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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辉:托尼的乡土中国重建方案与青年费孝通的三次系统回应

更新时间:2018-04-01 23:50:14
作者: 黄志辉  

   【内容提要】 费边社思想领袖托尼在《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一书中,细致地诊断了中国文明的特征,指出了农业和农民问题的症结是技术停滞、组织松散、政治无能以及知识分子的形式主义。并且,托尼发现了中国城市中不断涌现“不在地主”现象,并以此判断中国的城乡关系是一种金融关系。费孝通是托尼上述观点的最好继承人,两者的学承关系不能仅仅从宗教伦理角度出发去理解,他们还共享了同样的文明观以及社会史或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此外,费孝通还在《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重建》三本著作中,逐渐修正了托尼的观点,他对乡土工业的实践道路、城乡关系的具体判断、“不在地主”现象的本质以及对知识分子的使命等方面的内容作了更为系统的叙事。

   【关键词】 托尼,费孝通,不在地主,合作组织,乡土重建

  

一、卜凯与托尼的中国土地研究:费孝通的选择

  

   费孝通先生的论述,受众多先贤所影响。他在晚年展开学术反思时说:“我的思想哪儿来的呢?应该说是从我的老师那儿来的。我的几个老师当中,第一个影响我的是吴文藻先生,第二个是潘光旦先生,然后是三个外国人,一个是Park,二是Shirokogorov,三是Malinowski。”①此外,梁漱溟、陈寅恪、顾颉刚、弗斯、布朗等学术前辈也在其晚年的思想谱系之内被不断提及。不过,对青年时期的费孝通影响至深的英国学者理查德·亨利·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却没有在费孝通晚年所列的老师名单上出现。但我们在阅读《江村经济》《禄村农田》《乡土重建》等一系列经典专著时,托尼简直如影随形。②后者所著的《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一书,曾经频繁地出现在青年费孝通的这些专著文字之中,且引用频率超出上述老师中的任何一位。费孝通在三本著作中多次声明,自己的土地研究以及对乡土重建路径的探讨,都是为了回应托尼所设计的中国复兴方案。

   王铭铭明确看到了费孝通与托尼之间的学术关联,他和张瑞在整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的笔记时,就清楚地发现了托尼所著《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影响了费孝通有关宗教伦理与世俗社会之间关系的论断。③不过,王铭铭早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名为《从江村到禄村:青年费孝通心史》的文章中,却没有提及青年费孝通的心灵是否受到托尼观点的激荡,④彼时作者希望从费孝通的社会身份角度而非对政治经济问题的直接关怀角度去探寻其思想的渊源。或许是因为土地经济、劳动、城乡关系这样的议题,与从“心史”或者“士绅”出发讨论的议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它们没有进入王铭铭的视野。杨清媚多少受其导师王铭铭的影响,所以在其博士论文《在绅士与知识分子之间》之中谈费孝通时,没有谈及托尼。⑤不过,近来杨清媚同样从宗教与社会理论的角度出发,看到了托尼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人对费孝通的宗教伦理观的影响。⑥不仅如此,杨清媚还进一步发现了托尼对费孝通较为独立的影响,她系统梳理了托尼的土地与劳动研究与费孝通的几本民族志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费孝通与托尼的学术关系,超越了费孝通与韦伯、桑巴特(W. Sombart)的关系。⑦但是,杨清媚的知识社会学进路仍然没有给有关土地与社会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角度留下空间。王君柏撰文系统叙述了托尼与费孝通之间的学承关系,⑧不过他并未将费孝通的几本民族志中关于如何回应托尼的观点作系统梳理。本文希望稍稍离开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角度,从政治经济议题和具体社会关怀出发,独立梳理《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一书对青年费孝通几本系统专著的影响。⑨

   托尼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的教授,其所著的《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出版于1932年。该书是托尼基于两个多月的考察以及同时代的卜凯(John Lossing Buck,费孝通翻译为“巴克”)、戴乐仁(J·B·Tayler)、陈翰笙、方显廷等学者的实证调查数据,写出的一本全面诊断中国问题的专著。小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盛赞此书是观察中国最好的棱镜;⑩亚当·塞利格曼(Adam B. Seligman)则称该书仍是农业问题研究者可以“持续开采的富矿”。11费孝通于1936年至1938年之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求学,细读过此书,并将此书当作博士论文《江村经济》的重要思想来源。在写作《禄村农田》与组织云南魁阁团队的调查研究时,托尼的问题意识被列为至关重要的回应对象。1947年1月30日,托尼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特意为费孝通主持了一场国际学术论坛。12此时的费孝通,正值“李、闻事件”而受到白色恐吓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避难,恰好应邀参会并发表演讲。演讲过程中,费孝通三度回应托尼。但他的回应并不只是指向著名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论题,而仍然主要是《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一书的延续性对话。《乡土重建》一书的长篇自序,就是费孝通此次会议的讲稿。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经济研究方兴未艾。尤其是卜凯的中国农业经济调查,当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声名鹊起。卜凯所著的《中国农家经济》与《中国土地利用》二书全面进入了青年费孝通的视野。但为何费孝通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与土地问题时,在问题的设定与解决方向上却更偏向于托尼?这一点并非无关宏旨,它既是方法论的问题,也是理解费孝通如何组建其乡土重建方案的前提。在全面论述托尼的中国重建方案之前,我想基于费孝通自身的表述,指出他为何选择托尼而不是卜凯的原因。

   在整个20世纪,作为一个经济史家,托尼在中国农业经济研究领域所受到的待遇让人愕然。其关于英国中世纪结束前后的土地与农民研究,几乎没有进入中国经济学界的视野。《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也被经济学家视为一本文化泛谈的书籍。例如,凭借对该书的简单判断,张五常就曾说“此公对农业一无所知,经济也是门外汉”。13经济学家们推崇的是卜凯,缘由是后者组织了大量调查员,用问卷的形式收集了海量的资料。这对于青睐数字模型的经济学研究来说,自然是十分亲近的。当然,卜凯在中国20世纪早期农业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性,怎么描述都不为过,他的著作几乎是该领域引用率最高的文献。然而,费孝通似乎对卜凯的研究并不买账。与张五常完全相反,费孝通在研究中国土地问题时高举托尼的旗帜,而对卜凯仅抱以冷静的尊重。

   卜凯着重使用了类型学的方法展开调查。在《中国土地利用》一书中,他在土地所有者、半所有者和佃农的分类基础上,得出了中美两国内的租佃关系大致相当的结论。14这让费孝通难以接受。即使在当下,许多研究中国土地的学者也仍然认为中美两国的农场存在根本差异。卜凯为了追问不同类型下的经济效率,实际上并不太关心对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的情境分析,对于土地之上的复杂社会网络也相对忽略,至于历史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就更加不在其讨论范围之内了。“因此,他自己明显不感兴趣的土地所有权和租佃关系,被看做是一个次要问题。”15但这并不促成费孝通对卜凯的根本性不满。费孝通公正地认为,不能因此去批评卜凯,卜凯自己本就没有打算去研究租佃关系。“因为这并不是他的研究目的,尽管有时候他的确针对‘所谓的土地占有状况’中存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发表过看法。”16

   然而,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土地问题是一片茫茫的丛林,过度挥砍丛林中的枝蔓荆棘,之后呈现的结论虽然精巧,但却难与实际情形相符。立志从社会学与人类学角度考察中国的青年费孝通,怎么会弃社会制度与古旧文化于不顾?“我们应该问一问,不考虑农村问题的制度化背景,我们的研究可以走得多远?我想纯粹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来谈谈这个问题。”17于是,费孝通质疑卜凯:“很明显,当他得出这些结论的时候,他不仅假定了在中国和美国租佃关系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且把租佃关系这一问题同其他拥有丰富资料的根本性事实,比如农田规模、租率、生活标准、营养状况等等,分离开来。这例证了社会调查所带有的忽视单个事项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即制度性背景的危险。”18

   在费孝通看来,关注土地制度的社会人类学与关注土地效率的经济学决然不可分割。尤其是在中国,各种土地类型之间没有泾渭分明的边界。一个名义上被定义的自耕农,可能同时租佃了少量土地,亦即是一名佃农;在农忙季节的不同时段,还可能是他人地块上的雇工;为补充日常生活的短缺,农民还要想方设法变现自己的劳力。各种交叉的社会关系,而非小农园内的方寸土地,构成了农民总体而又多元的生活源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家庭的维系和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出现问题。因此,如果不首先解决文化认识论的问题,经济学的效率研究就是伪问题。在这一点上,费孝通与托尼达成了最大的默契。

   但更为根本的问题是,费孝通认为卜凯不懂中国农村的土地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也就罢了,关键是其资料也漏洞百出。由于卜凯的分类学过于武断,使得他的问卷设计也出现了诸多漏洞。费孝通明确指出:

   在这一调查中,按照美国的惯例,村民们被分成地主、半地主、佃农和无地雇农,以及不从事农作的村民这几类。在各个不同省份的研究中都使用了这同一种分类方法,并且假定所获数据具有可比性,然而,遗憾的是,在云南,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集体所有者,比如家族佃农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同那些私人所有者的佃农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本质的差别。但是,由于显然是由那些不了解云南情况的人准备的问卷表中并没有列出的单独的类别,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佃农被划入了同一种类别。当云南的佃农的数据同江苏佃农的数据作比较时,出现了一些更不可靠的结论,因为云南的集体所有者的佃农的处境与江苏的向不在地地主租种土地的佃农的处境是完全不能比较的。19

   在卜凯的数据中,这样的研究设计问题并不是孤例。此外,费孝通发现,卜凯的问卷数据收集者都是“不能胜任”的外行。许多调查者在询问村民时,遭到了善意的嘲弄。“巴克书中关于云南农村大米的产量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只能怀疑调查员把未脱壳的稻谷当成去壳的大米计算了。只要基础数据是由对调查工作不感兴趣并对研究结果不分担责任的学生们收集的,要想避免这些误差是很困难的。”20而且这种误差是因为根本性的研究设计缺陷,以致无法在“平均”之后得出一个接近真实的数据。

   当卜凯心心念念认为自己的数据还可以为其他学者所用时,费孝通却用了极少见的嘲讽语气。有意思的是,这一丝嘲讽之中还把托尼带了出来:“看看在何种程度上以这种未经训练的人按孤立的方式收集的数据资料能够被其他专家甚或像托尼教授这样的高级学者值得信赖的使用,将是十分有趣的。”21

   托尼在描述中国的土地经济与劳力状况时,多次使用了卜凯的数据。但托尼使用的前提是他对中国文化复杂性的认识,将那些纯粹的农业经济统计学数据,紧紧嵌入对社会文化的判断之中。在托尼那里,关于土地的政治经济学,与土地之上的社会人类学发生了重要的交汇。托尼同样委婉地批评了卜凯:“如果不了解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仅仅把农民划分成自耕农和佃农,有时候非但不能揭示出事实,反而会掩盖真相。”22

在托尼那里,青年费孝通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更为全面、辩证的通道,他说:“托尼教授并没有把自己看做一个农业专家。从他的智慧和经验出发,他完全认识到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力问题应该在一个比‘土地利用类型’更为广泛的基础上加以限定。”23与托尼一样,费孝通在进入土地研究的“丛林”之前,谨慎、立体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并将总体性的判断带入了丛林之中。因为一旦进入丛林,就容易忘记林中所见的风景只是一个局部。在阅读了托尼的中国研究著作之后,《江村经济》的书写脉络明显同时交织着托尼的箴言和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教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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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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