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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扬 尹媛萍:新时期头十年关于中国近代史诸问题的理论再思考(上)

更新时间:2018-03-20 17:48:11
作者: 王也扬 (进入专栏)   尹媛萍  
或中国的原始积累不是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的分离,而是更归于结合的过程,那末,就不可能用自耕农的增多及其分化和永佃制的扩大来解答太平天国革命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兴起的课题。”林增平还认为,“永佃制并不是在长江中下游各省普遍地实行和扩大,而只是在部分地区有所发展。在实行永佃制的地区,情况也有很大差别。有的地区,佃户确曾借助永佃权不同程度地遏制了地主的贪得无厌的剥削,有的地区,则永佃权反成了地主豪强加重盘剥的手段。因此,似乎不宜不加区别地说永佃制‘使地主与佃农之间土地依附关系遭到破坏’,笼统地作出‘永佃制成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有力工具’的评价。”“更需要提出,即使是在农民利用永佃制使地主的贪欲遭到压抑,感到‘深受其制’的地区,也缺乏确凿可靠的史实足以说明,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是因此而转向投资新式企业的。”[⑥]

  

   在摈弃政治性抬捧之后,对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不管是肯定的多些还是否定的多些,研究者们开始尝试用一种客观历史发展和联系的观点来看问题了。刘大年说:“太平天国是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前进,我以为从直接的结果来看,很难找到它推动生产力前进的有说服力的论据。它的重要意义是很明显的。它把广大分散的人民反抗斗争集中起来,对封建宗法社会的全部权力、秩序加以扫荡,极大地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崩溃,此其一。它对外国侵略者展开大规模武装斗争,打破了西方资产阶级迅速把中国殖民地化的企图,此其二。太平天国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比过去许多次农民战争发展得更高些,对于后来的人民群众斗争具有显著影响,此其三。但这些都不属于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内容。如果我们的眼光看得远一点,情形就不一样了。把太平天国放在中国整个民主主义革命,即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过程中加以考察,把它看做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有重要意义的一步,有了它,然后才出现义和团运劫、辛亥革命,而后才有五四运动,而后才有新民主主义各个阶段的斗争,而后才有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而后才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大发展,就可以说它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前进。”[⑦]章开沅也同意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中的重要环节。他说,太平天国的主要历史功勋并不在于建设新制度,而是在于破坏旧制度,破坏旧制度就是为新制度的产生开辟道路。尽管“反满”(“讨胡”)不是太平天国农民战歌的主旋律,但是太平军以国内战争的形式公开而广泛地声讨满洲贵族统治的罪恶,并在所到之处扫荡其各级官僚机构。清王朝虽然借助外国侵略者的援助扑灭了农民战争的烈火,但是它再也不能恢复原有的相对稳定的政治态势,“外重内轻”已成必然的趋向。如果说,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主要受益者是各地诸侯,那么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受益者则是地主阶级的地方实力派。湘军、淮军的崛起及各派洋务集团的产生,都说明封建专制主义“大一统”的局面已经暗藏着分崩离析的危机。[⑧]

  

   关于洋务运动研究  “文革”结束之后的十年间,洋务运动研究的进展,有两波。一波是那些曾经认为洋务运动是把中国引向半殖民地的反动运动的学者,开始承认其也有积极历史作用的一面。如牟安世对他在《洋务运动》一书的结论提出修改补充,说原来的结论“缺乏客观上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即清政府通过这一运动,建立了机器局,使用机器进行生产,出现了‘一个完全的技术变革’,并且产生了无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因而在中国近代史当时的现代化问题上迈出了第一步”。[⑨]胡绳的新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对洋务运动做了专节论述,说洋务派办的军事工业“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民用企业“带有较多的资本主义性质”,从举办军事工业转到“求富”的民用企业“是一个进步的趋势”。这些看法较之他过去的观点显然有了变化。[⑩]夏东元也不再以洋务派执行的政治路线作为评价洋务运动的出发点,说“不能完全用政治上的革命与反动来评价经济上的前进与倒退”,他通过考察洋务运动中变革思想的发展,认为“它是符合时代潮流的”。[11]黄逸峰、姜铎则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上发表论文《重评洋务运动》,进一步重申他们在“文革”前的观点,认为应该“全面评价洋务运动”,既承认它“是一个反动的运动”,又不能就“到此为止”,“因为洋务运动毕竟在中国近代史上长达三十五年的时期内,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在中国大地上首先办起了一批中国人自己的军民用企业,揭开了封建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它兴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煤矿,第一个近代钢铁厂,第一个近代织呢厂,第一个近代纺纱厂和织布厂等等。这是洋务运动客观存在的另一面,也是评价洋务运动不能一笔抹煞的一面。”

  

   然而,思想解放大潮中的学者们,已经不满足于上述这样的认识水平,这便形成了洋务运动研究的另一波。徐泰来撰文表示不同意黄逸峰、姜铎对洋务运动“主要方面”否定,“次要方面”肯定的评价,他认为“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它是独立的封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期历史的必然表现。它揭开了封建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它与封建顽固势力的斗争,实际上是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还是阻碍这种发展的斗争。它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反映了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也反映了新兴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同走向没落、垂死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封建主义的束缚,外国资本主义的钳制,这个运动又带有封建性、买办性,它与封建顽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不彻底不坚决,往往以妥协、失败而告终,它在某些方面还限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严重地限制了运动取得更多的成就。”[12]

  

   正面地肯定洋务运动,把它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梯来考察的领军学者,是李时岳和胡滨。李时岳(1928—1996),福建长汀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汕头大学副校长;胡滨(1927—1996),江西樟树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教于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李、胡二人提出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代表中国近代历史进步潮流的概念,其影响很大。1980年《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李时岳的论文《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文章说:“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中国前进的几段重要历程。长期以来,从‘批判剥削阶级’的原则出发,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观念:办洋务就是买办化、卖国主义;搞维新无非是妥协、改良主义;干革命也不正确,因为是资产阶级的,必须 ‘立足于批’。先验的原则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研究工作只能在固定的框框内弥缝补苴。稍许出格,‘歌颂帝王将相’、‘为改良主义涂脂抹粉’、‘为资产阶级争历史地位’等等罪名即随之而来,从而扼杀了学术民主,也就禁锢了科学前进的脚步。拨乱反正,必须从实际出发,打破框框,重新进行认真地探索,广泛展开自由的讨论。”作者指出:

  

   中国是以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被强制拉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落后使中国挨了打。当欧洲出现资本主义曙光的时候,中国仍然沉睡在封建主义的漫漫长夜里,封建统治者枉自尊大,固步自封,闭目塞听,闭关自守,造成了对世界的愚昧无知。鸦片战争前,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一些人,他们提倡通经致用,揭露政治危机,讲求兴利除弊。这些有识之士,被称为改革派。但是,他们的改革主张仍然拘囿于古老的圣经贤传,并不能适应正在酝酿着巨大变化的中外形势。终于鸦片战争爆发了,堂堂天朝上国竟被不知从何而来的外夷小丑打得惨败。旷古未闻的奇耻大辱促使人们发愤图强。改革派开始认识了在当时世界潮流下改革的主要方向:“师夷长技以制夷”。不过,改革派人单力薄,在权贵的压抑下不能有所作为。鸦片战争后,封建统治阶级仍然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昏昏然不思振作。“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只不过成为一种珍贵的思想资料在历史文库里闪闪发光。

  

   紧接着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广大农民奋起用武器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昏聩,打乱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全国规模的阶级大搏斗,使得地主阶级改革派也投入了镇压农民战争的反革命行列。林则徐死于前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的途中。魏源在江苏高邮举办团练,抵抗太平天国。他们的后继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流纷纷崛起,成为农民战争最厉害的敌人。

  

   历史于是出现了转折。

  

   农民战争打击了腐朽的权贵势力,给予地主阶级改革派掌握权柄的机会。掌握了权柄的改革派镇压了农民战争,成为新的权贵。新权贵们懂得“师夷长技”的必要,洋务运动于是发轫。旧权贵势力没有铲除,于是发生了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洋务运动蹒跚跛行。洪仁玕向西方学习的方案《资政新篇》,尽管得到了洪秀全批准,但在太平天国只是一纸空文,而恰恰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们却将《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如兴办近代工业、矿业、铁路、航运、电讯等等付诸实施。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矛盾、迂回的。\r

  

   正是在洋务派主持下,中国拥有了第一批机器生产的兵工厂、造船厂、纺织厂、钢铁厂以及煤、铁矿场,创办了第一个轮船公司,铺设了第一条铁路、电线,建立了第一支海军舰队,开设了第一批外语、科技学校,派遣了第一批留美、留欧学生,翻译了第一批科技书籍,出现了第一代科技人才和在本国厂矿里的产业工人,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里一些地主、官僚、商人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所有这些,至少在客观上使封建坚冰出现了裂口,从而为开通资本主义的航道准备了某些必要的条件。

  

   李文认为:“一八四0年到一九一九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前一阶段孕育着后一阶段的因素,前后紧相连接。前一阶段的运动尚未结束,后一阶段的运动业已萌发;后一阶段的运动已经开始,前一阶段的运动尚留尾声,前后交错。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不久,李时岳与胡滨又合写了《论洋务运动》一文,对“四个阶段”(后来史学界习惯称为“四个阶梯”)说,做了补充性阐述。他们表示不认同中国近代史是以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一方,以人民群众为一方,循着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向前发展的观点。他们认为“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洋务运动虽然不属于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反抗运动,但它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不可逆转的方向”。在洋务运动之前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遭到洋务派的镇压,二者从阶级关系来说是对立的,但又存在曲折的联系。正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使洋务派得以“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现”。从这方面来看,洋务运动可以说是“农民战争的副产品”,“曲折地反映了农民的伟大历史作用”。至于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关系,他们认为,早期维新思想家实际上属于地主阶级改革派或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实际就是洋务思想。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维新派才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因此,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13]

  

另一位颇有声望的近代史学者陈旭麓也表示了与李、胡相近似的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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