪法全面倒退(17)。在人民问题上的倒退主要表现在:第一, 它从“人民民主专政”倒退到“无产阶级专政” (第1条) , 这意味着“人民”外延的进一步收缩;第二, 毛泽东思想入宪, 并将它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强调国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序言) ;第三, 它删除了1954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规定, 将公民的分裂规范化;第四, 公民的财产权进一步弱化, 实行完全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第5条) , 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第7条) ;第五, 本质上反宪法的革命委员会入宪 (第22条) , 使宪法法律完全虚置。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8宪法虽然宣告“文革”结束, 但是由于继续革命思想仍然强劲, 它使用的依然是“革命人民”概念, 人民的外延仍然仅只涵盖部分公民。(18)

   按照制宪者承诺的逻辑, 在制宪者的领导下国家将走向没有阶级的社会, 随之人民的外延当日益壮大, 最终扩大到“全体国民”。但是事实恰恰相反, 在这三十来年中, 随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生与强化, “人民”的范围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共同纲领》中人民的成分很宽泛, 甚至包括了外国人 (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 ;1954宪法中的人民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1975宪法则从1954宪法的人民民主专政走向无产阶级专政, 将更多的人民踢出“人民”范围而成为“专政”对象。由于“专政”对象的不确定性, 决定过程的无程序性、无规范性, 所以事实上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敌人”———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彭真、习仲勋等等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尚不能免, 还有谁能逃脱成为“敌人”的厄运?所以放弃“革命人民”的概念是历史的必然,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三、“人民”概念回归的艰难历程

   “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全民族前所未有的分裂, 试图将“文化大革命”“固定化、永久化”的1975年宪法通过的第二年, “文化大革命”便随着它的制造者与执行者们的离世或失权而事实上结束了。1978年, 深受“文革”之害的“老革命”们匆忙制定宪法, 旨在从法律上结束“文化大革命”, 于是便有了1978年宪法。1978宪法虽然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但是它并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本身, 而且为“文化大革命”的再起预留了空间(19), 其基本内容与1975年宪法并无二致。于是紧接着1979年、1980年两度修宪。1979年宪法修正案取消了作为“文革”标记的“革命委员会”制度, 回归常态政府。1980年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文革”中形成的、与动乱有关的新的权利形式(20)。但是由于“文革”宪法整体上与宪法精神相悖, 部分修改不解决问题, 于是仅仅在1980年修正案相隔二年后, 就推翻1978宪法重新制定新宪法。五年中 (1978年—1982年) 四易宪法,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它反映出社会对一部良好宪法的追求, 也体现了社会对久违了的规则的渴望。由于1978宪法的实质仍然是“文革”宪法, 所以1982宪法不是以1978宪法为基础, 而是远追1954宪法, 以其为蓝本。

   由于阶级斗争为纲思想为害太深太久, 加上1982宪法制定时思想解放刚刚开始, 所以1982宪法本身在基本概念的使用上仍然留下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印记。例如, 它一方面宣称“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 另一方面却不合逻辑的说“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序言) ———没有阶级, 何来阶级斗争?在国家性质问题上它虽然回到了1954宪法的“人民民主专政”, 但是还要加上一句“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 (序言) 。在“人民”概念的使用上, 1982宪法沿续了前四部宪法“革命人民”的传统, 不过, “人民”概念出现了明显的向“全民人民”回归的迹象, 在其后的几次宪法修正案里, 这一回归逐渐加速。

   1982年通过的宪法文本本身, 相较于前四部宪法, 特别是“文革”宪法, 它在“人民”概念上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四方面。

   第一, 删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抽掉了“革命人民”的理论基础, 缓和了不同群体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二, 抽掉了公民分裂的宪法规范基础。1982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第一次以宪法形式规定了公民身份的普及性, 同时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第33条) 。这两条的整体理解无疑宣告了将公民区分为“人民”与“敌人”的时代在宪法上的结束。第三, 人民本身的范围前所未有的扩张。1982宪法宣称“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 到1984年, 国家给所有的作为敌人的“四类分子”摘帽(21), 这实际上恢复了那些“规范性失权”的公民的法律人格, 这标志着在社会层面上将公民分为“人民”与“敌人”时代的结束。第四, 公民权利保障的强化, 阻却权力主体任意将公民踢出“人民”范围。这方面最重要的进步当数在后民国时代的宪法中首次写入“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第38条) , 再就是效法国际立宪惯例与民国立宪传统, 把“公民基本权利义务”放到“国家机构”前面 (第二章) , 突出了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地位, 理顺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机构之间的逻辑顺序。该宪法还恢复了被1975宪法和1978宪法撤销了的检察机关,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 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 不受逮捕 (85条) 。”这无疑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落实具有重大意义, 公民免遭沦为不受法律保护的贱民的自由权终于有了宪法保障。

   1982宪法通过以后, 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 与此同时它的成果陆续入宪, 这就是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的四次修宪。这四次修宪共通过了31条宪法修正案, 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人民”的革命色彩逐渐隐退, 权利色彩日益浓厚, “革命人民”进一步向“全民人民”迈进。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 将“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 彻底根除将公民两分的刑事法律基础。“反革命犯”是典型的政治犯罪名, 在共产党领导制定的五部宪法典 (含《共同纲领》) 中, 反革命分子都被规定为“四类分子”之一, 是镇压的对象, 1984年国家宣布全部摘去“四类分子”帽子的时候, 当时的宪法 (序言) 还将镇压“反革命”作为国家的任务之一, 刑法还规定有反革命罪。尽管事实上已经极少使用这一罪名, 但是它终究还是造成公民分裂的原因之一, 因此, 宪法修正案第17条 (1999年) 取消了这一政治犯罪名(23), 这就最后根除了这个将公民两分的耻辱性身份。

   第二, 增加“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容, 为“全民人民”提供了根本政治原则(24)。“革命立宪”的根本政治原则是人治, 而所有“全民立宪”的根本政治原则无一例外都是法治, 因为“革命”本身就是无视规则的, 而“全民立宪”假设的前提就是规则下的“人人平等”, 平等的人之间的关系唯有依据法律才是正当的。法治原则要求公民的失权必须经过司法程序依法做出, 这就使权力主体失去了将它所不喜欢的公民踢出人民范围的“政治决断权”, 使得在公民中“划分人民与敌人”成为违法行为。

   第三, 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 为“全民人民”奠定人权根基。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4条规定, 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 作为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权是所有“革命宪法”所缺失的, 甚至连《苏联宪法》 (1977) 也是如此。人权是人的权利, 它是及于所有人的, 当然涵盖共同体的所有成员, 在一定意义上, 人权甚至是超越共同体的(25)。人权入宪、课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 这意味着规范人同国家关系的根本规则发生了历史性的跃进, 国家从“管治公民”的主体转向“服务公民”的主体。人权入宪为实现由“革命人民”向“全民人民”的转变奠定了宪法基础。

   第四, 大量新权利入宪, 强化公民的宪法地位, 保护所有公民不被“放逐”法外。“革命立宪”的一个有害遗产无疑是权利的稀缺, 在人民公社式的公有的计划体制下, 公民的经济权利与民事权利严重匮乏, 人民的生存严重依附于权力。因此, 新权利的入宪本身就是由“革命人民”走向“全民人民”的重要举措。对1982宪法的四次修订正是围绕权利的扩展与保障展开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私营经济取得合法性(26), 废止人民公社体制(27), 土地使用权依照法律规定可以转让(28), 扩充经济自主权(29), 保障土地征收补偿权(30), 加强对公民合法财产权的保护(31)。

  

   四、发挥“全民人民”的概念优势, 推进宪法实施

   中国宪法实施一直处于不理想状态, 其重要原因之一当是与宪法精神相悖的“人民”概念作祟。

作为文化传统, 古汉语中的“人民”是与专制共存的, “人民”是帝王的资产, 这一“人民”概念与宪法存在根本冲突, 相信这个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人民概念短期内很难从执政者的观念中消失, “人民群众”、“运动人民”其实是这一观念的现代形式, 它视宪法为无物。《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912年3月) 首开先例, 使“人民”成为现代立宪主义概念系列中的重要一员, 这一全新的“人民”概念继承了源自英美的“我们人民”即“全民人民”的立宪传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9272.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