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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子忠:如何更好地对待弱势群体?

更新时间:2018-03-25 22:27:01
作者: 秦子忠  
那么在第二种生活图景中,A将有过这种生活的自由(假定当不幸发生时,保险性保障在物资层面上不低于针对完全可责备成员的保障)。

   当我们同时考虑国家建立和完善的慈善网络的效果时,与“底线-迎合体系”相比,“保险-慈善体系”的优越性表现于后者给目标群体提供更多的自由,更好地促进社会团结,等。因为慈善网络不仅会扩宽其它主体帮助目标群体的渠道,也促进而非阻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显然“保险-慈善体系”很好地克服“底线-迎合体系”过于依赖国家的不足,并且也合理地处理目标群体中成员的多样性及其生活方式的流变性。因为通过保险的形式,他们可以选择过各自想过的那种生活,因而不必因为担心背负过重的生活压力而过分压制做出改变生活方式的意愿。但是,对于目标群体中那些理性不健全的成员(比如精神病患者,痴呆者等),“保险-慈善体系”可能给予的自由过多,以至于这些理性不健全者反而没有得到恰当的补偿,比如他们自己不能选购对他有利的保险,也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

   “项目-互惠体系”。“项目-互惠体系”与“保险-慈善体系”在整体上相类似,即在这两个体系中国家都不是唯一主体,并且国家投入体系中的资源都不是全部而仅仅是部分直接被用来救助目标群体。这两个体系的区别体现在微观层面上。在“项目-互惠体系”中,“项目”按照支撑它的资源来源,可以区分为三类项目,(1)单纯由国家税收资源支撑的项目,(2)单纯由其它主体捐赠资源支撑的项目,(3)由国家税收资源和其它主体捐赠资源共同支撑的项目。“底线-迎合体系”整个体系,或者“保险-慈善体系”中的保险选项和慈善网络自身,都可以作为具体项目,属于第一类项目;通过各种渠道而出现的慈善项目,比如企业或慈善人士的扶贫项目,救灾项目,等,属于第二类项目。鉴于第一、二类项目,前文已经加以讨论,以下我将着重讨论第三类项目。第三类项目,是指经过一套既定程序而产生的项目,包括按照程序向第三方购买的有偿性项目,与按照程序审批通过的资助性项目。有偿性项目,一般由盈利性组织生产和提供。这些组织生产和销售针对目标群体的专业性产品或服务,比如针对聋哑人的培训项目,并向政府(或国家)出售这些产品或服务。如果这些项目产生的效果不小于由国家自身提供的类似项目的效果,那么国家选择购买这些项目而非独自生产它们就不是不可接受的。资助性项目,一般由非盈利性组织生产和提供。这些组织自愿地为目标群体提供这样或那样的帮助和服务,但是它们实施这些帮助和服务所需的资源不足(甚至没有资源),因而它们以项目的形式向福利体系的代理人(即国家或相关机构)申请资助。如果这些项目是必需的,比如它们旨在帮助和服务目标群体中的理性不健全者,而这类成员恰好长期需要看护人,那么这类项目(如果这类项目充足,那么可以同时考虑时间性,使得它们具有连续性)就应当得到资助。这里,我希望扩展资助性项目的主体范围,即我认为目标群体的成员也应当被看成是有资格申请资助性项目的主体之一。这一扩展受这样的观念驱动:目标群体中的(至少部分)成员也渴望实现自身的价值,比如帮助他人,并且他们之间的相互帮助是好的。事实上,在现实中也不缺乏残疾人之间互助的场景,比如聋哑人推着轮椅上的瘫痪者在公园中散步,残疾人之间的联谊活动,能自理的老人照顾丧失自理的老人,等。因此,我的意思不是说,残疾人之间的互帮互助需要资源的资助才得以进行,而是说如果他们之间的互帮互助活动本来可以很充分但因为资源缺乏而被没必要地削减,那么选择性地给予其中一些活动以资助就是合理的。

   在“项目-互惠体系”中,“互惠”只是就这三类项目的某方面价值而言,即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互惠是指,在强意义上,实施的主、客体的福利(包括效用、能力、收入等)同时都得到增加;在弱意义上,一方的福利增加而另一方的福利不减少。[⑤]考虑到现实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强意义的互惠条件是难以满足的。以下,我将结合这三类项目来讨论弱意义的互惠被满足的条件。

   就第一类项目而言,实施主体是全体公民的代表者即国家,客体是目标群体,如果在这类项目的有效实施过程中,目标群体的福利得到增加而其他群体的福利没有减少,那么互惠条件就能得到满足。这个条件实际还可以这样加以表述,即如果与实施这类项目的情境相比,在不实施这类项目的情境中不仅其他群体的福利而且目标群体的福利都会变得更少,那么这类项目的实施本身就是互惠条件的满足。

   就第二类项目而言,实施主体是慈善主体(自然人,或者组织;暂且不考虑组织情况),客体是目标群体的这些或那些成员。因为慈善主体一般是社会上的处境好的个人或群体,并且他或他们提供的慈善项目是自愿性,因而只要这类项目能够得到有效实施,那么他或他们的福利就会增加(至少不会减少),目标群体中的这些或那些成员的福利因为得到资助而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弱意义的互惠条件得到满足,甚至连强意义的互惠条件也有可能得到满足的。如果实施主体是组织,那么它提供的慈善项目有两种情况,一是把慈善作为目的善,即为了慈善而慈善,另一是把慈善作为工具善,即为了其它善(比如利润最大化)而慈善,但不管是哪种情况,目标群体的福利都因得到资助而增加。当它是第一种情况时,它类似自然人的情况,即互惠条件得到满足。当它是第二种情况时,它的福利(比如利润、影响力等)能否增加,取决于在其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效果是否得到它的预期,如果达到,那么互惠条件得到满足,反之亦然。

   就第三类项目而言,有偿性项目的情形类似于第二类项目中的把慈善项目作为工具善的情形。区别在于前一情形的实施主体的福利增加与否,直接取决于其提供的项目是否被购买,而后一情形的事实主体的福利增加与否,则直接取决于其提供的项目所产生的效果是否到达其预期。资助性项目的实施主体是目标群体的某些成员,其客体是目标群体的另一些成员,在这些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如果实施主体和客体的福利(比如效用、能力等)都得到增加或至少都没有减少,那么互惠条件得到满足。

   综述所述,与前两个福利体系相比,“项目-互惠体系”除了具有前两者的优点外,还能够更合理地处理那些理性不健全者的保障性问题,即以项目的形式,尤其是以第三类项目的形式,来弥补第一类项目的不足。结合前两节的内容,在目标群体的构成及其范围既定的前提下,与平等主义路径、充分主义路径相比,恰当主义路径更能够合理地体现对处境差者的真诚的关怀与个性化的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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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5XNH120)。

   [②] 作者简介:秦子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③] 例如,在《中国发展报告2008/09:构建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中,何平、李实、王延中等人不仅预设政府作为整个体系的主导主体,而且将整个福利体系立基于一组乐观的数字上,即GDP增长率保持8%,而公共财政占GDP的比重、福利支出占公共财政的比重则分别以21%和27.08%为起始点并假定它们逐年增长,到2020年,这对数字即分别为26%和35%(并保持不变)。只有满足这个乐观条件,他们所预设的那个福利体系才能够维持。然而,问题首先不在于他们所预设的数字过于乐观(实际上,当前的GDP增长率已经低于8%),而是在于他们构建福利体系时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其它主体的关系。该报告的浓缩版本——“中国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的公共财政支持研究”,载于财政研究,2009年第6期。

   [④] 福利支出的具体数额应确定为多少,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希腊当前的主权债务危机某种意义上就是没有处理好福利支出与经济发展承载力之间的平衡关系。我国在构建自己的福利体系蓝图时,应当以希腊当前的高福利困境为前车之鉴。

   [⑤] 罗尔斯实际上阐述了强弱意义的互惠性理念。强意义上的互惠性理念被罗尔斯表述为,假定社会成员的利益是有效的“链式联系的”,那么,“当地位最不利者获益时,处于中间状况的其他人们也将获益看来是有道理的”。罗尔斯。正义论 [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82页。弱意义上的互惠性理念则被他表述为,“更有利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以有损于更不利者变得更好的方式而变得更好”。罗尔斯。 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 [M]. 姚大志译,2002年,第202页。

  

   此文首发于《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若引用,请参阅原文。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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