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徐有富:周勋初先生治学方法举隅

更新时间:2018-03-17 21:17:18
作者: 徐有富  

   周勋初先生非常重视传授治学方法,从1983年9月开始,曾多次为硕士研究生开设过“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课程,所写五篇讲义,后均编入《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一书。马来西亚留学生余历雄是周先生指导的最后一名博士生,该生在周先生的指导下,将2001年2月至2004年1月的问学笔记,整理成了《师门问学录》(凤凰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1年增订再版)。该书主要内容也是谈治学方法。周先生自2011年9月至2014年11月,应邀写了二十篇谈治学经验的文章,在《古典文学知识》连载,后编为《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以下简称“经验谈”)一书,由凤凰出版社于2016年9月出版。周先生的治学经验非常丰富,我仅就治学方法谈点学习体会。

  

从目录学入手

  

   早在大学二年级时,周勋初就上过胡小石先生的“工具书使用法”课,这自然使他认识到目录学对读书治学的重要性。后来他师从胡先生修读副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楚辞》,写作《九歌新考》初稿,显然得益于目录学知识。他曾说过:“一次偶然的机缘,我从古籍书店中忽然看到一本香港饶宗颐先生的《楚辞书录》,此书后附论文索引,很多是发表在民国时期旧杂志上的论文。”于是他利用到北京探亲的机会,“按照索引的提示,到北京图书馆期刊室中借阅”,“上至王逸、朱熹等人的著作,下至苏雪林、何天行等人的论文,都曾钻研。”(《周勋初文集》第7册第370页,以下简称“文集”)这对他撰写《九歌新考》当然大有帮助。

   南大中文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原由罗根泽先生上,罗先生后因病重中辍,遂由周先生接替。周先生在教中国文学批评史过程中,还编了本适合学生自学的《中国历代文学理论批评重要专著篇目索引》。这为他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奠定了基础,该书多次出版,还被译成韩文与日文,可见深受欢迎。

   周先生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注意利用目录学知识来为自己服务。如周先生为了做好《唐语林》的校证工作,特地编了《唐语林援据原书提要》、《唐语林校证参考书目》、《唐语林援据原书索引》、《唐语林人名索引》。试以后者为例,周先生说:“为了查对方便,我把每一条条文编了号,该条出于哪一种原书,查到之后随即记下。我把《国史补》等笔记小说原书,《太平广记》等总集,《太平御览》等类书,《能改斋漫录》等笔记,以及其他有关材料,一一翻检。有时看到某条材料,似乎与《唐语林》中某一条对应,但后者的条文有一千多,猛然要想知道它究竟在何处,可没有这种天分,于是我又把人名制成索引,一有疑惑之处,就查检人名索引,进行核对。笨人也就只能用笨办法来解决问题。”(《经验谈》第120页)实践证明编人名索引、文献目录这样的笨办法,往往是从事科研工作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

   正因为周先生充分认识到目录索引对读书治学的作用,所以他非常重视对目录索引的编纂。如其《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就是在《唐语林校证》的附录《唐语林援据原书提要》的基础上加工成的。周先生曾对余历雄说:“我撰写《唐代笔记小说叙录》的目的是为爱好‘文史之学’的读者提供一种可靠而便用的书目,希望当今的唐代文史研究者,除了注意正史材料之外,也要注意唐代笔记小说中的材料。”(《师门问学录》第25页,以下简称“问学录”)

   为了提高文献的使用价值,他还注意为自己所整理过的书编制书目索引作为附录。如《韩非子校注》,周先生谈道:“全书将成时,我就希望有人来做一个人名索引,这是当代的学术著作必须具备的附录。但经多次提出,却无一人肯做。或许他们认为这类工作只有付出,对个人没有什么提高,故而宁愿闲谈消遣,也不愿动手的吧。不得已,我在统稿的忙碌之中,只能利用空隙时间,细加考辨后制成这一索引。”(《经验谈》第269页)再一个突出例子是《册府元龟》,周先生说:“我们古籍所整理的《册府元龟》点校本,早在三四年前就该整理好了,却因‘人名索引’一项未能及时完成而耽误了出版。”(《问学录》第118页)可见,周先生对目录索引是多么重视。

  

以文献学为基础

  

   周先生说过:“不论从千帆先生提出的文献学与文艺学而言,还是从我后来提出的文献学与综合研究而言,都可以说明我们都很重视培育文献学方面的基础,而这正是继承了清儒朴学的优秀传统。”(《经验谈》第325页)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十二中将清代朴学的特点归纳为十条,其第一条为“凡立一义,必凭证据”,其第二条为“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其主要方法就是考证,也即寻找与凭借可靠材料来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

   周先生治学在以文献学为基础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曾说过:“我的研究,一般都是在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概括和提炼。”(《经验谈》第414页)我们打开《〈韩非子〉札记》会发现有不少版本学论文,如《〈韩非子〉版本知见录》、《朱锡庚〈韩非子校正〉介绍》、《〈韩非子〉版本小议》、《陈奇猷〈韩非子刻本源流考〉商兑》等。从中可见,作者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各大图书馆借阅过《韩非子》的各种善本,并对这些善本以及已有《韩非子》研究成果,作过深入探讨,还对《韩非子》做过艰苦细致的校证工作,并将自己的心得体会撰写成札记,“在每一篇札记之内提出一些新的见解,至少提供一些新的材料,于学术研究有所裨益”(文集第1册第515页)。在评法批儒运动中,全国编成大量法家读物,流传下来的却微乎其微。而经过周先生修订的《韩非子校注》与周先生所著《〈韩非子〉札记》依然一版再版,原因很多,其牢固的文献学基础,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正因为周先生具有深厚的文献学修养,所以他能敏锐地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获得一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并对其治学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曾欣慰地说:“正当我勤于寻找材料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藏有稀世之珍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与季振宜的《唐诗》,经恳切请求,才允许阅读。我就一鼓作气,读了半个多月,作了不少笔记,后来整理成《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应该说,这次偶然的访书机会,对我一生影响最大,其后也就与唐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目下我正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主编《全唐五代诗》,就是由这一契机而深入这一领域的。”(文集第7册第361页)再一个突出例子是周先生1994年9月在日本天理图书馆看书时发现了二十三卷左右的唐钞本《文选集注》,遂将其复印后带回国。随后又千方百计地在日本、台湾地区和国内各地尽可能地收集到一些《文选集注》残卷,于是辑成《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一书,推动了《文选》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许逸民评价道:“它标志着‘新《选》学’研究在资料的占有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对于今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特别是‘新《选》学’研究来说,《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必将永远是弥足珍贵、取之不竭的史料宝藏,其影响之巨大深远,想来不会在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等各类版本以下。”(《经验谈》第311页)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周先生还努力将自己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经验传授给学生,在《师门问学录》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如关于版本,周先生说:“从校雠学的角度来说,著书并不以罗列版本为贵,而是应该将掌握到的版本梳理出几个系统,校勘之时,只要抓住几种系列之中的首出之书,也就可以执简驭繁,不致多岐亡羊了。”(《问学录》第103页)关于引文,周先生说:“撰写论文引用前人观点时,要注意两点:(1) 要引用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者之成果;(2) 要引用首出的单篇论文,不要转引后出的书。”(《问学录》第26页)这些经验之谈,是很难在教科书中找到的。周先生常用自己的治学经验与教训教诲学生,他曾举例道:“《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二引周《清波杂志》曰:‘崇宁、大观间……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这是一则有关苏轼诗歌风靡朝野的生动记录。我要发表论文时,核对周《清波杂志》原书,却发现无此文字。随后我向人请教,也没有结果。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文字,却不可能贸然记得它的出处,我的论文因此延搁了很久都不能正式发表。后来,我翻检了冯应榴的《苏文忠公诗集笺注》,在书后的附录中才找到上述文字的原出处:《风月堂诗话》。这类问题在《宋人轶事汇编》中很常见。因此,即使丁传靖已经注明材料的出处,我们引用时还是要重新核对原书。这种治学态度应当坚持。”(《问学录》第149—150页)他还指出:“关于材料的出处方面,还需要注意另一种情况:当我们阅读王国维、陈寅恪等名家的论文时,不能直接从他们的论文中摘引他们的‘引文’。他们有时候只是断取,或概括大意,甚至是部分改写,并非原书的文字。在他们的那个时代,还承清人遗风,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严格的学术规范。”(《问学录》第150—151页)周先生还举例道:“我在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时,起初就从陈寅恪的论文中直接摘引张籍写给韩愈的书信,后来核对原文,才发现陈寅恪的论文是将张籍写给韩愈的两封信(《上韩昌黎书》《上韩昌黎二书》)合成了一段文字来论述。幸好我能及时发现,及时改正,要不然险些就出洋相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问学录》第151页)

   正是在程千帆、卞孝萱、周勋初先生的不懈努力与培育下,南京大学古代文学、古典文献专业才形成了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特色。周先生曾说过:“我们这里的人写的东西水平如何任人评说,而在文献的处理上还不至于有多少毛病,总想做到植根在坚实的文献基础上,决不望空立论,歪曲材料,甚或偷袭他人成果。”(《经验谈》第326页)

  

综合研究

  

   周先生治学的突出特点是综合研究。他说过:“我主张综合研究,为此我曾一再申述。”(文集第7册第372页)他还说过:“综合研究,锐意进取,这是我的终生追求。屈原在《离骚》中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可以作为我的座右铭。”(《经验谈》第75页)所谓综合研究就是综合运用相关各学科知识来进行学术研究。

   综合研究与中国的学术传统有关,周先生说:“我国向有文史不分的传统。作为一名古典文学的教师,我是尊重这一宝贵传统的。”(文集第3册第229页)他还对“文史不分”的内涵作了如下说明:“所谓‘文史不分’,从目下的情况来说,当然不能仅指文学、历史两门学科。我国古时所说的‘文史’也不是这个意思。‘文史’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它包括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门类。哲学、宗教等等,尤与历代文人的思想有关,研究文学,自然不能不对此有所了解。”(文集第7册第371页)

周先生说过:“我一直主张综合研究,而在我的几种著作中,最能呈现这一特点的,要算《九歌》研究与李白研究。”(《经验谈》第63页)周勋初的《九歌新考》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显然得益于他的导师胡小石先生,他说过:“小石师年轻时就读两江师范学堂农博系,教师中有日籍教授多名,因此他在学生时代就能通日语。他博识多闻,阅读的范围很广,诸如宗教、民俗、神话、传说等方面的知识,无不具备。早在民国初期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时,就以人神恋爱的新说阐发《九歌》中的爱情描写,曾将《楚辞》研究向前推进一大步。步入晚年,他又从事神话方面的研究,曾应南京市文联之请,作过一场《屈原与神话》的讲演,这些都是我在该一时期从他受业时的背景。”(《经验谈》第65页)所以周先生在撰写《九歌新考》时,也就很自然地继承了胡先生的研究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8852.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