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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触类旁通 深入发掘——如何做到读书得间

更新时间:2018-03-19 22:12:45
作者: 周勋初  
这一著作当时发生过很大影响,也为日后他在柳宗元研究中的领军地位奠定了基础。

   这里可以用来比较的另一本著作是孙昌武著《柳宗元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柳宗元大辞典》上介绍:“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部全面详细介绍和评论柳宗元,影响较大的长篇著作。”此书亦负时誉。书出不久,就得到了一些日本学者的重视,随后接受京都大学等单位邀请,前往讲学,均可看出这一著作的影响之大。

   这两本著作,内容相近,在前后两个历史阶段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从学术水平来看,可以说是互有高低,但二者在处理宗教问题上却大有出入。

   按照上述《大辞典》中的说法,前者是一本“致力于文学创作,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的论著”,“书中材料翔实,但也存在着扬柳抑韩的倾向”。后者则已转为重点论证“坚持理论斗争、崇信佛教”、“统合儒释”了。比较之下,自然要以后者的描述和对柳文的定位更为接近事实。翻阅柳《集》,就可以看到柳宗元前后结交了很多宗教界的朋友,为他们撰写碑铭,讲了很多好话,那又怎么可以说是坚持“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的呢?孙著于此作了深入的探讨,帮助读者打开眼界,自然更能获得好评。

   由此可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施偏颇的方针政策,也就是戕害一代学人,误导几代读者。吴、孙二人的思辨能力都很高,但前者在著作中留下了遗憾,后者则摆脱了错误的理论羁绊,日后也就取得了许多新的成就。我们对此只能用时代局限作解释,吴著的不足非其过也,时代之故也。

   这一问题,在更上一代人中并不存在。陈寅恪以宗教为新的视角,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史领域中不断开拓,引领学术界走上新路。他对唐代文士的研究,也卓有建树。例如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的附论《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内纵论韩愈与白居易的宗教信仰,云是“鄙意昌黎之思想信仰,足称始终一贯,独于服硫磺事,则宁信其有,以与唐代士大夫阶级风习至相符会故也。乐天于炼丹烧药问题,行为言语之相矛盾,亦可依此解释。但白、韩二公尚有可注意之点,即韩公排斥佛道,而白公则外虽信佛,内实奉道是。韩于排佛老之思想始终一致,白于信奉老学,在其炼服丹药最后绝望以前,亦始终一致。明乎此,然后可以言乐天之思想矣”。这种新见,也是立足于宗教研究而得以提出的。

   陈氏对白居易思想的分析,可谓导夫先路,可惜其后横遭压抑,难见嗣响,中断了二三十年之后始有人延续。陈氏据此还曾作出推导,云是“唐代士大夫之风习”均如此,则是可以帮助后人了解唐代上层人士的风貌,也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寅恪还写下了《论韩愈》一文,列举六个重要方面,说明韩愈在文化史上的重要贡献。这是与日后学术界愈演愈烈的扬柳抑韩之风截然背违的。经历过历史的一大反复,证明陈氏之说更近乎事实。

   陈氏文中指明韩愈以反佛著称,也反对道教,这些地方实与政治问题有关,然而韩愈在日常生活中实与佛、道二教中人多所交往。前述白居易的研究文字中就提到了韩愈服食硫磺之事。从中可知,唐代文人的思想极为复杂,不是单取一种视角就能说明问题的。历史的教训给后人敲响了警钟,研究古典文学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态度。

   我在上一世纪80年代为研究生讲授“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时,曾经编有一篇讲义,取名《通才达识,迥出意表》,副标题《读陈寅恪〈论韩愈〉》,导言中说到:“事物之间的联系,充满着辩证的关系。有些事物之间,看似绝无关系,甚至还有相互排斥的情况,但若细加考察,则仍可以发现彼此之间有其内在联系。人们观察事物时,如果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那就只能人云亦云,在低层次上作些论述;但若能发掘出事物之间潜在着的深层联系,并能深入地加以阐发,最后取得大家的公认,这类文字才有可能被人认为具有发人之所未发的创见。显然,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学养,培养敏锐的感受力与观察力,有所发现,有所创辟,有所建树。”这种意见也曾得到他人的赞同。韩愈在佛、道方面貌似矛盾的复杂态度,就可说明上述道理。

   后起的一些研究佛教文学的学者沿此道路向前开拓,取得了很多新的成就。陈允吉先后写下了《“牛鬼蛇神”与中唐韩孟卢李诗的荒幻意象》、《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韩愈的诗与佛经偈颂》、《韩愈〈南山诗〉与密宗曼荼罗画》等文,均曾得到学术界的好评。陈氏后将这些论文编入《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一书内,上海古籍出版社列入“中华学术丛书”,亦可觇知其成就之丰硕。

   我对宗教问题很重视,也有兴趣,颇欲于此下些工夫,以收触类旁通之效。只是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环境大变,种种事务纷至沓来,实在抽不出多少时间阅读宗教方面的典籍,这对我来说只能引为憾事。因此,我虽在无法回避无法推脱的情况下,也留下一些相关文字,但自知底子太薄,不敢多说,更不敢乱说。

   我也知道,人的一生精力有限,不能想到什么就学什么。尽管我一直追求多闻博识,只是限于条件,限于才力,只能陷于寡闻浅识。尽管我也写下了《魏晋南北朝科技发展对文学的影响》等文,想从各种社会现象的交会中发现新的问题,但能力有限,只能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表示一下努力的方向而已。所喜者,有些愿望已有学生一辈在完成。张伯伟著《禅与诗学》,曹虹著《慧远评传》,高华平著《凡俗与神圣》,在佛教与文学的问题上都有开拓;吴正岚著《金圣叹评传》,论证传主的新见时以为受到了华严宗的影响,把研究的层次提升了一步,说明他们都已具备跨学科研究的能力。王青著《汉朝的本土宗教与神话》,赵益著《六朝南方神仙道教与文学》,都对道教与文学的关系作了新的探索,凡此均有新意。赵益还应中华书局之邀,整理了道教中的经典著作《真诰》一书,列入《道教典籍选刊》,也是颇为不易的事。

   如何做到读书得间,结合具体的人来说,实际情况却是千差万别,难以一端论。自知秉性驽钝,是否可以说是曾经“得间”,或者达到什么程度,都不敢自信,还应听取学界的公论。反正我在前面已经再三说过,这里只是介绍个人治学中的一些感受,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历,是耶非耶,任人评说,一得之愚,仅供参考而已。

  

   本文为周勋初先生治学经验谈系列之十,选自周勋初先生《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凤凰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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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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