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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强:中国访民的理想型

——立基于韦伯社会行动理论的本土解释

更新时间:2018-03-22 13:44:41
作者: 刘正强  
“除了纯粹的集体访(比如因整个村庄的土地被征而导致的上访),抱团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将个体访转化为集体访,即召集家人、亲戚、朋友甚至花钱雇人来制造声势、施加压力;另一种是访民自发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尽管组织方式比较松散。”[33]“抱团”、“拼访”无疑可以降低长期信访的风险。

  

   4、“国际”战略  近几年来,在国家领导人的出访中常常有访民“随访”的影子,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在中国人的心理中,京城、朝廷、中央一脉相承,代表了“天命”和最终、最高的正义。[34]信访国际化的要害在于它对传统权威模式的突破——将“国际社会”确立为高于中央的外部权威,访民施压对象也转向“中央”本身。信访国际化一般有三条路径,一是向外媒报料以获报道;二是去外国驻华机构“告洋状”;三是真正走出国门,赴国外甚至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上访”。

  

   (二)价值合理性信访:意识形态及其变构

  

   韦伯认为价值合理性类型的行动比较罕见且以宗教活动为典型。这在中国有所不同:由于宗教相对式微,不是正式的制度,意识形态往往充当了价值合理性行动的依据,它是毋庸质疑的缺省的正确,是只知其然而无需问其所以然的行动理由。同其他三种类型相比,价值合理性信访的正当性理由最为充分和主流,访民立基于“政治正确”信念的行为祛除了功利考虑——或者说物质利益只是他们价值化了的信访行为的副产品,比如在一些“反腐”或者“要个说法”的背后可能顺带着利益诉求。

  

   1、意识形态的正当性 近现代以降,随着社会变迁、朝代更迭,中国人固有的主导价值体系不断受到冲击,但以意识形态整合社会的机制依旧。中共建政后至改革开放前,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建构、整合社会的手段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民众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定位,成为维持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更为百姓提供了长久的期许。韦伯曾提出过的三种权威来源之一的卡理斯玛权威,其超凡魅力在这个体系中更是空前绝后,[35]貌似十分癫狂的情感型行动,可能有着价值合理性的内核。这种威权政体的“政教”合一力度更强,自然也能为人们提供更坚实的行动根据。意识形态话语对作为政治上“正确”的信访活动有着直接的支撑和论证作用;而访民由于长期浸淫其中、耳濡目染,对这套话语非常熟悉,援引起来更是信手拈来、轻车熟路。

  

   2、意识形态的持久性  文革结束后,意识形态经历了重大转型,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也不断松动。不过,由于其本身的历史惯性,兼中国核心的政治构架维持如初,党——政——民这一基础性的政治格局依然如故,中共在向执政党转型中仍然注重保持社会动员能力,以新思想、新论断刷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由于继承了中国传统中的卡理斯玛权威,[36]并努力将其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共及其传统意识形态仍然构成访民价值合理性行动的主要来源。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以来,访民行动的理论支点也与时俱进,但举凡法治、反腐、中国梦、“打老虎”等基本无出其右,仍与意识形态相关或被意识形态化。

  

   3、意识形态的延展性  一般说来,访民的价值合理性行动往往基于对道德、理想、信念等社会主流价值的认同而生发。由于作为治国方略的法治的普适性不断彰显,它本身也常常被意识形态化,成为人们支撑自己行动的依据。价值合理性行动的出发点在于“社会性”,具有一定的公益、公共与利他性质,并常常由工具合理性行为转化而来:“一些访民长年累月上访后,对最初的上访缘由逐步淡化,甚至抛到一边,转而开始‘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将自身的问题赋予了广泛的政治色彩,从‘政治高度’上解释自己的信访事项,越来越具有泛政治化的倾向。”[37]

  

   (三)情感性信访:疯癫与文明的当下

  

   诚如前面的分析,在中国人的情理法结构中,“情”往往居于核心位置,甚至广义上的情(人之常情)构成人们行动的正当性理由。在情感性信访行动中,各种情感性的心理与精神状态是支撑当事人信访的主要动因,外观相似的信访行动,既可能是经过理性化了的深思熟虑,也可能是因为咽不下一口气而为之。即使这些诉求以非情感性的面目出现,情感性信访的性质仍是不变的。普通的信访行为如果掺杂了情感的因素,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形同火上浇油。但情不是独立的,在情背后依然有理性、道德等因素的支撑——韦伯虽然认为情感是个人的心理活动,但他仍然倡导在社会层面上对此做理论分析。毕竟一个人由情感而信访仍然是广义文化的产物,是情感与尊严、利益等的结合。

  

   1、情感性信访的社会土壤 何以情感性信访在当今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这与社会总体结构密切相关。在一个社会转型和急剧变迁的时代,由于现代化的挤压尤其是物欲对人的袭扰,人的心灵很难得以舒展;而社会失范、社会矛盾、社会不公等也会不断地对人的心理造成折磨甚至扭曲,使得暴戾、怨恨、抑郁等情感不断释放出来。大众情感燃点的不断降低及网络的持续助推,刺激着社会的敏感神经,情感性信访就是这种情绪与信访制度相结合的产物。由于信访制度对信访人总体上秉持有理推定的原则,不可能对信访事由与当事人进行过滤,遂使信访成为这类访民的心理与精神宣泄渠道。

  

   2、情感性信访的个人特质 情感性信访者在自身精神、心理等方面存在着不完全认知,偏执是他们的共有特征,这属于个体无理性,一些信访钉子户之所以爱较真、认死理,往往是由他们独特的人格特质决定的。偏执型人格一般无碍,但其一旦与信访制度碰撞则可能导致意外后果,易于释放极端情绪乃至失常行动,当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心理障碍或者神经质就可能会转化为精神疾病。[38]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完全的精神失常,许多人在精神上偏执和妄想的同时,借访谋利生财的念头依然清晰,理性与疯癫混杂在一起。

  

   3、情感性信访的治理误区 在改革开放前甚至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保有着“专制权力”[39]作为社会治理的兜底性机制,情感性信访必然会受到抑制。但在倡行法治、保障民生、弘扬人本的社会环境下,国家缺乏对纯粹情感性信访的阻却手段,导致这类信访快速滋长。更令人忧虑的是,官方常常以治理谋利性信访的思路来治理情感性信访,即以压制与收买两端人为将情感问题利益化、矛盾化,这在拉高信访治理成本的同时,并没有使情感性信访得以缓解。而民众对情感性信访的理解也具有某种情感化、情绪化的色彩,如孙东东曾因为对老上访户“99%以上精神有问题”的言论而招致轩然大波[40]。

  

   (四)传统性信访:作为一种“政治记忆”

  

   传统性信访大体上是情感性与社会性的结合。不过,同其他三类行动相比,传统性信访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访民为何、因何而行动。韦伯所谓的“传统性行动”类似于集体无意识下的行动,即毋需后天学习、不假思索的行动。但集体无意识这个概念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它本身难以上升到经验层面,尤其是考虑到中华文化的复杂特质,其对中国人行动的理解与解释尚需拓展。

  

   1、传统行动与集体无意识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们精神生活中的意识部分只代表了人格的外在方面,而深不可测的无意识则包含了种种隐秘的力量,这些最本质的部分乃是人类行为真正的内力,属于人的心理结构中更深的层次。荣格则进一步把无意识区分为个体无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两个层次,集体无意识作为深藏在人类头脑中一种不由自主的精神活动,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族群成员心理上的沉淀,而相应的社会结构则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柱。其实,韦伯对“传统性行动”的解释也语焉不详,在他关于社会行动的理想型的设想中,传统性行动未经理性思考,其理性的浓度庶几为零。但纯粹无理性的行动似乎匪夷所思,除非是本能性的行为,人类要从自己的行动中完全驱逐理性又怎么可能,尤其是对于精神异常者,又何来自主性的社会行动?

  

   2、信访作为一种“政治记忆” 韦伯是在高度抽象和概略的意义上使用传统性行动这一概念的,他假设在人们的惯习中并没有理性的成分,这是失之偏颇的。一些典型的传统性行动如婚丧嫁娶的各种礼仪、基于交通规则的驾驶行为等是通过根深蒂固的习惯作出的。在这些礼仪和规训的背后,不可能没有当事人的理性思考,只不过这种行动已内化到人们心灵的深处,大家习焉不察罢了。在现实语境下,传统性信访“实质上是中国人特殊文化心理的外显,尤其是人们政治惯习的集中展现”,“作为一项根源于群众路线的政治辅助制度,藉由政治时代的不断‘植入’,信访已成为中国人深沉的政治记忆。”[41]传统性信访可以理解为在政治记忆被激活后所导致的行动。

  

   3、传统性信访的“政治正确” 在韦伯看来,传统性行动迟早要被工具理性行动所取代——法律等现代制度就可以看作是对这类行动的克服。但一些似应过气的风俗习惯,却每每在后来的制度文化中得以传承——传统性信访就是一个注脚:中共倡导的群众路线、公仆理念等常常与传统残存的皇恩意识、清官情结等形成亲和与叠加,致使民众对于执政党和政府的角色期待更是有增无减,有困难找党找政府成为民众的集体无意识与不假思索的行动。因而,尽管作为“理性”对应物的制度设置不断完善,而与此在表面上相冲突、对立的传统性信访机制却屡屡被激活与唤起,并没有式微的迹象。

  

   五、中国政治变迁如何型塑访民行为

  

   在中国访民的理性结构中,意识形态向来是具有支配性的力量:在以意识形态统合为特征的新中国政治架构中,国家拥有成熟的逐级动员体系,“通过‘共意’形成了集体行动框架,形(型)塑了民众的认知、情感和意识”,“使社会动员既能够由上层推始,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基层的响应和贯彻”[42]——尤其是在文革时期,信访制度与大鸣、大放、大批判、大字报等“四大民主”实际上就是这种社会动员的制度与非制度化形式。对于现实中林林总总的信访行动与理想型的差异,需要我们立基于本土立场,从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实际出发,在韦伯理解社会学理论的观照下给出一个概略性的理解。

  

   (一)原初设计:作为大众民主实践样态的信访

  

新中国成立后,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下,新的政权实现了以强大的意识形态统领为主导的社会整合。随着国家机器的逐步健全,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应当逐步建立在官僚制的常规机制之上,但这有着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如何防范科层制的僵化、保守及回应性不足的问题,不惟中国、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的一个难题。”[43]从建政伊始,毛泽东就对官僚体系抱有深深的警惕,试图建构一条可以直通民意的制度装置,使底层民众可以直接触摸国家权力。奠基于群众路线、人民民主等中共执政伦理的信访制度就是破解此困境的一个有意无意的创造,并同毛泽东的卡理斯玛效应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相对滞后情况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政治参与方式。作为最贴近弱势群体的一项“草根”制度,信访成为底层民众非制度化的发声装置与表达渠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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