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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儒学能复兴吗?

更新时间:2018-03-21 19:52:03
作者: 韩东屏  

  

   摘要:时下,一场儒学复兴运动正在成势。对儒学复兴可有多种理解,如果是指让儒学重新成为社会主导理论,则大为可疑。因为传统儒学与现代学术相比,必须仍有比较优势才会有如此意义复兴的可能性。可只要解剖儒学一下就会知道,儒学无论是在其基本原理层面,还是在其经世致用层面,都已呈落伍之状,仅其中的某些具体见解还有一定的当代价值。儒学整体上的全面落伍不仅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也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由认识论、方法论、社会历史和文化报答力方面的原因共同构成的,因而儒学的衰落乃是不可规避之事,要想复兴绝无可能。即便儒学试图在与当代显学对话、交流的基础上,通过改造自身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也仍然会无济于事。因为不抛弃原理的改造难以有效,而抛弃原理的改造结果将不再是儒学。所以,儒学在现代,无论如何都无法复兴,更遑论重新成为社会主导理论。

  

   关键词:儒学、原理、经世致用理论、文化工具论、比较优势。

  

   自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于1985年走访大陆宣讲儒学的现代价值及其“第三期发展”前景之后,那股最初(1958年)起自海外华人的“复兴儒学”思潮,也在中国大陆逐渐成势,并在近些年经由学界与各种社会力量联合,通过公共传媒及讲堂、讲座、办班、办学等方式推广至全社会,以至成为了一场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现实性的儒学复兴运动。

  

   儒学的复兴运动是以当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理论为先导的,这套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儒学复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诸多言说论证,同时还设计出了一些复兴儒学的具体实施方案和现实路径。

  

   我认为,如果儒学复兴是指要让学界对儒学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乃至由此使儒学重新成为当代学派之一,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可能性的;如果儒学复兴是指让被大众冷落已久的儒家经典重新得到国人的普遍关注与了解,成为一种普遍读物,也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可能性的。但是,唯独当儒学复兴是指要让儒学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的主导性理论或主流理论——实际上,这也正是儒学复兴真心所最想达到的终极目的——则是大有疑问的。

  

   按照我所构造的文化工具论,所有人类的创造力果实都属于文化。而人类之所以要创造种类无比繁多的文化,全都是为了满足人本身的需求,因而文化就是用于满足人之需求的工具,其基本功能就是服务于人的需求。由于人的需求多种多样,用于满足人需求的文化之物也多种多样,并因它们分别满足的是人的不同需求,而又各自分别具有了不同的特殊功能。[①]学说作为人类的创造物亦即文化之物的一种,自然也是用于满足人的需求的工具,其特殊功能在于能够满足人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需求,成为人的相关实践的理论指导。

  

   古往今来,无论中外,先后产生并积累起来的学说都已经很多,并且这一趋势仍在继续,永远也不会停止。这一情况表明,学说作为满足人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之需求的理论工具,不仅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而且是越到后来则越多。那么,当今之世的人们,面对如此众多的学说类工具,究竟该选择其中的哪一种来作为自己实践的指导理论呢?答案自然只能是选择其中最为先进的那套理论。而儒学要想复兴,必须在与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既有学说——既包括传统的也包括现代的,既包括国内的也包括国外的——相比之后,仍显优势才行。可是,它会具有这样的比较优势吗?

  

   这里所说的儒学,是指传统儒学,即由孔子开创,在汉武帝时取得独尊地位,在辛亥革命后结束独尊地位的儒家学说。其代表人物,除了孔子,还有孟子、董仲舒、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康有为等。荀子通常也被作为儒家代表人物,但其实他只是在师承关系上属于孔门后人,而从其基本理论观点和对孟子的明确非议看,与孔孟之道已大相径庭,可称独成一派并后继乏人的“荀学”。不过,后面我们将看到,即便本文姑且还是将荀子作为儒家看待,也不会对儒学的整体评价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传统儒学作为事关人文社会的学说,与整个中国传统学术一样,没有具体学科的划分,都是人文社会诸领域的问题混在一起言说的大一统式论述。以现在的学科分类标准看,儒学在内容构成上基本属于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也差不多都是哲学问题。虽然其中也有关于经世致用领域问题的论述,即政治领域问题的论述,也因总是从价值维度或伦理维度出发而实质上属于政治哲学或政治伦理学,而不是属于政治学。有鉴于此,以下有关儒学是否在今天仍然具有比较优势的分析评价,将分别从儒学的这两个层面展开,即哲学原理层面和应用理论层面。

  

   一、关于儒学原理的评析

  

   当今学界普遍共识:完整的哲学原理由三个部分的基本理论组成,这就是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那么,基本上属于哲学的儒学在原理方面的情况是怎样的,有无其至今尚存的比较优势?

  

   1、儒学本体论。

  

   可以确认,没有不涉及任何存在者的纯粹本体论,只有关于某个存在者的本体论。据此理解,从哲学史上看,哲学在基本层面,存在过三种本体论,即关于自然的本体论、关于社会的本体论和关于人本身的本体论。

  

   自然本体论需要回答大自然及其万事万物的来源、性质、结构、演化、规律等问题。就此,儒学的回答先后有:以“天”或“天道”为本体的解说(孔子、孟子、董仲舒)、以“太虚-气”为本体的解说(张载)、以“无极-太极”为本体的解说(周敦颐)、以“理-性”为本体的解说(二程)、以“理-气”为本体的解说(朱熹、罗钦顺、王廷相)、以“仁心”为本体的解说(陆九渊、王阳明)和以“仁-元气”为本体的解说(康有为)。

  

   儒学这些不断变异的自然本体论,在解释力上,虽然可说不输西方历史同期的各种自然本体论,但它们本质上都属于缺乏事实根据的主观想象和纯粹思辨,远不如当代以经验实证为基础的科学解释,则是不争之事。具体说来,儒学的各种自然本体论,在大自然的起源问题上,明显不如宇宙学的宇宙大爆炸理论的解释;在最小物质结构的问题上,明显不如高能物理学的物质结构理论的解释;在自然万物演化及规律问题上,明显不如天体物理学的物质演化理论和现代生物学的生物进化理论的解释。当然,这些都还算不上是儒学的“丑事”,因为西方传统哲学的自然本体论,也同样是明显不如当代的科学解释。

  

   只是当代哲学已经意识到了,在自然本体论方面,哲学的思辨性解说再也不可能胜过科学的经验实证性解说,于是也就彻底放弃了对自然本体论的言说,不再建构自己的新的自然本体论。这就是说,儒学今后不论有什么样的发展,也无法在自然本体论方面超过在今天已经形成了范式理论的常规自然科学的解释。

  

   社会本体论需要回答人类社会的来源、性质、结构、演化及其规律等问题。由于“社会”作为术语是在西学东渐的近代才被引入中国,因而整个中国传统学术都没有以“社会”为关键词的专门论述,儒学自然也是如此。退一步讲,即便不以“社会”这个术语为衡量标准,而是从实质内容方面考察,儒学也没有多少关于社会的理论建树。

  

   首先,儒学关于社会的起源和性质的论述甚少,仅荀子有所论及。他认为,人之所以“能群”,也就是有社会,在于“分”,即会按礼义规则将人们分为不同的上下职分和尊卑等级。所以,社会的起源就是“明分使群”,[②]而社会的性质就是“有分”。荀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能对社会有这样的观点还是很不简单的,也应属于当时的先进理论,可是以现在的眼光看,则不仅粗陋,而且错误。因为这种人们“有分”的社会,只是原始社会之后的时代才有的社会。

  

   其次,在社会的结构问题上,儒学同样缺乏专门论述,更没有系统理论,仅有直观经验层面的“身-家-国-天下”的简单划分及其“家国一体”、“家国同构”之类的类比性言说。

  

   最后,在社会历史的演化及其规律问题上,儒学的专门论述也十分贫乏,仅有“三世说”的解释。此说出自汉代成书的儒家典籍《春秋公羊传》,认为人类社会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环节顺次演化的过程。但此说提出后,历代大儒均无附议,直到晚清时的康有为才重新拾起加以运用发挥,将人类社会历史解释为从“文教未明”的“尚君主”的乱世,到“渐有文教”的“尚君民共主”的“升平世”即小康社会,最后进入“文教齐备”的“尚民主”的“太平世”即“大同世界”的过程。[③]不论是用“乱平”还是用“文教”、“君民”来划分历史和说明社会演变,都很肤浅、粗糙,不过是依据某些表面现象做出的简单总结,不仅还没有触及到社会演变的内在原因及动力机制,而且也与社会历史的整个实际过程不相符合。

  

   与之相对,现代学术已有了专门研究社会的学科,即社会学、人类社会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这些,并且也已经形成了诸多各有特色的理论与流派。可以说,它们中的每一种理论,都要比儒学对社会的研究显得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同时在观点、道理上也显得更为可信。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起源问题上,有恩格斯关于劳动在使猿变成人的过程中同时也产生了社会的解释;在社会性质问题上,有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就是社会的解释;在社会结构问题上,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进行解释;在社会演变问题上,是以社会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进行解释。

  

   人类本体论需要回答人的来源、本性、本质等问题。

  

   可以确认,儒学完全没有关于人的来源的研究和论述。这一缺点虽说不比以往西方神学的“上帝造人说”更差,但肯定与现代人类学的人类起源说存在云泥之别。

  

   在人性或人的本性问题上,儒学正统是人性本善的观点。这个观点由孔子的“天生德于予”[④]和孟子的“四端说”奠基,[⑤]最后发展至《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的明确宣示。荀子与其他所有儒者不同,对人性持“性恶论”的解释。只是由于后继乏人,始终未成主流。不过,即便成为主流也不能在此为儒学张目。因为以今天的人性研究结果看,不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是偏颇之说。正确的观点是:自利是人的本性,没有善恶可言,仅仅属于客观事实:所谓善恶则均出现在人的行为层面。[⑥]至于董仲舒的“人性三品说”和韩愈的“人性三等说”,由于在人的本性层面,就将人先天地分成了上中下三种不同的贵贱等级,更是偏离事实,乏善可陈,充满阶级偏见,无疑是在为等级制的合理性构筑人性根据。

  

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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