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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子忠:如何更好地对待弱势群体?

更新时间:2018-03-25 22:27:01
作者: 秦子忠  
[15]37低于这个标准(即门槛水平)意味着相关资源的不足或缺乏。考虑法兰克福特用来证明充分理念优越于平等理念的一个例子是有益的。该例假定,有10个人,每个人维持生命至少需要5个单位资源,总资源40个单位;按照平等理念,10个人都将会饿死(因为每个人都具有同样单位的资源,但是4个单位资源不能维持生命),按照充分理念,至少8个人能够活下来(通过把标准或门槛设定为5个单位资源)。为了避免整体性毁灭,充分理念看来是更有说服力的。但问题是,谁应当是那幸运活下的8个人之一,或者说谁应当是那不幸饿死的2个人之一。这一涉及道德因素的问题在法兰克福特那里远非清楚,这或许是因为他用以说明充分理念的这类事例过于依赖这一做法即将门槛水平作为区分生与死的分界线。假定门槛水平不再是作为生与死而是作为多与少的分界线,那么道德因素的问题便有了更多讨论的余地。这个余地是从第二视角解读充分理念的吸引力所在。从第二个视角来看,充分理念体现为它所蕴含的补偿方式在满足既定的门槛水平之后还存在一个浮动区间。但是,如何确定门槛的水平?这并不是一个毫无争议的问题。[14]28-29显然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不仅与社会(而非仅仅福利体系)的总物资水平有关,而且与当时社会文化对体面生活的理解或界定有关。不过,暂且将确定门槛水平的问题放在一边。我们来看充分理念涉及的第二个问题,即门槛是一种还是多种?

   如果门槛只有一种,那么充分理念不仅依然残留平等理念的痕迹,而且依然没有解决个人责任问题。因为当门槛只有一种时,在门槛水平既定的前提下,充分理念类似于以第三种方式出现的平等理念(即无差别地对待某一群体而与另一群体无关);两者的区别在于,无差别补偿是给予相关者以同样的补偿份额,因而无视个人责任问题;充分补偿则可以如此处理个人责任问题,即在浮动区间范围内,有差别地对待目标群体中可责备的成员和不可责备的成员,比如给予前者较低些的补偿而给予后者较高些的补偿。显然,充分理念处理个人责任的方式比平等理念更为灵活些,但是这种方式不是解决而只是缓解个人责任问题及其导致的相关问题。如果门槛有多种,那么它可以摆脱平等理念的束缚,但它是否解决了个人责任问题则需具体讨论。当门槛不止一种时,充分理念已经将多样性吸纳其中。假定充分理念如此区分若干种门槛,比如说,将门槛按照个人对事态负责的程度而区分三种梯度逐渐上升的门槛,第一种针对的是目标群体中完全可责备的成员;第二种针对其中部分可责备的成员;第三种针对其中完全不可责备的成员。显然,按照这个假定,充分理念将很好地处理(我不是说完全解决)个人责任问题。但是当充分理念如此处理门槛时,它已经滑向以下将讨论的恰当理念。恰当理念类似于吸纳多样性的充分理念,但两者的区分是明显的。

   恰当理念。与前两个理念有所不同,恰当理念既不要求无差别的对待,也不要求高于门槛水平的对待,而是要求恰当的对待,或者用戴维·米勒的话来说,要求“以适合于每个个体自己的方式对待每个人”。[16]35设想这样的场景,A和B的脚分别是20码和30码,他们都欲求与其脚适合的鞋子。如果现在有两双鞋子且尺码分别为20码、30码(暂且不考虑鞋子其它方面),那么当A和B分别得到20码、30码的鞋子时,我们就可以说,A和B得到了恰当的对待。在这场景中,恰当理念关注了两方面的信息,一是目标群体的成员的具体信息(比如脚的大小),另一是待分配物的具体信息(比如鞋子的尺码)。转换到福利体系场景,恰当理念,在处理个人责任问题上,它可以区别地对待目标群体中的完全可责备成员、部分可责备成员和完全不可责备成员;在处理同组成员(比如先天性残疾者组成的集合)的需求问题上,它可以因人而异地满足他们的需求,即给他们提供多样化的补偿选项,比如一定数量的金钱,等价的培训,等价的就业岗位,甚至等价的实物,等。显然,除了对待方式不同外,恰当理念所关注的信息束也不同于前两个理念所关注的信息束,进一步说,恰当理念的信息束较其它两个的信息束更加宽阔。问题是,与前两个理念相比,恰当理念所蕴含的补偿方式会不会因为成本过高而缺乏可行性?这依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对此本节不再讨论。下一节,我将集中探讨恰当理念所蕴含的补偿方式。这个探讨将同时深化我们对恰当理念的理解。

   但进入下节讨论之前,我将概述中国当前福利研究现状的三个隐患来结束本节讨论。国内学者如景天魁[17]、郑功成[18]、王阳[19]等人的研究从多个维度证实了我国当前福利体系建构有着朝向普遍型福利的发展趋势。这种普遍型福利,具有全覆盖和无差别的特征。由于我国人口数量庞大并且地区发展不平衡,因此紧随全覆盖与无差别特征的是中国福利体系在一段时期内将具有低水平特征。然而,如上文提及的法兰克福特的那个例子所示,当“低水平”低于某个数值时,整体福利效果有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此其一。其二,全覆盖与无差别倾向是北欧国家患上福利病的深层原因,然而从国内权威性研究报告来看,这些深层原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考量。因而这类报告不单不警惕反而通常会预设一个主导型政府并且对中国经济发展也寄予过高的预期。[③]如果以上所论述的三个理念的演进能够合理地反映福利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的历史演进,那么我国在构建自己的福利体系时应该警惕而非崇尚平等理念。因为平等理念极易忽视个人责任、挫伤主体性,因而也极易抑制经济效率、促生福利依赖。实际上,国内早有学者对我国福利依赖的现状与影响、诸原因以及预防对策进行了有益的研究。[20][21][22]但这类研究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三,我国建构的福利体系有可能过分强化政府的责任而没有充分培育其它主体的责任。

   三、实施“对待”的主体与方式

   上面论述的三种理念,每一个都有支持它的合理理由。但是以不同的理念作为构建福利体系的指导思想,会产生非常不同的后果。不过,在“如何更好地对待弱势群体?”这一问题中,以它们任何一个作为解读“更好”的理念,都会涉及谁(即主体仅仅是国家,还是还有组织,个人,甚至目标群体中的成员自身?)来实施补偿以及如何(即补偿方式仅仅是基于税收的再分配,还是还有慈善,合作互惠?)实施补偿的问题。在福利体系中,国家是唯一主体(或绝对主导性主体)的情形,显然区别于国家是重要主体(或辅助性主体)的情形;并且,国家采取直接的补偿方式的情形,显然也区别于采取间接的补偿方式的情形。这两种区分结合在一起就产生四种不同的与国家相关的补偿方式,(1)国家主导直接方式,(2)国家主导间接方式,(3)国家辅助直接方式,(4)国家辅助间接方式。这些方式当然不是泾渭分明的,但是将它们等同的做法无助于清晰地阐释问题。为了避免误解也为了便于以下讨论,针对这四种方式,本文支持这种做法,即除了质上的限制外,同时引入量上的限制作为区分它们的必要条件:一是国家投入到任意一种方式中的税收资源总量是相同的[④];二是福利体系中国家税收资源总量与福利体系中所有资源总量的比例不大于某个值时,它的主导性身份便滑向辅助性身份;三是当国家用以救助弱势群体的直接性税收资源总量(比如金钱、食物、住所等)与其间接性税收资源总量(比如购买第三方组织服务目标群体的产品、项目等)的比例不大于某个值,它的补偿方式便由直接方式滑向间接方式。

   在这里,对每个补偿方式进行面面俱到的论述是不合适的。基于主题和篇幅的考虑,在本节以下部分,我将探讨支持或者相容于恰当理念的三种福利体系(它们是为了具体化恰当理念而被设计出来的),即“底线-迎合体系”,“保险-慈善体系”与“项目-互惠体系”。每种福利体系都涉及上面四种补偿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因为每个福利体系都比这四种补偿方式中任何一个都具有更高的抽象性。以下我将逐次探讨这三种福利体系。

   “底线-迎合体系”。在这个福利体系中,国家是唯一主体,维持福利体系的资源单纯地来源于强制性税收,其补偿方式近似于作为多样性的充分理念所允许的方式——根据现实情况而确定各种门槛并且允许一定浮动。这些门槛的确定,即所谓的“底线”。一定浮动所显示的灵活性,即所谓的“迎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个体系中,恰当理念在操作层面上完全等同于作为多样性的充分理念。这里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可以说明这点。一是,它们所依据的信息基础不同,二是它们接受“底线”(即门槛)和“迎合”(即浮动)的理由不同。第一方面原因见上一节的讨论,以下着重探讨第二方面原因。恰当理念接受“底线-迎合体系”的理由是出于现实复杂性的考察,比如因为现实社会并不存在纯粹的个人选择,因而在实际操作中,只能做到相对精确(而非绝对精确)地处理事态中的个人责任问题,这意味着它要确定各种类型的补偿的基准线或“底线”;“迎合”则是就基准线内容而言,它要求,在基准线允许的范围内,要适当考虑目标群体的需求,进而提供等价的多样化的补偿选项。与此不同,充分理念是一个比较性理念,它自身预设与之相对比的基准线或门槛,它的充分性体现在给予高于基准线的补偿份额;而“浮动”只是就基准线水平而言,它只要求高于基准线水平,既不要求考虑目标群体的需要,也不要求提供多样性的补偿选项。不过,“底线-迎合体系”,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是过于依赖国家作用而没有吸纳社会上的其他可利用性资源,二是没有充分地考虑到目标群体的多样性及其生活方式的流变性。

   “保险-慈善体系”。与“底线-迎合体系”不同,在这个体系中,国家,慈善企业,公益性组织,慈善人士,等,都是主体;相应地,维持福利体系的资源不再单纯依靠国家税收的支持。在这个体系中,国家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目标群体提供可自由选择的保险选项,二是为其它主体帮助目标群体提供相应的慈善网络,即各种渠道。因此在“保险-慈善体系”中,国家投入的资源需要按照某个比例把一部分用以维持提供给目标群体使用的保险选项系统,另一部分用以建立和完善提供给其它慈善主体使用的慈善网络。初看起来,与“底线-迎合体系”相比,在“保险-慈善体系”中的目标群体直接获取国家资源的平均份额相对较少,因为国家投入到福利体系的税收资源总额是固定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却可以获取慈善网络作为工具所增加的价值或资源,即来自其它主体提供的捐赠、资助和帮助(义工)等。

   国家提供的保险选项系统,其功能类似于“底线-迎合体系”所发挥的功能,即给目标群体提供各种保障;两者的区别在于,与后者相比,前者更合理地对待这类事实,即目标群体中的(至少部分)成员依然具有自主性,渴望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并能够行使这些自由。举例说明这一区别是有益的。

设想这样场景,A是目标群体中部分可责备的成员,现在他可以有两种可能的生活图景,一种是由“底线-迎合体系”提供,另一种是由保险选项系统提供(暂且不考虑慈善网络)。按照第一种图景,国家提供针对他这类成员的若干个的等价的选项组合,他可以从中选出一个组合作为国家对他的补偿。按照第二种图景,国家提供一个选项丰富的保险菜单(包括防护性选项、预防性选项等),这样,在他手里的购买劵(即国家按照相关程序发放给他的补偿金的等价票据)允许范围内,他可以自由购买令他满意的若干个选项作为国家对他的补偿。在第二种生活图景中,A不仅可以有保障地过他当下的生活,也可以有保障地(以购买相关保险的形式而获得的保障))选择去过他渴望的但有风险的那种生活,比如有登山活动的生活(因为如果他在登山时不小心摔断双腿,那么他此后的生活质量依然得到其先前购买的保险选项的保障)。与此不同,如果在第一种生活图景中发生同样的事情,那么A此后的生活质量只能由更低的补偿水平来保障。因为他的不幸是由他个人的选择造成的,因而他新增加的不幸(双腿残疾)不是按照原来的补偿水平,而是按照新的因而是更低的补偿水平(即针对完全可责备成员的补偿水平)来保障。在这两种图景中,当不幸发生时,保险性保障与针对完全可责备成员的保障,在物资层面上,何者更具丰裕,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这一判断看来是合理的,即如果A担心不幸发生时生活质量会由更低的补偿水平来保障是他不敢过有登山活动的生活的唯一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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