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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光: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

更新时间:2018-03-22 13:48:38
作者: 林晓光 (进入专栏)  

  

   战后以来,日本政府对外政策一直奉行三大原则,其中亚洲外交是重要内容之一,而东南亚国家又是其亚洲外交的重点之一。几十年来,日本政府凭借商品、设备、资金、技术的优势,向东南亚地区全面扩展势力,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并为走向政治大国积累了地缘意义上的经济——政治的实力基础。

  

   一、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外界的恢复与展开

  

   二战结束至20世紀50年代末,是日本与东南亚国家恢复关系的时期。随着《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重返国际社会,通过名为”赔偿”,实际上是商品——资本和劳务输出的经济形式,完成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战后处理”,与各国先后建立外交关系。按《旧金山和约》的规定,东南亚国家应放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而日本则应向东南亚各国给予经济补偿,可以用商品——劳务等形式支付。同时规定有关补偿的一切事项由当事过面对面地协商。而日本则坚持与东南亚国家1:1地谈判,使日本不致于单独面对所有这些国家的压力,而相对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1951—1959年,日本政府与东南亚地区的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南越等国先后签订补偿协议与和平条约,与东南亚国家在法律意义上结束战争状态,实现了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尽管东南亚国家提出了总额达300多亿美元的补偿要求,但日方在1:1的谈判中讨价还价,采取各个击破——达不成协议宁肯拖下去的谈判策略,使战后急于恢复经济的东南亚各国不得不一再降低要价,最终达成了对日本相当有利的补偿协议。日本以商品——劳务和资本等形式对东南亚国家的补偿,包括无偿援助和日元贷款,一共是17.286亿美元,其中无偿援助不足5亿美元,平均每年支付的金额不到当时日本每年工业产值的1%[1].这样轻微的补偿费,对于日本政府的财政没有构成任何负担,而日本商品和资本重新打入东南亚市场,却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具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1.战后日本失去了作为主要资源供应和商品市场的中国,除了美国的援助外,只有东南亚国家能够提供日本恢复经济所必需的——离日本最近的资源供应和海外市场。随着日本经济在50年代中期完成恢复工作,进入增长期,对海外资源和市场的需要也日益增长,东南亚国家作为市场对日本经济的意义也随之上升;2.通过补偿,日本国内滞销——国际竞争力不强的产品大量涌入东南亚地区,不仅使日货重新打入东南亚市场,而且使”通常贸易中出口较为困难的物资,国内滞销的货物——找到了销路”,既”有益于赔偿后的销路开拓”,“对于国内不况企业也无需特别救助措施”[2].因为日方出口的多为”钢铁——机械——有色金属——纺织品和人造丝”,“对促进国内竞争力不强的企业的发展,具有不小的效果”,从而挽救了大批濒于破产的日本企业。如:日本建筑业此前并无海外市场,“由于赔偿提供了机会,不仅打入东南亚,还远至非洲”。日本学者认为:”赔偿成为日本扩大出口的动力,提供了国内企业进入海外的机会,起到了开拓潜在市场的作用”[4]。同时经济补偿还具有“飞去来效应”,不仅”导致出口,也租金了原料的进口,带来双重效益”[5].即使是无偿援助和日元贷款。也是“以赔偿名义的投资,一旦受援国经济发展而成为日本的市场,投资也能收回”[6].因此,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第一个外交回合的结果,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真是利莫大焉;3.从地缘战略上看,日本在经济上重返东南亚地区,不仅为日本重新走向世界打开出路,而且奠定了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经济格局中,作为资金和技术的提供者的优势地位的基础,最终形成以日本为顶点的”金字塔”式的垂直型国际分工体系,并为日本在该地区扩大政治影响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然,由于日本的补偿把大量工业产品和成套设备输往东南亚,使东南亚国家得以满足国内对消费品和制成品的需求,并建立起以轻工产品和初加工制成品为主的工业生产体系,形成了以出口资源换取工业产品的经济运行机制,对东南亚各国战后恢复经济,重建基本工业体系,也有相当的促进作用。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经贸和政治上都迅速发展。日本借助补偿方式与东南亚国家重建经贸关系后,便以贸易——投资和援助”三位一体”的经济行为模式,大规模地进入东南亚地区。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经济势力已经进入东南亚地区的各个角落,并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地位。1、贸易。战后日本发展经济采取的”外向型出口替代”,是”贸易立国”的方针政策。日本前外相——著名经济学者大来佐五郎说:”战后经济的迅速增长仅仅是由于对外贸易的相应发展才得以实现的”[7].对于资源短缺——市场狭小——过于倚赖海外市场的日本来说,对外贸易是其通过合法途径,有效获取资源的唯一手段,是保障经济顺利发展的必要先决条件。但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结构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进口附加值较低的能源——原料和初级产品,向东南亚国家出口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形成了贸易的不均衡。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统计,60年代日本进口的天然橡胶的98%,锡的96%,椰制品的59%,麻制品的47%,铜矿石的37%,木材的32%,铁矾土的30%,镍的24%,石油的14%,均从东南亚地区进口。而在东南亚国家的进口中,日货占了30%以上,主要有汽车——家用电器——化工产品——钢材和机械等。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贸易依存度平均为20—30%,而印度尼西亚更高达41.9%,除了新加坡外,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第一贸易对象国都是日本[8];

  

   2、投资。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实际上是通过战后补偿的形式而实现的,无论是日元贷款,还是直接投资,都是日本资本的扩展。吉田茂首相对此直言不讳:”因为对方讨厌投资这个词,所以我们就用了投资这个提法。对我们而言,这完全是一种投资”[9].1951—1970年,日本对东盟五国(新加坡——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直接投资为4.91亿美元。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并不是很多。这是因为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之前,日本的外汇储备、贸易顺差并不大,国内经济发展较快吸引了大量资金,日本尚无雄厚的资金力量对东南亚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物质效果开始显现,日元迅速升值,日本对海外的资金供应能力大为提高,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也迅速增长。1972—1982年,日本对东盟五国的直接投资总计为101.66亿美元,10年的投资额是前20年的20多倍,占同期日本对外总投资额531.31亿美元的19.13%,居第一位[10].80年代日元持续升值,日本国内生产成本上升,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大批日本企业于是扩大对外投资,意图利用海外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而东盟国家政局相对稳定,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政府对外资给予优惠政策,交通——运输——通讯等基础设施较完备,投资环境较好,成为日资在海外的首选之地。日本企业纷纷投资东盟国家开办工厂。到1990年,日本企业开办的工厂遍及东南亚地区,其中泰国2000家,印尼1500家,马来2000家,菲律宾2000家,新加坡2000家[12].据日本大藏省统计,仅1987年,日本对亚洲投资48.6亿美元中,东盟国家就达15.24亿美元,占总额的31%[13].实际上不仅仅是1987年,东盟国家长期以来在日本对外投资中一直保持着这一比例,是日本对海外投资最多的地区。从投资结构看,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以制造业和资源开发为主。据日本大藏省统计,日本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中,制造业占34.8%,资源开发占52.2%,其它产业占13.1%[14].可见,日本企业对东南亚国家投资的目的,一是要确保资源的供应,二是要占领当地市场,三是利用当地劳动力的廉价和政府的优惠政策,以以价格低廉的产品向第三国销售,扩大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15]。

  

   当然,作为经贸行为是互利互惠的,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投资既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增长,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如:增加了就业机会,提供了劳动生产率,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优化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供了科技和管理的水平。但日资的大量涌入,必然对当地企业和民族资本构成猛烈的冲击,形成东南亚国家在资金上对日本的非对等相互依存,从而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外交和战略上,形成对日本极为有利的潜在力量和影响。

  

   3、援助。日本对东南亚各国的补偿中已包含有日元贷款和无偿援助,但那毕竟是以订立补偿协议的形式提供的,还不是正式的官方援助。到50年代中期,美国出于亚太地区战略的需要,将对外援助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促成“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形成。日本政府为在地区战略上配合美国,也为了在美国的保护下扩展自己的势力,开始向东南亚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以下简称ODA)。1953年,日本政府提出加入“新加坡计划”(1951年成立的西方国家对东南亚国家提供援助的多边组织),遭到欧洲国家的拒绝,后经美国斡旋始得加入。但这一组织为欧美国家控制,日本只是忝居后排的小伙计,并不能为日本扩大地区影响提供有效的渠道和机会,加上当时日本外汇储备不多,所以直到1957年6月,日本通过这一计划提供的ODA总共为10万英镑,占该计划总额的0.98%[16].于是日本谋求另起炉灶,提出结合美欧和日本的资金——技术,东南亚的资源,设立“东南亚开发基金”,基金总额5亿美元,其中美国2亿,欧洲2亿,日本1亿。美欧也许看透了日本的潜在意图,不愿为人作嫁,所以对此反应并不热烈。日本政府虽然按计划于1959年出资50亿日元(按当时360日元=1美元的汇率,约合1390亿美元),但终究未能以此作为对东南亚进行资金扩展的主渠道。随着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和国内资金储备的增加,日本政府通过对外援助扩大影响的意识日益强烈。把1958年版的《通商白皮书》命名为《经济核算做的现状与问题》,认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以国内经济的发展——对东南亚赔偿问题的解决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为背景,渐渐进入一个新阶段。”1958—1960年,日本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ODA分别为1.18亿美元,1.95亿美元,2.56亿美元,各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22%,0.34%,0.49%[17],虽然金额还不算多,但已明显呈不断增长的趋势。1960年日本政府制订了《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法》,1961年成立海外协力基金,1963年成立海外技术协力事业团,使日本的ODA具备了法律依据和专门的运作机构,最终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步入全面发展和大规模扩充的轨道。

  

从一开始,日本实施ODA的重心就放在了东南亚地区。1960—1978年,日本ODA总额为35亿美元,其中东盟五国占39.3%,从地区别看,位居第一;除新加坡外,所有东盟国家均在接受日元贷款最多的前十名之内;东盟国家所接受的外援中日援占1/3以上[18].随着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日本政府逐步调整了对东盟国家ODA的结构。60年代,主要面向基础设施和大型项目;70年代,重点支持农业——中小企业和人才培育;80年带,根据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先后减少和停止了无偿援助,使日元贷款成为日本对东盟国家援助的主要形式。日本的ODA从其动机和目的看,当然是要扩大日本资金的输出,为民间企业占领海外市场打开方便之门,通过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加强日本在地区战略格局中的优势地位。但在客观效果上,作为日本援助主体的日元贷款金额大——利率低——偿还期长,条件相当优惠,对东南亚国家完善基础设施——技术设备更新——培训科技人才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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