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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鹰:连续与转折: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反殖民主义”问题

更新时间:2018-04-01 23:54:19
作者: 熊鹰  
21这样的协商工作一直持续到9月10日,在有关议程的小组讨论会上,终于“把反殖民主义这样的问题加到第一项上”。22完成任务后,郭小川写下了给中国作协备忘的十三点意见,同行的刘白羽也准备回国。23接下来的9月中下旬对于郭小川而言,心情是相对轻松的,他参加了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的体育运动会,写下了《在塔什干,我看见了中国运动员》的诗篇。

   但就在亚非作家会议召开前不久,印度代表团突然表示不赞成大会的第一项议程,并表示这是苏联的意见。中国代表团在危急关头又不得不分头与各国代表团接触。10月7日连续召开了组织委员会、团长会和筹备委员会的会议,直到晚上11点还在开会。根据郭小川的记录:“印度的班纳吉和安纳德又作了长篇的演说,弄得大家讨厌之至。然后一致地决定不改变议程。最后,班纳吉妥协了。会议取得了一致的结果。”24而此时已是10月8日会议开幕当日的凌晨2点。直到会议召开当日还在斗争的郭小川终于顺利完成任务,他在日记中写道“兴奋之至,回来不眠”。25

   既然在亚非作家会议上提出反殖民主义异常艰难,那么,为何中国代表团要坚持提出反殖民主义呢?一个可供考察的角度是50年代的台湾问题。就在亚非作家会议筹备会议召开期间,1958年9月6日,周恩来发表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全国展开了游行和集会,这一消息也通过电报传达给了正在塔什干参加筹备会议的郭小川。郭小川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几分钟以前,刚刚跟几位操着不同语言的同事和朋友们,讨论过美国在我国沿海地区的军事挑衅所造成的局势”,而“两三天来,自从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增兵、杜勒斯发出那罪恶的声明的消息传到这里以后,立即成为我们会后谈话的中心,几乎所有的外国朋友都表现了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的憎恶”。26正式会议召开期间,10月9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刘白羽正式传达了关于台湾问题的指示,并与代表团商量了下一步的方针。27显然,台湾问题被带到了亚非作家会议。而亚非作家会议也对中国的台海危机有所反应,专门发表了一个支援中国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28也就是说,中国当时正通过亚非作家会议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希望突破美苏双方面的限制,在“中间地带”构建新的政治框架解决台湾问题。工作在塔什干的郭小川对亚非作家会议的主旨也有清晰的认识,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就是国际战线上“战斗”。他写下了“只因美军舰队起波澜,海岸线上笼罩着硝烟”,自己“在塔什干也能为祖国战,在塔什干也能为它淌下汗”这样火药味很浓的诗句。29

   台湾问题在1945年以后一直都存在。中共中央最初的方针是用武力逐步解决台湾问题。由于缺少强有力的海军与空军,并顾忌到美国潜在的军事干预,从1954年9月发布《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开始,中共中央作出了“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以及加强宣传工作、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孤立美国的方针转换。30亚非作家会议无疑就是一次加强宣传、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良机。

   在有关台湾问题的方针转换后,中国第一次在反殖民主义的框架中提出台湾问题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 1955年4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同意其在亚非会议上“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 和平解放台湾”的建议。31在这份《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中,周恩来一并提出了“殖民主义的问题”,即“以美国为主要打击目标,指出军事集团、军事基地、禁运垄断政策等的殖民主义的实质”。32当然,和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上提出“反殖民主义”议程的情况相似,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的文化委员会会议上也遭遇到了困难。经过中国代表团的种种努力,万隆会议缔结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的第二项“文化合作”终于加入“殖民主义在亚洲和非洲许多地区的存在,无论它具有什么形式,都不仅妨碍文化合作,而且压制人民的民族文化”的内容。33三年后在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则可以看作是万隆会议《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第二项“文化合作”的具体成果。对于万隆会议与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的历史连续性,参会作家代表冰心在诗歌《歌唱塔什干》中有清晰地表达:

   丝绸大路上万众腾欢,

   殖民主义者胆战心寒;

   我们把战魔斗倒,

   把天堂建到人间,

   我们歌唱过万隆的光明,

   开罗的勇敢,

   我们也要歌唱团结的塔什干,

   美丽的塔什干!34

  

二、世界保卫和平运动及其局限

  

   在万隆会议之前,中国曾尝试在苏联领导的世界和平运动35框架中解决民族独立问题。1952年,在朝鲜战争尚未签署停战协议期间,经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批准,中国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并就朝鲜战争作出了《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关于民族独立问题的决议》等一系列重要决议。其中,《关于民族独立问题的决议》要求“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一国破坏他国领土完整和干涉他国内政的任何行为”,并立即停止在朝鲜进行的侵略战争。361952年12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中国也曾提出过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停止朝鲜战争的宣言。37

   与此同时,和万隆会议一样,世界和平运动也有对于文化和科学领域的关注,注重广泛统一战线的结成与巩固。1950年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通过了《关于巩固和发展各国间文化关系的决议》,要求各国分会组织剧团、乐队和舞蹈队及卓越的文艺代表作轮流演出,要求参与运动的各国广泛邀请别国代表参加本国重要的历史、科学、文学和艺术的纪念日,并广泛地出版文学、音乐的世界经典著作和翻译。381951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设立国际文化关系委员会,并建议各国和平委员会设立文化关系委员会,促进参观访问和定期出版物及文化展览品的交流,以便巩固和平事业。39在这样的背景下,1951年10月国庆之际,和中国在二战中并肩作战的印度派出了和平委员会访问中国,两国共同筹划了1952年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40

   1954年之前,作为对外交流的重要媒介,世界和平运动也促成了许多反殖民文学的翻译与交流。例如,1953年,在致力于让人民“更真切地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如何勇敢而坚定地为和平为民主而斗争”的《译文》创刊号上,刊登了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印度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印度作家穆拉克·拉吉·安纳德的两篇小说:《鞋匠与机器》和《克什米尔牧歌》。41安纳德除了参加了1958年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外,1962年还曾担任印度作家代表团的团长带领印度作家参加在开罗举行的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他在亚非作家会议上相当活跃。但是,在此之前,安纳德与中国的交往主要是通过世界和平运动的渠道。当时他担任着印度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于1952年获得了国际和平奖。《安纳德短篇小说选》、长篇小说《不可接触的贱民》和揭露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两叶一芽》也都通过世界和平运动的浪潮相继翻译到了中国。42

   此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也主要是通过世界和平运动的外围组织,例如中国印度友好协会来实现的,而文学和艺术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953年12月,印中友好协会在新德里召开成立大会,丁西林率夏衍、冰心等六人参会。43安纳德代表印中友好协会和印度和平委员会接待了中国访问团,并向冰心赠送了自己的民间故事集,冰心的部分译文刊登于1954年12月的《译文》上,同年结集为《印度童话集》。44《印度童话集》中的《鹤和鱼》直接隐射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45同一期的《译文》还刊登着作为中印友好协会访印的后续活动的“印度艺术图片及手工艺术品展览会”的图片。中印两国借助“世界和平理事会”以及各自的“和平委员会”,展开了一系列半官方的文学和文化交流活动。万隆会议召开前,中国与周边亚洲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交流基本局限于世界和平运动的框架内。

   尽管20世纪50年代初世界和平运动在外交与文化领域都对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总体而言,世界和平运动并不能为中国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提供有效的路径。成立于1949年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由苏联主导,直接接受苏联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领导。46它的构想可以追溯到二战前第三国际所主导的一系列国际联合组织。二战后它的诞生是为了直接对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马歇尔计划。47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在国内运动阶段确实能像1950年“收集和平签名运动”所体现的那样,采取突破阶级界限,超越意识形态壁垒,广泛吸收知识分子,深入一般民众的有效动员方式。48它也能使中国在1949年之后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从国际层面来讲,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并未充分照顾到第三世界国家的个别需求。例如,在1950年收集和平签名运动的动员过程中,政府需要不断地向老百姓解释“这样一个源自欧洲的签名运动与中国有什么关系”,还需要兼顾到战前中国和美国的国际主义纽带与战后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49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副秘书长叶君健曾受邀参加过世界知识分子保卫和平大会。然而,在叶君健看来,世界和平运动的主要工作就是“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文化免遭一场新的战争的毁灭”,即防止美苏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亚洲其他国家迫切的问题,像在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上提出的亚洲国家获得解放和独立,恢复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所摧残了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文化等这些问题都会因为分散“保卫和平”的注意力而无法在“西方知识界所参加的会场上讨论”。50郭沫若与斯大林有关世界和平运动的讨论能更清楚地证实这一点。1953年,负责中国世界和平运动的郭沫若曾向斯大林提出过在和平运动中适当地照顾区域性的不同,在亚洲的和平运动中兼顾民族独立运动。51事实上,一年前在中国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郭沫若与宋庆龄正是这样做的。为了将朝鲜战争问题顺利地带入世界和平运动中,他们强调民族独立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关联,声称“民族独立与和平是从同一个斗争中产生出来的”。52但这显然不符合苏联对世界和平运动的构想。郭沫若的要求遭到了斯大林的一口回绝。斯大林坚持认为和平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那些有发动战争的危险的国家, 是美国、英国和法国等等国家”,目标只有一项,那就是防止世界大战。53

   作为世界一极的苏联与中国的利益并不一致,20世纪50年代初,“民族独立”仍是中国面对的问题。而对于苏联而言,在赫鲁晓夫推行“三和政策”之后,反帝反殖民不但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民族独立自身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列宁时期尚能考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内各个民族国家的现状,反对冒进与沙文主义。列宁虽然承认民族自决权,但更关注的是长远的民主集中制共和国的计划。54到了斯大林时期,更是在1936年后直接取消了民族村、民族区等民族区域自治形式,关闭了几乎所有的民族问题研究机构,并强行推行俄语。55赫鲁晓夫则干脆宣布民族问题不存在,苏联已经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56但是,事实是苏联的民族问题长期存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相继出现了南斯拉夫、波兰与匈牙利的危机。意识形态危机的背后潜伏着民族问题。例如,1956年匈牙利危机爆发时,铁托在给匈牙利工人党的信中就直接肯定该事件是一个广泛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57苏联对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都作出了“民族主义错误”的指责。58

另一方面,斯大林逝世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在美苏军备竞赛的背景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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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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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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