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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子忠:中国政府改革:现在哪条进路?

更新时间:2018-03-25 22:29:42
作者: 秦子忠  
即便一个人具有获取经济自由的能力,他的自主性也面临着随时被剥夺的威胁。转换到我们讨论的主题:一个政党要想保持自身的独立自主性,进而保持其管理的政府的中性,同样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济自由,二是政治自由。我将通过两个案例来说明这两个条件的关系。

   在一个民主国家,任何依法成立的政党,其政治自由都会得到宪法的同样保障,但是在野政党和在位政党,在经济自由上会存在很大的差别。政党的经济自由,一般而言,来自该政党的成员缴纳的党费或捐助。这样,不仅政党自身的规模及其财力,而且是否是执政党,都会影响其经济自由的范围。这样,在竞选过程中,为了赢得选举,任何政党都极有可能或隐或显地求助于外部财力,从而也极容易丧失自身独立自主性赖以存在的基础——经济自由。因为当某个政党依靠大财团而赢得选举时,那么它在位期间势必会尽可能补偿或回报这些大财团曾经的援助,如果它还有下届继续在位的期望。这也许就是姚洋所言的民主容易被精英主义绑架的内在逻辑。作为这个内在逻辑的另一面,是民主容易被民粹主义绑架,即当在位党是通过依靠大量民众的募捐而非大财团的捐助而赢得选举,那么它势必在政策上有偏于那些从统计学上最有可能支持它的社会阶层。如此,全民普选的丰富图景,可以简化成这样的抽象画面,在以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构成的光谱中,在位政党这个质点,概率式地落向这个光谱的这端或那端。由此观之,在多党轮流执政的环境中,由竞选上台政党把持的政府往往不具备那种注重整体、长远利益的中性特征。究其根源是,普选环境下的政党,虽然具备充分政治自由,但是容易丧失经济自由。

   在一党独大的非民主国家中,情况似乎翻转过来,即独大政党具有充分经济自由,但却缺失或者容易丧失政治自由。独大政党一般会通过国有企业等方式控制着国家大量的稀缺资源,并且在税收及其使用方面具有控制权,因此独大政党具备充分经济自由。但是一党独大的局面也萎缩了社会的民主生活。在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中,在皇帝与臣民的关系中,没有一个人真正享有自由平等的生活。因为奴隶主、皇帝也被这样不平等的关系所约束或压制,因为他们展开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诉诸平等关系而是诉诸于压迫关系。同样在一党独大的政党关系中,没有一个政党享有真正的政治自由。因为政治自由依托于公共领域的自由平等关系,一党独大局面会扭曲这个关系,因此其它小政党连同独大政党的政治活动都被这个徒有自由平等名义的扭曲关系所约束和压制。政党层面缺失政治自由的表现,会深刻地影响到具体个人的政治自由。但是将政党政治自由与个人政治自由等同起来并不利于把握这个复杂的世界。有趣的是将两者等同起来的人大有人在,其知名代表如作家韩寒等。依据韩寒所言,当一个政党数量大到一定程度,它实际上就是等同于人民,它的问题也就是人民的问题。同理,它有(或缺失)政治自由也就是人民有(或缺失)政治自由。轻易地否定这个观点并不是明智的做法。但此处并不适合直接考察这个做法。不过,有一点看来是明确的,即当人们在非政治领域的自由和利益出现严重的不平等时,政党的政治自由越是稀薄,独大政党原先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也极有可能被人们的暴力革命所剥夺。这是人类历史反复证明的规律。幸运的是,中国民主正走在上坡的路上。令人焦虑的是,没有人能够预知,这条道路是通往全民普选,还是全党普选,抑或其他形式。至此,我们又回到前面所提及的问题:中性政府如何维持,或者说,如何确保自身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这里提及的全民普选就是前文提及的全民进路,全党普选就是前文提及的产权进路。基于全民普选已经产生了大量文献,因此以下,笔者将着重探讨全党普选,或者更准确地说,构想产权进路,并适当将它与得到广泛认知的全民普选进行对照。但为了避免误解,此处加以强调的是,产权进路和全民进路都具有民主的特质,尽管它们在形式上和内容上有所不同。

   全民进路,与多党竞选进路相类似。为人们所熟悉的全民进路的一般特征,一是全体公民参与选举;二是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分立,因此执政党,需要受到立法部门(即国会)和司法部门(法院)的约束,并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三是在位政党与在野政党是竞争关系,政府只是多党争夺权力的场所。但是全民进路的另一个常常被忽视的特征是它注重公共益品的公平分配而难以兼顾公共益品的再生产。这个常被忽视的特征与其它为人们熟悉的那些特征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此处不打算加以深究,而是着重探讨产权进路将如何避免全民进路偏重公共益品的公平分配而忽视公共益品的再生产之不足。

   产权进路,是对政党制度化进路的一种阐释。政党制度化进路,一般而言,就是将某个政党长期持有政权合法化。但在具体阐释时,存在多种版本,比如遗产说,如当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继承政权的合理性可以诉诸于这是其爷爷、父亲遗留给他的政治产业;进化说,如当前中国的一些左翼学者所主张,中国共产党是被历史证明了的最适合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政党,等。与遗产说相比,进化说对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具有很更强的解释力。但是按照进化理论的基本原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进行推衍,昔日之昌盛不意味着未来之昌盛,并且当遭遇困境时,会让人们容易产生“劣汰”之反应。这显然不利于政党维持政权的长期性。因为制度化并不意味着合理化,而不合理的东西,比如“劣汰”的东西,应该加以推翻和消灭。与进化说不同,产权说不仅要求全党普选,而且要求将政权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加以区分,进而允许将政权的经营权外包出去,如果这样做有助于维持政权的所有权的长久性。这种做法类似但有别于英国皇室与政府的分离。政权的所有权的长久有效性是中性政府之所以中性的目的所在。但是当中国共产党采取产权进路来改制以便突围当前面临的困局时,那么在短期来看,它的这一举措,并不是通过损害强势集团的利益或弱势群体的利益,而是通过损害共产党的暂时利益,来寻求突围或者新的平衡。但是就长期来看,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举措将为其长远利益打下更为牢固的根基。这一举措实际上也不违背中国政府的中性特征,区别在于,昔日是毁损他群而顾全大局,当下是自我毁损而顾全大局。这个所谓的自我毁损即是政党与政府从一体态或混合态过渡到彼此权限清晰的两部分时所产生的必要成本。以下,我将阐述产权说的基本特征,并着重表明这些特征如何导致产权进路同时注重公共益品的再生产与公平分配。

   全民进路之所以缺乏关注公共益品的再生产,根源在于执政党对政权的持有是极其短暂且不稳固的,至少与产权进路相比而言,是如此。具体而言,如果处于竞争中的每个政党都具有其自身利益诉求,那么当它持有的政权每隔四或五年就面临被剥夺的威胁时,为了赢得选举或者为了赢得更多选票,在位政党一般不会考虑制定长期性很有利但短期不那么有利的政策,而是会考虑制定短期最有利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更容易赢得选民的支持。然而,公共益品的再生产几乎都是需要注重长期性和整体性的政策来支持。

   当政权的所有权与经营权能够分离开来时,那么政权的长期性持有将会为公共益品的再生产与公平分配提供良性的激励机制。具体而言,因为政权的产权化让政党可以从整体性、长期性视角来制定政策与革新体制,或者说,注重公共益品供应的可持续性,以便保障能长久保持政权;而政权的经营权外包出去,一方面释放出大量职位机会,另一方面明确政党与政府职能:政党负责公共益品的图纸设计,而政府负责按照这个图纸进行生产与管理并接受政党的问责。[8](P166)如此,一个不够恰当但却能直观展现产权进路的自由市场化特征的类比是,政党与政府的关系类似于雇佣关系,政党人员类似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分散的股东,而政府职员类似于就职于实体公司的员工。这样,产权进路的政府,就不再是多党轮流执政背景下的不同政党争夺权力的场所,而是负责公共益品生产与管理的组织。[9]

   不过需要指出,产权进路存在两个明显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一是如何明确公共益品与非公共益品的边界;二是政党会不会变得太弱,滑向无政府状态,或者太强,长成可怖的“利维坦”(即专制政党)。基于主题原因,对于这两个问题,本文不再讨论。但指出这点是必要的,即就目前中国共产党的生态而言,其构成人员是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泛利化性质。因此若在这种泛利性质尚未完全消失之前,共产党沿着产权进路推进改革,那么不仅政党的构成人员,而且政府的构成人员,将因为它们向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员开放,而具有更广泛的泛利性质。另一方面,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党、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黑衫党、西班牙佛朗哥的长枪党等法西斯政党之短命的主要原因,除了党内缺乏民主或党首独断专行外,就是政党不具备泛利性质;而20世纪末苏联、东欧8国加上蒙古、柬埔寨共11国的共产主义政党的灭亡或改变性质,究其根源,就是党内缺乏民主。[10]据此而言,我们的论题可以集中到审查以下论断的合理性上来:具有更广泛的泛利性质并且党内完全民主(即实行全党普选)的政党将既有效地克服政党滑向无政府状态,也有效地防止政党长成专制政党。

   至此,关于“中性政府如何维持?”这个主问题,本节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我不认为这是令人尴尬的事情。对于这类重大的问题,谨记阿玛蒂亚·森的名言或许是可取的,即“我们为什么一定拒绝依稀正确的东西,而去支持明确错误的东西呢?”[11](P45)。

   三、两种进路:价值层面的比较

   如前文所述,两种进路都诉诸于民主,一个是全党普选,另一是全民普选。以下我将以中国为原型来对比式地讨论全党普选与全民普选。

   (一)民主的价值: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

   我国共产党数量八千多万,假定每个党员的利益诉求与十几个人(包括其父母、配偶、儿女以及密友等)利益诉求相一致。如果扣除重叠的人数后8千多万党员的利益诉求近似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利益诉求,那么全党普选和全国普选,在工具价值层面上,就具有等价的功能,即如果按照全党普选,A会当选国家主席,那么按照全民普选,A同样也会当选国家主席。这个支持全党普选的论证所依赖的那些预设或合理性解释,相似却有别于密尔在1861年出版的《代议制政府》中论证“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代议制政府”时所诉诸的东西,比如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智慧,等等。[12]但是在民主这个问题上,人们可能会说:“我知道你能够比我自己更好地表达我的观点,但是我宁愿自己表达”。[13](P8)换言之,获得利益本身是重要的,但是获得利益的过程也同样很重要。如果这个说法具有合理性,那么将政权私有化的产权进路就在根本上受到挑战。因为政权私有化,会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党员拒之门外,而这意味着剥夺非党员本应当享有的参与共同体生活的自由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利益。

   支持全党普选的人们,几乎是从民主的工具价值视角来给出合理性论证的,即如果政权私有化能够更有效地给全民提供政治红利,那么这种私有化本身就是可以辩护的。但是支持全民普选的人们,则会从民主的目的价值视角来加以反驳道:政权私有化显然从学理上乃至实践上毁损了民主生活的内在价值。然而,据此来否定政权政党私有化的主张,实际上是将民主生活的全部等同于政权的归属问题了,更细地说,将政权的分有的有无等同于自由平等的生活方式的有无。尽管在朝鲜,政权的家族私有化,同时是朝鲜人民的臣民化,但是在多党轮流执政的美国,政权的全民民主化,美国人民的普选活动只是其民主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尽管它在捍卫自由、平等等价值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此,一个问题是:政权的归属本身就是重要的,还是自由、平等的生活本身就是重要的?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

   (二)是宪法还是政权在保障民主的内在价值?

先看第一种回答。如果政权的归属与自由、平等等价值具有必然的不可分离的关系,那么上面提及的问题是个十足的伪命题。因为如果两个东西都极其重要而且具有必然联系,那么将它们分开然后比照它们的重要程度是错误的。但是这种将上述问题斥之为伪问题的主张看似合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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