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林晓光: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

更新时间:2018-03-22 13:48:38
作者: 林晓光 (进入专栏)  
都有着无可置疑的促进作用。

  

   4、政治外交关系的发展。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虽然以经济为主,但经济关系的发展必然要求政治关系的加强,何况日本政府的经济外交本来就具有谋求政治效应的深远战略意图。因此双方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在逐步发展。1957年,刚上台的首相岸信介首访美国,再访东南亚,表明了日本外交的重点和次序,而且开创了直到80年代末日本历任首相上台之后出访次序安排的模式。在冷战时期,日本对东南亚的外交受到很大的制约。一是只能服从于美国的亚太地区战略,对美国的东南亚政策起配合——补充的作用;二是1967年东盟成立后,东南亚地区分成资本主义的东盟,社会主义的印度支那和闭关自守的缅甸撒大部分,使日本外交面临着价值理念和操作运行上的两难选择。日本外交从国家最基本的利益出发,采取了战略上追随美国,战术上就事论事,以东盟为中心,以经济关系为主体的策略方针,力图不动声色地扩大日本对该地区的影响。

  

   但历史教训使东盟国家对日本大举扩展势力深具戒心,尽管到1976年已有4位日本首相访问过东盟国家,东盟仍拒绝日方举行双方首脑会议的建议。1974年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东盟国家时,还遇到了空前的群众性反日示威活动。说明日本与东盟国家的政治外交关系远不如经济关系来得密切和稳定。1977年,日本福田首相出访东盟国家和缅甸,应邀出席了东盟国家首脑会议并发表了”福田主义三原则”:1——不做军事大国,为东南亚和世界的和平作贡献;2——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心心相印的信赖关系;3——通过与东盟国家的积极合作,建立与印支三国相互理解的关系,共同构筑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会后发表了日本—东盟宣言。标志着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日本外务省官员认为:这是战后首次向东南亚明确了我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明确化——原则化,说明日本外交力图从经济贸易扩展到政治安全领域,谋求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当然,日本的政治外交也是以经济外交作后盾的,福田此行与东盟国家签订了总额为1800亿日元(按当时267日元=1美元的汇率,约为7亿美元)的援助协议。日本媒体就此评论说:”心心相印的内里还是钱和物的援助”,对东南亚的外交”消除不了经济优先的痕迹”[19].

  

   20世纪7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使日本与东盟国家在政治安全上的合作有了较大的进展。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东盟国家面对越南的扩张主义,颇有唇亡齿寒之感,因而作出了强烈反应。一方面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越南的侵略行为,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斗争;另一方面积极争取西方国家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以加强抗衡越南扩张主义的力量,维护自身安全。日本为保障其途经东南亚地区的能源运输线的安全,采取了联合东盟,抗衡越南的方针政策。1981年和1983年,铃木首相和中曾根首相先后访问东盟国家,在发展经济关系的同时,强调从综合安全保障的战略高度,向对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有着重要意义的东盟国家和”纷争周边国”提供战略性援助[20].同时以积极的外交活动促使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1988年,竹下登首相邀请西哈努克亲王访日商讨解决柬问题的途径,又派外交官出访东南亚国家,为促使柬各方会谈而奔走斡旋。意在以大国外交的积极姿态,广泛参与地区事务,树立”和平推动者”的形象,加强在地区内的政治存在,为”政治大国”的国际地位打下地区性的基础。由于中曾根首相访美时提出日本在亚太地区要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要防卫”1000海里防卫圈”,使东盟国家”担心1000海里有多大,对本国的影响如何?”,因而”对日本的军事大国化抱有不安”[21].希望日本的地区作用主要保持在经济方面,适当地扩大到政治方面,但不要突出军事作用。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对于东南亚地区的外交政策,与东南亚国家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

  

   总之,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外交主要出于4个动因;1——获取丰富的自然资源;2——确保稳定的资本和商品市场;3——保障自中东和西亚而来的能源运输线的安全;4——建立和扩大对地区事务的政治影响,奠定作为世界大国的地区性战略基础。但由于历史而产生的特殊国情,以及东南亚地区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而分裂的现实,又使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追随美国的亚太地区战略,缺乏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和长远目标;2——在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上,滞后反应型的对策多,超前主动型的政策少,事件发生后的被动应付多,事件发生前的预防外交少;3——地区政策以东盟为中心,对印支国家开展的外交相对不足;4——以经贸开路,经济合作为主,政治影响和战略作用相对较小。

  

   二、20世纪末期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发展与转型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格局和亚太形势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化,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也进入了新阶段。

  

   由于柬埔寨问题已成为东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大障碍,所以日本政府力图以柬问题为突破点,通过积极的斡旋外交,为柬问题的政治解决作出努力和贡献,巩固与东盟国家的传统关系,发展与印支国家的新关系,以便重返印支地区,抢先占领这一市场,同时确保在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参与和战略地位。为此,日本针对柬各方和与柬问题有利益关系的各国,展开了积极主动的全方位外交。1990年2月,外务省亚洲局局长谷野和东南亚课课长河野分别访问越——柬——泰——中等国,进行秘密的穿梭外交。6月,海部首相分别致信西哈努克和洪森,实现了两人在东京的会谈,促使双方达成协议,成立柬全国最高委员会,使柬问题的和平解决有了重大进展。8月,自民党政调会长渡边率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了越、柬。10月,越南外长阮基石访日,会谈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一致表示要改善双边关系,致力于柬问题的和平解决。1991年,中山外相正式访问越南,是自1975年以来的首次,日方以恢复对越援助为条件,说服越南从柬撤军。日本媒体对这一阶段的积极外交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使“日本第一次登上为解决地区冲突而发挥政治作用的国际舞台”,标志日本外交“从地区和平后资金合作的传统方式,发展成为直接参与和平实现进程的大国志向型模式,从单纯经济援助转变为发挥政治影响”,是“以政治大国外交为地区和平作贡献”[22].国际舆论也对日本外交的进展给予肯定,认为:西——洪东京会谈”标志日本为解决地区争端而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政治作用的外交取得圆满成功。日本决心参与国际事务是显而易见的,它正以担任国际会谈东道主的方式来实现宿愿”[23]。

  

   正是由于积极的外交活动,日本担任了关于柬问题的巴黎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成为柬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为联柬机构和联合国维和部队提供了全部经费的1/4(位居第一),多次作为召集人主持国际援柬会议,共筹集资金25亿美元,并向柬排出了一支500多人的工兵大队。总之日本在柬问题的政治解决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几乎达到了其全部的外交目的,是日本开展大国外交的一次成功的范例,也为其今后在更多的国际事务中发挥政治作用提供了实践经验。越南从柬撤军,柬问题的和平解决,为日本以援助为先导——以经济为主体的重返印度支那开辟了道路。1993年,日本抢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之前,恢复对越援助,提供了500亿日元贷款,50亿日元无偿援助,又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多边援越计划提供了600亿日元资金,因此而当上了国际援越会议的主席,掌握了在援助越南问题上的的主动权,从而为进入越南市场争得先手之利。1993年,宫泽首相访问东南亚时,提出”印度支那开发构想”,试图利用日本的资金和技术优势,联合东盟国家作为”二传手”,抢占印度支那这一亚洲最后一个未充分开发的大市场,把印度支那”吸收进以东亚地区国民生产总值最多的日本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圈”[24].以便巩固东盟国家在经济上对日本的非对等依存关系,并把这一关系模式扩大到印支三国,从而建立日本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的优势地位,最终得以依托东南亚国家,展开面向世界的全球性大国外交。日本政府外交政策的导向,及其为经济行为提供的保障和各种日越经贸协议的签订,促使日本企业争先恐后地涌入印度支那。到1993年9月,在河内设立办事处的日本企业已有127家,另外还有几十家已提出申请。日越贸易1992年达到12.88亿美元,比1990年的7.79亿美元增长了60.48%[25].法国报纸对此评论说:”日本将很快凭借经济实力在整个印度支那树立威望”[26]。因此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对东南亚外交的突出特点是对东盟和印支各有侧重的”双轨制”。即:一方面以解决柬问题为突破点,打开印度支那的大门,以对越外交为重点,以经济援助为先导,以资金——技术为手段,大举进入印度支那地区;另一方面,利用东盟国家依靠外部力量解决地区内部事务的机会,扩大对东南亚地区事务的全面介入,经济上形成日本为首——东盟居次——印度支那第三的非水平地区内国际性产业分工,政治上为日本在东亚和亚太地区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打下基础。正如国际舆论所说: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将改变亚洲的政治平衡,日本在该地区的政治作用将大大加强”[27]。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加强了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攻势和政治影响。1993年1月,宫泽首相访问东南亚4国,在泰国首都曼谷发表了题为《亚太新时代与日本--东盟的合作》的演说,提出发展双方关系的四项原则:1——推进政治安全对话;2——坚持开放的自由经济;3——推进政治的民主化;4——合作支援印度支那。第一次把政治安全的对话与合作置于双方关系的首位,并加入了民主等西方价值观念的参数,反映出冷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发展趋势和突出特点。外务省官员认为:“这是自1977年’福田主义’发表以来,又一个对东南亚的综合政策”[28]。经济上,日本企业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继续快速增长。到1990年累计金额达243亿美元,比1985年的22亿美元增长了10倍之多。到1995年累计达619亿美元,又比1990年增长了154.73%[29].其中1994—1995年度对东盟国家的投资额分别为:印尼74.28亿,泰国25.6亿,马来西亚18.4亿,新加坡13.46亿,菲律宾9.48亿,分别比上一年增长73%,12%,147%,15%,566%[30].投资结构也有所变化,从早期的轻工业——加工业和资源开发,转向机械——电子——电机——化工等制造业。这对于对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如下正面作用:

  

   1、促进东盟国家产业结构的一体化。外资和技术——设备的引进,提高了东盟国家的整体工业化水平和产业内部的生产一体化程度。如电机生产实现了从设计——生产,到组装——检验的一条龙作业;纺织业建立了纺——织——染——整——缝连续作业的生产线;半导体业从切割——加工——装配——布线——测试——包装,直到销售,全部在同一企业内完成;从而加强了企业的集约经营程度和技术——资本的密集化。

  

2、促使东盟国家贸易结构优化。由出口原料——能源——初级产品,进口消费品——半成品,转为出口纺织——电子——电机——电器——机械等产品。与日本之间的垂直型贸易结构向互相进、出口同类同级产品的水平型贸易结构转化。据日本大藏省统计:1981—1990年,东盟国家对日制成品出口占日本制成品进口的比重从8.4%上升到23.9%;1993—1994年度,日本对东盟国家出口1140.92亿美元,进口552.4亿美元,其中从东盟国家进口的汽车——汽车配件——半导体——电器等产品分别比上一年度增长了3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896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