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伟:楝亭旧事:张伯驹、启功、周汝昌与《楝亭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7 次 更新时间:2018-03-19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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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树伟  

上次来恭王府,已是两年前的事了。这次忙里偷闲,又匆匆赶来,为了看“启功旧藏影本题跋暨碑帖展”。回想两年前,恭王府举办周汝昌文献展时,曾展出不少周汝昌收藏的碑帖、信札,也有《红楼梦新证》(下称《新证》)的手稿,琳琅满目。而今年,又恰逢周汝昌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冥冥中,某些说不清的东西似乎在时空交错中互相牵引、映照,不时就会邂逅。是书法,还是《红楼梦》,或兼而有之,我自己也不清楚,更说不明白。但我知道,的确有一件实在的东西,曾把周汝昌与启功联系起来,那就是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下称国图)的四卷《楝亭图》(典藏号:14762)。

说起《楝亭图》,但凡读过《红楼梦》、了解一点曹雪芹家世的朋友,大概都清楚。曹寅的父亲曹玺,在江宁织造任时,曾植楝树于庭,树大成荫,便筑亭其下,公暇则读书、课子其中。康熙二十三年(1684)夏,曹玺病逝。曹寅来到金陵,见旧亭坍圮,追念旧德,遂为之重修,以曹玺所植楝树扶疏其旁,名曰楝亭。而后,请黄瓒、张淑、禹之鼎、沈宗敬等人绘《楝亭图》,遍征题咏,蔚成大观。

清乾隆以后,对这四卷《楝亭图》的命名,颇为混乱。考卷中题跋,卷二戴本孝跋云“因出示荔翁老先生《楝亭图》册”,秦松龄跋云“题《楝亭图》”,卷三王鸿绪跋云“试展《楝亭图》,难以绘事量”。可见当时题跋诸人,皆称其为“楝亭图”,并无异名。此后,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下称《书画录》)著录为“国朝恽南田诸名贤楝亭诗画卷”,吴大澂《辛酉日记》称其为“楝亭十图卷”,张伯驹在各卷卷端附纸题签作“楝亭图”,启功称“楝亭图咏卷”。晚近各家,对这四卷图的著录、命名,异称纷出。后来的研究者,又多从启功说,称其为“《楝亭图咏》”。尽管《楝亭图》曾由册页改成卷子,各家题咏先后次序也可能有过调整,但对它的命名,我觉得仍应因其旧称——《楝亭图》。

四卷《楝亭图》,图有十幅,第一、二、三卷,各有三幅,第四卷一幅。绘图、题咏者,凡五十七人(亦有绘图兼题咏者),多名重一时。绘图者有宫廷画师(如禹之鼎),有博鸿之士(如严绳孙),也有布衣、隐士(如戴本孝、恽寿平、陆漻等)。题咏者有满族贵胄(如成德),也有明遗民(如王方岐、陈恭尹等),更多的是文坛巨擘(如王士禛、姜宸英等),也有尚未考清身份、生平未详的(如黄瓒、袁瑝),足见当时征咏盛况。

《楝亭图》曾是张伯驹的旧藏,在张伯驹之前,这四卷《楝亭图》藏在何处,因相关材料读得比较少,还不是特别清楚。要往远了追,能追到陆时化(1714-1779)。据其《书画录》,知道他确曾亲见过《楝亭图》的某些部分,这些都比较详细地著录在《书画录》中。关于这些书画的来源,陆时化在序里也只说了个大概,多为“故家旧俗、高僧韵士”所藏。至于当时《楝亭图》藏在谁家,并未详细说明。

四卷《楝亭图》,聚集时贤五十余人。对曹家来讲,《楝亭图》已成一种情感象征,不啻传家之宝。如果不是特殊原因,《楝亭图》应不会轻易从曹家流出。邓之诚在《〈枣窗闲笔〉跋》中曾提到一个线索:

据缪荃孙藕香簃别抄稿本云:曹寅,字子清,号荔轩。刻《楝亭十二种》,绘《楝亭图》,遍征题咏。父玺,字完璧,康熙十七年,以工部侍郎典江宁织造,筑楝亭。及寅典苏州织造,筑怀楝堂以志慕,后亦调江宁。按此图后归内府,岂由抄没耶?

文末按语,为邓之诚所加。虽称“此图后归内府”,却未举出证据,怀疑是曹家被抄所致。

据吴大澂(1835-1902)《辛酉日记》,咸丰十一年(1861),他曾在上海见到过《楝亭图》:

二月二十七日,晴。韩维乔表兄来。午后,周存伯、徐辛谷来,即同戴礼庭至周存伯公馆,见畲春帆,复偕诸公至秦谊亭公馆。候翁叔均(大年)不值,见《楝亭图》卷三轴,题咏极多,皆国初鸿博诸名人、一时杰构,惜忽忽展观一过,不得细读。

三月二十一日,晴。郁子梅续娶,余往贺喜。午后归。从翁叔均借观楝亭十图卷,手橅一帧。

二十二日,晴。为三弟临《楝亭图》一帧于扇头。唐辛生来。薄暮,至南香花桥三叔寓中,闻外舅自江北来沪,寓太平街德隆栈,余往谒,不值,遂归。

吴大澂在上海秦谊亭公馆所见《楝亭图》为三卷,且为完整的“十图”。此前,苏州博物馆李军先生见告,李福尺牍中也提及曾见《楝亭图》三卷,装一匣(此条材料未见)。由这两处“三卷”记载可知,《楝亭图》颇有可能曾以三卷流传,重装为四卷,大概是比较晚的事了。

据《书画录》著录,陆时化当时所见,其中有禹之鼎绘图,且迻录了禹之鼎的跋文(“偶读楝亭诗画册……”)。今所见《楝亭图》第一、四卷,各有禹之鼎绘图一幅。有禹氏跋文的一幅,在第四卷,与《书画录》相合。尤侗《楝亭赋》也见于第四卷,其余图、诗,都在第三卷。由此可知,当时陆时化见到了现在的第三卷(无何炯题咏),也见到了第四卷的部分内容,没有见到第一、二卷。

奇怪的是,《书画录》著录王士禛题诗的尺寸为“长九尺零二分”。今所见第三卷,确有王士禛题五律一首,此诗收进了《带经堂集》,题作《楝亭诗曹工部索赋》。第三卷王士禛的这首五律,尺寸明显比第四卷尤侗的《楝亭赋》短很多。“长九尺零二分”,应是著录有误。

张伯驹旧藏四卷《楝亭图》,经赵万里入藏国图后的几十年中,很少有人能再看到原件。不久前,李军先生见告,最近,其中的一卷《楝亭图》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也很早就听说,中华书局有影印出版这四卷《楝亭图》的计划,时间过去了很久,却迟迟未见。

研究曹雪芹家世,这四卷《楝亭图》是非常重要的材料。几年前,与胡文彬先生聊天,谈及《楝亭图》时,先生还特别嘱咐,留意卷中的黄瓒、袁瑝。惭愧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仍未寻得半点有关二人的材料。等我看到完整的四卷《楝亭图》,也是很晚的事情了。

去年,忙完课业,忽想起黄一农教授在文章里谈到《楝亭图》时,说曾在国图看过其中的一卷。因为特殊的研究需求,我需要目验、核对四卷《楝亭图》上的旧纸折痕,以考订其重装问题。于是,我决定去国图善本室碰碰运气。虽然多次提出调阅原件的申请,可能因我年齿尚幼,资历尚浅,根本没有资格目验这四卷宝贝。很遗憾,最终也没能见到庐山真面。

让我稍稍感到宽慰的是,在国图善本室见到了完整的四卷《楝亭图》高清照片。在善本室的电脑上,颠来倒去,反复看这四卷《楝亭图》的照片,考察卷子形制、比勘题咏文字、辨识人物印章、摹写十幅《楝亭图》,断断续续竟耗去近一周时间,才把最基础的工作完成。

细审各卷钤印,有几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首先,张伯驹的“京兆”(阳文葫芦形印)、“丛碧”(阴文方印)、“张伯驹印”(阴文方印)等印章,皆钤于各卷卷末连接旧纸的装裱衔接处。其次,张伯驹的题跋、识语所在纸张,纸色颇新,与康熙年间诸家题咏所在旧纸有明显区别。最后,较诸家题咏所在各纸,张跋所在纸张,其高略长。由以上三点来看,《楝亭图》各卷卷末所附长纸似是张伯驹新附、重裱。

周汝昌看到这四卷《楝亭图》时,是1948年,张伯驹在燕京大学中文系二楼举办展览。展出的藏品,其中就有《楝亭图》。那时,周汝昌正致力于搜集有关曹雪芹家世的资料。正因为此次展览,张、周二先生因《楝亭图》相识相知。后来,也是因为周先生将四卷《楝亭图》中的题咏录入《新证》,其内容才广为人知。

启功也曾写过一篇《记〈楝亭图咏〉卷》,收在《启功丛稿(题跋卷)》里。启功能看到《楝亭图》,且将题咏录副一册,也是因为张伯驹。比勘《新证》所录与《楝亭图》原件,发现《新证》所录文字,与《楝亭图》原件并不一致。周汝昌写作《新证》,采录题咏时,并非据《楝亭图》原件。他所据的,正是启功的录副册子。

据周汝昌回忆,其同学孙铮受张伯驹委托,曾持来启功的录副册。“打开看时,果是启先生手迹,一色小字正书,略带一点儿行书笔致,也不太多。我就欣喜兴奋地录入了我的《证石头记》稿(即后来改名的《红楼梦新证》)。正刚(引者按:孙铮,字正刚)说,张先生愿将此手钞册见赠。我听了深为感动,但念这不太合宜,有‘贪得’之嫌,就托正刚又奉还了张先生。但此册究竟下落如何?早不可问矣。现在想来,当时不敢径领惠赐之高谊,是个‘错误’,如在我手,也许尚可幸存。”(《北斗京华》,中华书局,2007年,296、297页)可见,当时这件录副册在张伯驹手中。大概是启功录副完成后,一并将此录副册送给了张伯驹。

去年,取《新证》所录,与四卷《楝亭图》中的题咏逐一校过,排出了其中的异文:

第一卷  成德《曹司空手植楝树记》“此即司空公之甘棠也”,《新证》脱“公”字。王方岐题咏“春晖暧嘉树”之“暧”,《新证》作“暖”。吴文源题咏“半璧江南荫大贤”之“璧”,《新证》作“壁”。方嵩年题咏“讵料继组者”之“讵”,《新证》作“孰”。林子卿题咏“只为曾霑谯国泪”之“霑”,《新证》作“沾”。

第二卷  戴本孝题咏落款作“鹰阿山樵戴本孝”,《新证》作“鹰阿山樵戴书”。姜宸英题咏“故工部侍郎完□曹公以康熙初年出苏州督理府事”,“□”字处,原件空白,《新证》作“璧”。“知其亭而不能记其亭之所以名也”,《新证》作“知其亭而不知其亭之所以名也”。“销亡”之“销”,《新证》作“消”。毛奇龄题咏“再来举浣见文官”之“浣”,《新证》作“院”。杜濬题咏“道长在根柯”之“在”,《新证》作“右”。金依尧题咏“召伯棠”之“伯”,《新证》作“公”。吴农祥题咏“官阁攀条频怅望”,“频怅望”三字,《新证》作“飞彩凤”。

第三卷  程义题咏“玕琅满眼如雪”,原件“雪”字右边有三点,末补“屑”字,《新证》作“玕琅满眼如霏屑”。何炯题咏“□清阴于杰构”,因原件此处残损,“□”字仅存右上一角,难以辨识,《新证》也以“□”标出。“贻百世之孙子兮”之“孙子”,《新证》作“子孙”。

第四卷  尤侗题咏,《新证》引《艮斋倦稿》卷五所收《楝亭赋》,且与录副册作了对比。“爰构草亭”,《新证》引《艮斋倦稿》作“爰筑”。“像依依于杨柳”,《新证》引《艮斋倦稿》作“象依依于绿柳”。此两条,《新证》皆出校。另有未出校者,如“孝子啜其泣矣”之“其”,《新证》作“以”。“罗君通之墓庐”之“君”,《新证》作“居”。冯经世题咏“拜命吴门缵业新”之“命”字,《新证》作“业”。

周汝昌录完以后,就将启功那册录副题咏奉还了张伯驹,不知这个录副册子是否尚存天壤间。如果失去了这个册子,以上异文的来龙去脉,恐怕再也无从稽考了。

四卷《楝亭图》,上钤“廙轩”印,凡十二处。十二方“廙轩”印,散在各卷,皆在图画或题咏旧纸:第一卷两方(一在禹之鼎绘图左下角;一在成德《曹司空手植楝树记》题咏右下角),第二卷三方(一在沈宗敬绘图左下角;一在姜宸英题咏右下角;一在毛奇龄题咏右下角),第三卷六方(一在严绳孙绘图左下角;一在恽南田绘图左下角;一在徐乾学题咏右下角;一在韩菼题咏右下角;一在宋荦题咏右下角;一在王士禛题咏左下角),第四卷一方(在尤侗题咏左下角)。

启功在《记〈楝亭图咏〉卷》,也着重谈过此四卷《楝亭图》的递藏:“卷中常见有‘廙轩’收藏印章,廙轩是清末湖南巡抚俞明镇(引者按:应作“震”)的号,是否即俞氏所装不可知。”(《记〈楝亭图咏〉卷》,《考古》,1963年第6期,23页)

案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号觚庵。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湖南,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历官刑部主事、甘肃提学使等职。入民国后,归老西湖,卒于杭州。著有《觚庵诗存》。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缘起”中说:“伯舅山阴俞觚庵先生同寓头条巷……俞先生藏书不富,而颇有精本。如四十年前有正书局石印戚蓼生钞八十回《石头记》,其原本即先生官翰林日,以三十金得之于京师海王村书肆者也。”(《柳如是别传》,“缘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页)王伯沆批《红楼梦》,在“读法”中也说:“八十回本今有正书局已印行。俞恪士所藏原书抄写甚精,大本,黄绫装,余曾见之。后恪士以赠狄楚青,遂印行,但已非原稿影印矣。”(《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页)因俞明震曾收藏戚序本《红楼梦》,《楝亭图》由他来收藏,似乎显得顺理成章。但事实并非如此,“廙轩”主人应是俞廉三。

案俞廉三(1841-1912),字仲隅,号廙轩,又作逸仙、虞仙,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清末汤寿潜为俞廉三所撰《神道碑铭》,述其履历颇详,节录如次:

公讳廉三,姓俞氏,字廙轩,吾浙山阴人也。……公生而颖异,幼即端重如成人,肆力于学,不屑屑帖括及一切趋时速化之书,而但求有裨实用。……公禀承庭训,习为判牍,虽老吏勿如。年逾弱冠,即投效山西戎幕,橐笔治军符,并与防河之役……先后积功,由武乡县知县、代州直隶州知州,升宁武府知府,调补太原府知府……张文襄公初抚晋,闻公名,调公总理文案。公建议,以为治晋之策,首在禁烟……十五年,升补冀宁道,历署按察使、布政使,寻升湖南按察使,晋头品顶戴、山西布政使。二十四年,调补湖南布政使,遂升巡抚,两兼湖南学政……二十九年冬,调抚山西之命下,而公引疾归矣。归舟过武汉,张文襄方督湖广,知公原籍无片椽可托,留公居江夏,公葛巾卉服,以书画自娱,洒然有终焉之志。三十三年八月,特命来京召见,旋命以侍郎充修订法律馆大臣,公一意融会新旧律法,务蕲于当。三十四年十月,命在紫禁城骑马。宣统元年闰二月,补授仓场侍郎,剔仓储之弊……三年十二月,奏请开去差缺。翌年二月,薨于天津。予谥敏僖,春秋七十有一。夫人陈氏先公卒,生一子启元。继室蔡氏无出。……孙三,晋玢……晋璜……晋璠及曾孙肇康,均幼。……丙辰冬月,晋玢葬公于兰渚山之原,以墓碑为请,不可辞。铭曰……(汤寿潜:《俞廉三神道碑铭》,《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人物列传”第二编,1939年10月排印本,绍兴县修志委员会刊,3158-3160页)

《清画家诗史》有俞廉三小传,称其“酷嗜书画,因习六法以自写胸臆”(李浚之《清画家诗史》,中国书店,1990年,445页上)。俞氏寄情书画金石,收藏颇多。辑戈青侯制印,编有《柏叶盦印存》《浮芥亭印存》。戈青侯,河北景州布衣,好古精鉴,工篆隶,善刻印,俞氏延其入幕,相与讨论,称莫逆交。(《清画家诗史》,445页上)

《柏叶盦印存》书前,有俞廉三叙,自述与戈青侯的交往,其中有“余与君交,垂四十年”句。俞氏叙,自述其性嗜篆刻,幕友戈青侯,刻印技艺高超,所刻图章,以俞氏所藏为多。戈氏去世以后,俞氏追昔抚今,感慨事功学问百无一成,于是裒集箧衍,汇戈氏刻印二卷,以戈氏生前自署“柏叶盦”命名此书,故曰“柏叶盦印存”,希冀戈青侯姓名长留天壤。又附俞氏自作之印,别为一册,附于卷末。

由《柏叶盦印存》,知此四卷《楝亭图》中所钤“廙轩”印,其主人应是俞廉三,与俞明震无涉。启功所说“廙轩是清末巡抚俞明镇的号”(《记〈楝亭图咏〉卷》,23页),与汤寿潜所撰《神道碑铭》“二十四年,调补湖南布政使,遂升巡抚”合榫,只是误将曾收藏《楝亭图》且做过湖南巡抚的俞廉三误记成了俞明震。

《柏叶盦印存》所收几方“廙轩”印,形制略有不同。其中,有一方与《楝亭图》中的“廙轩”印形制相同,应同出一印(?)。至此可知,前述以“廙轩”印主为俞明震的观点皆误。究其原因,二俞皆浙江山阴人,生活时代相近,且俞明震又曾收藏戚序本《红楼梦》。在《楝亭图》的递藏问题上,二人的确容易相混。

除《柏叶盦印存》,尚有尺牍、拓片等资料,也可证明《楝亭图》中“廙轩”印主为俞廉三。如2016年嘉德春季拍卖会上,曾拍过一批王先谦、王懿荣等人致唐才常的书札,其中就有一件俞廉三的尺牍,亦钤此印,形制与《楝亭图》中的“廙轩”印同(?)。

以上三份不同材料,“廙轩”印章的关合,足以证明,廙轩主人就是俞廉三,收藏四卷《楝亭图》的人也是俞廉三,与俞明震毫无关系。

坐在湖心亭南边的围栏上,把这篇稿子清理完,原本暄暖的阳光已是强弩之末,府里的游客也已变得稀稀拉拉。从恭王府南门出来,想起启功的录副册子可能还在张伯驹那里,便顺着胡同一路向北,而后沿着后海往东,走不多远,就到了路南的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

面前,朱红的大门紧闭,纪念馆与周围的房子没什么不同,看上去很不起眼。一打听才知道,纪念馆这段时间不对外开放。站在门前,失落地拍了几张照片,正打算从原路往回赶。迎面过来一位蹬三轮的师傅,他努力蹬着车子,侧过身,一手指着这边,对坐在后面的两位外国友人说:“瞧,那就是张伯驹故居,张伯驹是民国时候的才子,他把自己花钱买的书画都捐给了国家……”

附记:感谢顾斌先生的宝贵意见!

1月18日于恭王府湖心亭草成

1月22日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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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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