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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钊:个人自由和它的边界

更新时间:2018-03-20 19:39:56
作者: 理钊  

   思想自由的最大敌人,或者说是思想自由的边界,其实来自于个人自己,即已经植入的观念已成为自己思想的基点或原点,并以此去作出自己人生的选择与决定,而自己却浑然不觉,还以为自己是一个自由之体。所以,对于思想自由的边界,完全决定于个人自己。

  

   第二,言论自由的边界。与思想自由相比,它的边界相对就较为明显的了。因为言说的自由一旦启动起来,就不能像思想自由那样无拘无束,它有一个任何人不可逾越的边界。这个边界总的原则是:不可侵犯、妨碍、阻制他人的自由。因为到这个时候,个人的自由就进入了社会层面,与他人的自由发生关系了。

  

   严复在《<群己权界论>凡例》中说:“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他还举亚里士多德的话:“吾爱吾师柏拉图,胜于余物,然吾爱真理,胜于吾师。”在谈到言说的自由时,密尔认为,其言论即使是主张暴力,只要不是对着特定人群的煽动,而是在公共领域里发表,也是应该允许的。这里,就暗含着一个言论的前提,也就是言论的边界。

  

   当然,从宏大的方面讲,这也正如严复所言:“总之自由云者,乃自由于为善,非自由于为恶。特争自由界域之时,必谓为恶,亦可自由,其自由的分量,乃为圆足。”意思是在言说上,即便是“为恶的言说”,只要不是对于具体的对象教唆,也是允许的。严复的观点是:“思想言论,修己者所严也,而非治人者所当问也。”面对公众的言说,只有自律,没有他律。

  

   这是在理论上进行讨论。真正落实到现实生活中,言论自由的边界,与理论上的差距非常大。它深深地受着来自于宗教、道德、政治等一些方面的各种限制。所以,言说的自由,也就一直处于人类争取的努力之中。

  

   第三、行动自由的边界。所谓行动的自由,便是个人在社会中有着明确目标或目的,具有明确的具体行为对象,且行为对象可见、可感、可知具体行为。所以,这个行动自由的“自由度”就更小一些,其边界也就更加小一些,人的行动的自由领域也就更小。所谓个人的自由以不能触犯他人之自由为界域,主要也是针对个人的行动自由而言。因为惟有行动,更能触动他人的自由。

  

   对于自由的边界问题,按照康德的道德理论,当然也有一个“自律”的问题。外部对于个人自由所划定的边界,算是“他律”,而自己给自己订出来的准则,就是自律。

  

   对于行动自由的边界,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道德良俗的边界。这里所说的道德良俗,不是某一学派的,也不是某一个社会体或组织的,而是人类发展中,为自身的健康繁衍、共享秩序而进化、演进出来的通行的规则。比如成年人不能欺压弱小、男人要尊重妇女,人要讲诚实、信用等。这个道德良俗是人类共通的、共守的规范,正如密尔所说,是不证自明的真确的理念,是共认的真理。

  

   当然,这个边界是较为宽泛的,因为道德是一种体现在践行上的品德,而不是天天挂在嘴上的华丽的高头讲章,尊与不尊,守与不守,全在于自己,所以也是一种自律的边界,但也是个人行动自由最低的根本底线。道德虽有他律性,但缺少强制力。

  

   第二个是法治的边界。在法治社会中,有一个针对个人的、通行共认的最高准则,即法无禁止皆可为。这也是个人自由与法治社会的关系,是个人自由在法治社会的法定边界,即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当然,这个准则后面还有一句话,即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一点针对的是政府,是对政府行动的限制。因为,从理论上讲,政府的权力是由个人让渡的权力所组成的,即个人为自身安全和利益,为了做一些个人不能做、做不了的事,只好把原本属于自己权力的一部分,或者说个人自由中的一部分,转移出来,授权给政府去行使,比如制止社会犯罪的权力,设立军事力量保护族群的权力等。因为这是个人让渡出来的,所以必须小心地看管,不能让其越界愈规,把没有让渡的部分,也让其悄悄地拿去了,所以必须有一个这样的准则:没有授权不可为,使其成为一个有限的政府。以此来看,这也还是涉及个人行动自由的一部分。

  

   可这个为个人划定边界的法律又是什么呢?有一个说法是,法律是个人与众人签订的契约。它产生的程序是所有个人经过共商,并由多数同意了规则。从个人自由角度上讲,这种方式会出现托克维尔所说的“多数的暴政”,那个由多数所同意的规则,对没有同意它的少数是一种侵犯。所以,民主制度中又有一条铁律,即尽可能地保护少数。所谓法治的办界,是有强制力的边界。

  

   第三个边界是契约的边界。在道德和法治之中,仍然存有道德和法治或照顾不到的领域,或者说有它们不便、不能照顾之处,比如商品交易领域,在这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边界,就是他们相互之间协商订立的契约约定的地方。当然,这里需要诚实信用,也需要法治的裁判等。但这些,相对双方的协定,只起辅助的作用。

  

   三、传统文化视角下对于个人自由的审视

  

   蔡元培先生在1910年曾出版过一本《中国伦理学史》,对中国儒、墨、农、法、道等各家学说的伦理观点,一一提要评论。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部研究“国学”的书。可读过之后,我最先想到的是王小波先生在《我看国学》中的一段话:“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虽然没有很钻进去,但我也怕钻进去就爬不出来。如果说,这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主要部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再加上后来的阴阳五行。”之所以想到这句话,是因为我觉得王小波对于“国学”的概括是准确的,“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也就是蔡元培先生所说的伦理学。

  

   蔡先生说,中国的事情皆以儒家之伦理为大宗,一切精神科学,悉以伦理学为范围:为政以德,孝治天下,乃将政治学置之于伦理;国民修其孝悌忠信,可使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为置军事学于伦理;攻击异教,恒以无父无君为辞,即置宗教学于伦理;评定诗辞,恒以载道述德,眷怀君父为优点,又纳美学于伦理。所以,他说,伦理学乃中国惟一发达之学术。由此观之,这个伦理学于中国,差不多对国民的生活是全覆盖了的。

  

   在这里说些的意思,是说从自由这角度来考察,中国的文化史上虽然没有自由的概念、理论和讨论,但是有“个人自由”的意识的。中国的思想家、哲学家,其实是对个人自由有着深刻的认识的。他们知道,更明白“人生而自由”这个天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形成于先秦时期的诸家学说,不论是立足于功利主义,还是奠基于道德主义的,他们的立论路向,或者说是指向,都是直指个人自由这根本,都是企图把个人自由纳入到其设计的规范之中。从逻辑上讲,他们的那些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隐蔽的大前提之下的,就是人生而自由,而且对这个生而俱来的自由,不加约束与限制的话,社会将会失序。也许有人会说,道家的老庄是主张“无为”的,这不就是在激活人的自由么?这只能说,在诸家学派之中,老庄之学对于自由的约束,相比其他诸家,尤其是儒、法稍小一些,但也不完全是在为自由背书,比如老子的“弃圣绝智”论,推论下去,也是反自由的。

  

   如此说来,就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自由观念,还没有萌芽,就被那个“人际关系学”给全面压制下去了。尽管个人自由是人之本性,但在后来的历史中,治人者借助这些学说,是一代又一代地对个人自由进行持续的压制,丝毫不给它成长的空间。结合上面所讨论的“人为何要有自由”,也就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本质,使得中国虽有二千余的文明史,却是一个几近于停滞的文明的根本原因。

  

   从这一个角度出发,我想,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应该是个体的觉醒,沉睡在传统文化的觉醒。早期的时候,有人提出要睁开眼睛看世界。我想,仅有睁眼看世界还是不够的,还要睁开眼睛看“国学”,从中看到自己是如何消失的,并从中找回自己的存在,从中觉醒过来,并从这个觉醒中走向个人自由。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如果要计算四十年间我们所得到的最大进步,不是我们的经济体量到了世界第二的位置,而是个人身份的确立,个人意识的觉醒,以至个人自由的萌芽。这可以从我们现实生活的经验仔细地体会。我想,这也是中国复兴的根本,也是我们为何要把“自由”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的目的所在。

  

   2018年2月24日一稿

   2月27日修定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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