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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西方中心主义”的本体论批判

——关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前提性批判

更新时间:2018-03-21 20:06:38
作者: 叶险明 (进入专栏)  
“我族中心主义”在世界上哪个民族(和多民族的国家)都普遍存在,西方各民族也不例外。“我族中心主义”只是表明一个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偏好或盲目的优越感(即便是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拒斥也是这种偏好的一种表现),而“西方中心主义”则是以“普遍的名义”强调:西方文明完全是其内部发展的产物,西方发明和创造的近现代文明世界,西方社会发展模式是唯一先进的社会发展模式(供世界其他民族模仿的模式[⑥])。可见,“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历史观或历史哲学,而“我族中心主义”则不是。笔者以为,把“西方中心主义”与“我族中心主义”加以区分,旨在从方法论角度避免在相关研究中的一种错误倾向,即不明确“西方中心主义”是何种意义上的存在,故导致或是否定“西方中心主义”的存在,或是认为“西方中心主义”无所不在。

   当然,如上所述,不能否认的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西方的“非理性、不健康的我族中心主义”与作为一种历史观的“西方中心主义”间也存在着转化关系,但这种转化关系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历史哲学的产生[⑦];在世界历史中形成了西方对非西方的一定交往“优势”,也就是说西方对非西方的不平等交往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世界历史中占据统治地位(以工业革命为标志)。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在这三个条件没有出现以前,西方的““非理性、不健康的我族中心主义”不可能导致历史观层面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生[⑧]。不过,即便在历史观层面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产生后,也不能把西方的“非理性、不健康的我族中心主义”简单地等同于“西方中心主义”。在这里,具体的历史的科学分析是绝对必要的。

   在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本体论批判中,还必须在方法论上正确把握“西方中心主义”与其由以产生的现实基础的关系。如果对这方面的问题有模糊的认识,那么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过程中仍然会出现方法论上的混乱。

   如上所述,从“现实的历史”角度看,“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历史观,是以东西方不平等交往关系的一定发展程度为前提的,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历史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一种错误的方法论辩护,是对西方近代以来在世界历史中的领先地位的扭曲反映。但“领先地位”和“不平等交往”本身并不等于“西方中心主义”,否则,近现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史了。笔者以为,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没有西方国家率先跨入近现代文明,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由此形成的东西方的不平等交往,就不可能有“西方中心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气候”。另一方面,后者毕竟只是对前者的一种扭曲的反映,其基本特征是:或把“领先地位”及其所造就的“不平等关系”血缘化和地理化;或把形成“领先地位”及其所造就的“不平等关系”绝对化(即“制造”出其他民族国家必须亦步亦趋追随的轨迹);或把“领先地位”及其所造就的“不平等关系”永恒化,从而把西方的“优势”转化为探讨一切问题的认识框架和话语表述的核心要素。这样一来,在“西方中心主义”那里,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领先地位”由以形成的世界历史性基础,以及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区在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包括在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领先地位”形成中的作用)[⑨],就被消弭于无形之中了。或许正是由于没有在方法论上搞清楚上述这两者间的联系和区别,学界有些人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和拒斥误认为不承认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领先地位及其影响[⑩],否认向西方国家先进的方面学习;有些人则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等同于否定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作用和影响。

   这里先说第一种观点。目前学界存在着一种关于对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感到忧虑的倾向,可具体表述为:欧洲文明的影响超过了以往世界历史任何一个文明中心的影响,真正成为“世界性”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政治文明和社会管理、在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和历史观等方面。所以,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在世界历史中的领先地及其影响首先还得予以充分的肯定,这既符合历史事实,对于顺利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也是有利的。笔者以为,这种担忧倾向的本身说明了学界在相关研究中所存在的方法和指向方面的混乱。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与承认西方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形成的领先地位及其影响,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问题;拒斥“西方中心主义”与学习西方先进的方面,同样也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问题。

   其区别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科学批判的功能之一就在于从哲学方法论层面上揭露“西方中心主义”对“领先地位及其影响”的扭曲及其实质,而认可“领先地位及其影响”则是对正确把握近代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拒斥“西方中心主义”也就是拒斥一种错误的历史观,而向西方国家先进的方面学习则旨在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问题的“指向”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在“西方中心主义”视野中,西方国家的“领先地位”是不可超越,你只有模仿的“份”。而模仿者只能是追随者。不仅如此,没有西方国家的“全力帮助”,你连模仿都难。更为“过分”是,你的模仿,还必须以创设“西方社会环境”为前提。因为,在“西方中心主义”看来,东方的落后国家根本就没有社会进步的基础,这种基础只有靠西方国家的帮助来“打造”。其联系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科学批判和拒斥,不仅会揭开笼罩“领先地位及其影响”上迷雾,以全面、正确地认识“领先地位及其影响”,而且有助于校正落后国家向西方国家学习的方式和路径,使其真正在“学习”中“崛起”、“发展”和“超越”,而不是在“学习”中迷茫、左右摇摆和衰落。这种“学习”内含着“创造性转换”,而绝不等于全盘照搬,更不等于还要创设“西方社会环境”。

   可见,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批判与认可西方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形成的领先地位及其影响,拒斥“西方中心主义”与学习西方先进的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能正确把握它们间的区别,也就不能正确把握它们间的联系。

   再说第二种观点。这种观点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与对否定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相对落后国家的作用和影响混淆起来。例如,我国学界不少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长期以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三种模式,即“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和“帝国主义”,都属于“西方中心主义”[11]。其根据是:这三种模式都认定,中国社会内部没有现代化动力,这种动力只能从外部输入,即必须从西方输入。应当承认,这三种模式的确是长期以来西方学界研究西方国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落后国家关系的主要思路,而且,自从它们传入中国思想文化界后,也逐渐成为学人相关研究的主流思路,虽然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就相继有国内外学者对这三种模式提出质疑。不过,在笔者看来,虽然上述这三种模式的确有“西方中心主义”之嫌,但如果把这三种模式所涉及的三种类型的关系,即“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和“帝国主义”类型的关系给否定掉了,抑或说把这三种类型的关系也等同于“西方中心主义”,那么就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另一种“中心主义”。

   首先,近代以来,在中西方复杂的交往中,确实存在着“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和“帝国主义”类型的关系。这是由当时中国在世界历史结构中所处的相对落后的地位决定的,同时也是由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可以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所遇到的严重困境,无不与这三种类型的关系有直接的关联。因此,如果把这三种类型的关系作为“西方中心主义”简单否定了,那么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曲折发展就不好解释了。其二,不能把“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和“帝国主义”这三种类型的关系简单化和绝对化。这里所说的“简单化”和“绝对化”是指: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化及其原因都归结于这三种类型的关系。实际上,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是复杂的,有其内在的动因和规律,而这种内在动因和规律绝非是这三种类型的关系所能涵盖得了的。进而言之,只有把握了这种内在动因和规律,才能摆正上述三种类型关系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位置。例如,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冲击”的性质、程度及其所产生的效应,中国“回应”的性质、程度及其所产生的效应,等等,这些问题是仅“冲击—回应”模式本身回答不了的。不仅如此,在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中国,我们也要对“冲击”的范围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沿海和交通发达地区受“冲击”的程度较大,而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则很少甚至没有遭受到“冲击”,故不能一概而论。

   笔者以为,在认识近代以来中西方关系的过程中,“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是:把“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和“帝国主义”这三种类型的关系简单化和绝对化,无视中国内部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应该看到,长期以来,国内学界的确存在着把这三种类型的关系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把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对中国的影响视为无足轻重,否则就会产生出另一种“中心主义”。进而言之,我们不能因“西方中心主义”把“冲击—回应”、“传统—近代”和“帝国主义”简单化和绝对化,就把这三种类型的关系本身等同于“西方中心主义”,否则,就会在相关研究中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不恰当地强调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性,无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从方法论上看,把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结构独特性绝对化,也是一种带有浓厚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心主义”。实际上,把任何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独特性都是相对的[12]。特别是自近代以来,任何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独特性都越来越被世界历史所规定,越来越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可以认为,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未来发展道路,是单独由这个民族原有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独特性决定的。

   由上可见,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有科学和非科学之分。其主要表现之一是:前者全面、正确地把握了“西方中心主义”与其由以产生的现实基础的关系,故能够切入“西方中心主义”的要害;而后者则把“西方中心主义”与其由以产生的现实基础混淆起来,故在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中给自己设置了种种“陷阱”。下文笔者将进一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由于在方法论上把“西方中心主义”与其由以产生的现实基础混淆起来,把“西方中心主义”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对东方落后国家的作用和影响相等同,学界不少人没有把“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心”与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加以区分,故自觉或不自觉地给当代世界史的研究设置了种种障碍。

   学界有种发问:难道近代国际社会不是形成于西方?近代以来的国际社会发展不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吗?这不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吗?第一、二发问的确有道理,近代国际社会的确滥觞于西方,近以来的国际社会发展也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如果不承认这两个事实,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演变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就难以解释。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西法亭、考茨基、列宁和卢森堡等,还是后来的“依附论”和“现代世界体系论”,都从不同的侧面论及到了。但认可上述这两个事实,是否就等于在逻辑上承认了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是按“西方中心主义”描述的轨迹发展的呢?这的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中的一个难题。

笔者以为,这里需要在方法论上搞清楚一个问题,即“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心”与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的区别问题。“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心”是历史观层面的“中心”,而这种“中心”是不会改变的(否则就不是“西方中心主义”了);而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则是会变化的。“近代以来的国际社会发展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这一论断中的“中心”,是从历史事实层面上认定的“中心”。虽然,近代以来的国际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发展是“西方中心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现实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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