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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勤国 张素华: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理论与股东有限责任

更新时间:2018-03-29 14:08:19
作者: 孟勤国 (进入专栏)   张素华  
现代文明是人类整体利益之所在,没有哪一方面的具体利益比人类整体利益更为重要。法人格否认理论以牺牲股东有限责任为代价来寻求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而债权人利益只是某一方面的具体利益,这种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自明,我们不能舍大利而逐小利。况且法人格否认理论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并不周延。从英、美、德、日等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在上市公司中适用法人格否认理论的比率是零。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经常通过不公平关联交易等滥用人格的方式掏空公司资产,在最需要追究控股股东责任的地方,法人格理论出于成本效率的考虑而无所作为。其实,让股东承担无限责任不一定就能实现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在许多场合股东可能比公司还穷。股东还可以采取种种规避债务的措施。

  

   股东有限责任不但不可否认,也不能否认。股东有限责任对股东而言只是一种出资责任,股东一旦履行了出资义务,对公司再无其他的财产责任[21]。在中国目前所实行的实收资本制下,股东地位的取得以缴清出资为前提,未缴清之前,仅为认股人。而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一旦实际发生,就客观存在,不可否认。股东有限责任虽名为“责任”,却非一般意义上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正如监护权其实不是权利一样,这里的责任其实不是责任,股东有限责任是股东履行出资义务而享有的权利。这个权利是社会以法律的形式向股东做出的承诺,其内容是出资人只要履行了出资义务,就有权利不承担无限责任。即使股东出资后又抽逃资本,也只能追究股东侵犯公司财产的责任,不能因为后来的行为否认其出资行为。另一方面,股东与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公司对外从事经营活动,与公司债权人发生法律关系的是公司,而非股东。侵犯公司债权人利益只能由能够代表公司做出有效意思表示的代表机关或经其授权的代理人所为,法人格否认理论所说的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其实是指那些具有双重身份的,即同时担任公司经营管理职务的股东或股东指派的代表,他们实际上是以公司经营管理人员的身份而非股东的身份滥用公司人格。其应承担的责任属于公司法上的董事经理责任,并不属于股东有限责任的范畴。作为股东,其承担的依旧是有限责任。

  

   股东有限责任本身并不造成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失衡,只是控股股东有可能利用股东有限责任规避某些法律规定。这不是股东有限责任的过错。自古以来,法律规避一直是一个令立法和司法头痛的问题,只能通过尽可能减少法律的空隙和谬误而不是破坏一种有效的制度加以解决。事实上,以股东有限责任为核心的现代公司制度相当程度上考虑了对债权人的保护,有意地注入了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内容,既有直接赋予公司债权人权利的如公司债权人享有信息披露的请求权和查阅权,也有规定股东、董事以及公司应尽的法律义务如股东负有维持公司资产真实与完整的义务。这些措施都是旨在维持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而且,债权人为保障交易的相对安全,在决定是否与公司交易时,也应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这个注意义务不仅仅是对公司注册资本的了解。注册资本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司的规模与实力,但决不代表公司的信誉。滥用公司人格说到底是一种践踏公司信誉的行为。债权人应对公司的信誉状况做必要的了解,如公司经理层的经营能力和公司的资信记录等。面对风险,公司债权人本身其实也具有较强的防范风险的能力。经济学家波斯纳认为:公司债权人能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能力估计风险[22]。在与公司进行经济活动的自愿债权人中,相当一部分是商业银行和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这些机构不但资本雄厚,而且拥有一批专业人才和丰富的信息资料,能够较为准确地了解对方的资信和财务状况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而且公司债权人与公司进行交易时,通常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当债权人预见到该公司将有较大风险时,既可以要求获得更多的补偿也可以在契约中要求公司提供相应的担保。在契约履行中,当风险系数增大时,公司债权人还可以及时行使不安抗辩权,以降低自己所承担的风险。因此,实在没有多少令人信服的理由适用法人格否认理论。

  

   三、在合同法和侵权法领域解决公司人格滥用的问题

  

   有限责任并非公司人格被滥用的根源。有人认为:有限责任制度过于注重对股东的保护,对债权人有失公正,为股东特别是控制股东牟取法外利益创造了机会[23]。这些说法极为不当。首先,滥用公司人格的并不一定是股东或者是为了股东的利益。许多公司的董事经理只是股东委派的代表,甚至是公司公开招聘来的,他们经常为了自己的利益滥用公司的人格。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国有企业承包租赁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大量的银行债权和其他债权成为坏帐,如果适用法人格否认理论让股东即国家对此承担责任,那些将国有企业搞成穷庙后又出来的富方丈一定拍手称快。同时,否认股东的有限责任并不一定能遏制公司人格的滥用,以为无限责任将使公司的董事经理们不再滥用公司人格,是一种天真可爱的想法。即使是无限公司,同样也可能存在公司人格被滥用的情形。个人财产毕竟有限,只要滥用公司人格获得的利益巨大,滥用公司人格不过是一件只赚不赔的买卖。且不说公司人格否认将是一个漫长的诉讼过程,结果如何殊难预料,只要不将滥用公司人格获得的利益放在明处,债权人又能奈其何。由此可见,滥用公司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并无必然联系,将滥用公司人格这一板子打在股东有限责任身上,实在是书生之见。

  

   公司人格被滥用的根源在于一股独大和法人治理结构的缺失。公司股份一旦集中于少数或者个别股东手中,又无有效的公司权力制约机制,控股股东就有了滥用公司人格的机会,并且一定会抓住机会滥用公司人格。已有的适用法人格否认理论的案例中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滥用公司人格的股东拥有公司的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股份,甚至全部股份。如美国的阿诺得诉菲利普斯(Arnold v. Philips)一案[24],阿诺得拥有其所筹建的酿酒公司99.6%的股份,另外的股份分配给了两名董事。德国的Trvoli Theatre 一案[25]的被告完全拥有其所成立的歌剧公司。英国的李诉李氏空中农业有限公司(Lee V. Lee’s Farming Ltd.)一案[26],李拥有李氏公司3000股份中的2999股。而且,法人格否认理论在实践中适用的具体统计结果也表明,股东数量的多少与法院适用法人格否认理论的比例呈反比,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可能性随股东人数的减少而增加。“在闭锁公司中[27],一人公司适用该理论的比例占50%,股东人数为2——3人时的比例为46%[28],而这个比例在股东人数为三人以上时,就只有35%了”[29]。股东人数越少说明股权越集中,股权集中的直接后果就是一股独大。然而,一股独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不可避免。公司法并没有禁止一股独大,虽然股份有限公司在成立时要求至少5名股东,有限责任公司规定股东人数为2——50人,但并没有对每人至多持有多少股份做出要求,公司成立之初就可能存在一股独大的问题。即使公司成立时股份是分散的,股份的自由流动也可以在日后形成一股独大的局面。有时公司之间的收购兼并行为甚至是以取得目标公司控股股东的地位为目的。在一股独大的公司中,如果能对控股股东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约,就能预防或减少控股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机会。相反,如果控股股东操纵公司的行为毫无节制,其权力就会无限膨胀,就可能利用公司人格牟取法外利益。任何没有受到限制的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控股股东也不例外。

  

   面对一股独大的现实,最要紧的是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一套完善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指股东大会、董事会、高层经理以及监事会之间的权力结构和制衡关系,从中国目前的公司治理现状看,权力机构已基本具备,关键的是缺乏权力机构相互间的制约,经营层权力过大。在国有企业中,国有资产运营监督机制不健全,缺乏所有者的监督,由政府委派的厂长经理统管一切,不少人借机滥用公司人格损公肥私。其他公司普遍存在经营层被控股股东掌控的现象,控股股东利用经营层滥用公司人格。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说到底是经营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而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治理。如:合理划分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权力,专属于股东会的权力不允许董事会染指,董事会的经营权也不允许股东任意干涉;改革董事会的产生和决策机制,吸收职工代表、债权人代表或其他中立人士进入董事会,赋予其事关重大利益的否决权;强化监事会独立的作用,预防和制止股东、董事滥用公司人格;积极培养具有崇高职业道德的职业经理层,辅之以激励措施,减少经理层滥用公司人格的机率等等。

  

然而,再怎么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也不能完全保证公司法人人格不被股东或者董事滥用。对于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必须有相应的法律措施予以追究。有学者主张:对于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适用法人格否认理论;对于公司的董事经理或者其他高级职员滥用公司人格的,只能依据公司法的规定适用董事经理的责任,而且在股东出任公司的董事经理时也应严格区分[30]。这种区分毫无意义。如前所述,股东是不能直接滥用公司人格的,其滥用公司人格只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担任公司的董事经理;二是在幕后操纵董事会,让董事经理成为傀儡。无论哪一种情况,直接滥用公司人格的,都是经营层,换言之,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最终都必须转化为董事经理滥用公司人格,因而完全可以适用统一的董事经理责任规范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董事经理同时又是股东的,以董事经理的身份承担责任;董事经理不是股东但听命于股东的,董事经理与股东共同承担责任;董事经理不是股东,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的,董事经理承担责任。随着公司治理结构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变,董事会的经营权越来越大,若不强化其相应的义务,权力难免滥用。因此,只有强化董事责任,才能有效阻止公司人格被滥用。关于董事的责任,颇有争议。有人认为,董事责任为债务不履行的违约责任,因为董事对公司的义务源于两者之间的委任关系,董事违反其义务,应负作为受任者的债务不履行责任[31]。这种观点不妥。董事责任绝非一种单纯的债务不履行责任,所谓的债务不履行责任是建立在董事和公司间的委任关系[32]之上的,而这种关系掩盖了通常只是大股东才能代表公司委任董事的事实,也掩盖了小股东和董事之间以及债权人与董事之间的利益冲突。债务不履行责任属于合同责任的一种,而合同责任的相对性决定了只有公司才有资格对董事提起违约之诉。如果董事责任仅仅是债务不履行责任,那么股东就不能享有诉权。然而,公司法一般允许股东之间的诉讼,也认可股东对董事的诉讼,这就表明董事责任应该另有他解。董事和公司之间虽然是一种委任关系,在许多情况下,运用委任合同理论也能实现对董事责任的追究,但是董事致公司损害并不限于董事不履行债务。当董事在经营范围之外为实现个人私利侵占公司财产时,其责任更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还有人认为,董事违反其向公司应负的善管义务时,其向公司所负的责任纯系债务不履行责任;但董事违反其向公司应负的忠实义务时,则产生了其向公司承担的债务不履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33]。这种观点也不妥,因为善管义务和忠实义务实在难以区分。一般认为,在追究违反善管义务的董事责任时,必须证明董事存在故意或者过失。但董事故意或过失违反善管义务不就是对公司的不忠实吗?董事责任本身具有多元性,既是一种债务不履行责任,也是一种侵权责任,是同以损害赔偿为内容的债务不履行和侵权行为的竞合,鉴于侵权责任和债务不履行责任在构成要件、举证责任以及赔偿范围上的差异,拘泥于某一种责任不利于对股东和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应由权利人自己选择对己最为有利的责任形式。所以,董事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造成公司利益受损进而损害股东利益,公司没有对董事主张权利时,股东可以侵权为由直接对董事诉讼;董事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造成公司债权人利益损害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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