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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从山上之城到分裂之家

更新时间:2018-03-16 00:38:43
作者: 崇明  
而在于一种对权利的新的理解,即强调权利是个体的、绝对的,并表现出一种非社会性和去责任化的特征。在这种权利话语的支配下,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并无任何道德性可言,不过和单亲家庭、同性恋家庭一样是个体选择的某种生活方式。这一去责任化的权利话语的极端化体现在高等法院在一系列判决中对”无义务救助”原则的确认:一个游泳健将可以对一个落水儿童见死不救而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只要不是他造成了该儿童落水;同样警察也无义务对特定个体提供救助——美国控枪的困难与此密切相关。权利话语把霍姆斯大法官严格区分法律和道德的法律现实主义和反自然法的道德怀疑主义推到了极致。

   美国人日益倾向于通过绝对的权利表达来处理社会和政治冲突,譬如在流产问题上我们看到的婴儿的生命权和妇女的身体权的对峙,在同性恋生育的问题上则是同性恋拥有孩子的权利和孩子拥有父母的权利的斗争。格伦顿指出,这使得妥协、相互理解和寻求共识变得极为困难。与此同时,个体权利话语对公共空间的支配侵蚀了传统的、习俗的、宗教的规范的力量,对权利的维护一方面致使政治司法化,另一方面则导致国家的力量也不断上升。六十年代以来,一系列民权法案、积极平权措施以及福利国家的建构导致了联邦国家的扩张,国家由此削弱乃至取代了家庭、教会、社区的功能。奥巴马在二〇一二年的竞选广告中,特意设计了一个单身妈妈的形象。这个广告展示了这位女士的各个人生阶段所得到的福利保障,从摇篮到坟墓,覆盖了出生、入学、生育、工作、退休,唯独没有婚姻。她不需要结婚,或者说她和国家结了婚。

   随着个体主义的上升和联邦政府的扩张,一系列联邦公共政策和高等法院的判决,以及掌握了媒体和教育的精英建立了国家性的政治、文化政策和话语对于地区和乡镇传统的优势,前述受新教影响的社区主义走向瓦解。这一变化的积极之处在于冲击了地方社区的同质性和封闭性及其包裹的种族主义、不宽容等。然而,其消极后果是社区的衰败和文化、政治的分裂。从一九七五到一九九九年,随着”独自打保龄”的美国人日益增多,美国公众对政治的兴趣大幅下降。二〇一六年总统选举的投票率也只有百分之五十。在《精英的反叛》一书中,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指出,民主社会的基本单位是自治的社群而不是个人。伴随着政治的司法化和国家化,社群的没落使民主的未来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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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文化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保守的福音派和其他基督徒与世俗自由派之间的冲突,但这绝非一场善恶之间的绝对战争。福音派对传统基督教价值的坚守和自由派对自由、平等的捍卫均有其正当性。在美国历史上,很多南方白人基督徒在奴隶制以及奴隶制废除后的种族隔离中扮演了黑暗角色。《圣经》和基督教往往沦为白人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今天,特别是在南方,某些白人福音派基督徒仍然与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藕断丝连。另一方面,民权运动和文化革命在克服歧视、解放少数群体、落实宪政权利方面功勋卓著,但是个体主义和身份政治一定程度上要为美国的道德蜕化以及家庭和社区危机负责,而政治正确的不宽容对被视为基本的美国价值的信仰和言论自由构成了威胁。双方都背叛了自己的原则:某些福音派基督徒违背了耶稣关于爱上帝和爱邻人的教导,而某些自由派则并未真正以宽容和自由精神来尊重传统的基督教道德,而往往居高临下地贬斥宗教。

   自由主义在当代美国的主流理论基本上抛弃了其奠基人如洛克的政治神学考量。在洛克那里,宗教宽容并不意味着国家要排斥宗教,自由主义与国家对宗教性的善的支持和维护并不矛盾。美国国父持守了这一立场,他们从未像法国革命者那样试图以国家驯服宗教或者把国家宗教化,相反他们认为美国的信仰和道德是基督教的并应该维持。虽然在制宪时期,有某些保守的基督徒谴责宪法过于世俗、缺乏敬虔——因为宪法没有提及上帝,也有潘恩这样的激进文人指控建制宗教不过是恐吓奴役人类的人造物,但总体上来说美国的政界、教会以一种温和节制的态度在政教分离的框架内维系了政治和宗教之间相对和谐的关系。可以说,政治契约防止了圣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而民情中的圣约精神约束了契约的潜在的世俗激进。然而,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所肯定的个体自由和权利必然不断扩张,一切圣约的、宗教的、传统的约束都无法阻止。今天美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和精英以中立性原则进一步解除了国家的宗教关联或者宗教维度。罗尔斯强调自由国家的基础是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道德人,不对各种目的系统进行价值排序。德沃金断言,自由国家必须在善的生活的问题上保持中立,政治决定必须尽可能地独立于任何关于善的生活的特定观念。结果,当代自由主义不仅仅像泰勒批评的那样未能发展出关于善的学说,而是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放弃了道德判断。对于宗教信徒而言,国家在色情、流产、同性恋问题上的中立立场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乃至反宗教的。七十年代以来,福音派基督徒在文化战争中的挫败感,主要不是来自社会的世俗化。事实上,直至今天,美国的信徒人口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很高的。他们的失落和愤怒主要在于,从前得到国家公开或默认支持的基督教道德和文化规范正在被国家抛弃。由于自由主义国家陷入了道德失语,个体权利的伸张更趋于绝对化,并将这一伸张自身道德化以解除传统宗教和道德的反抗,因此美国的自由派日趋激进,并由此导致自由主义向某种狭隘乃至专断的党派化意识形态演化。另一方面,福音派基督徒面对基督教信仰和道德被边缘化的处境,被迫通过政治和社会动员来影响和控制国家,从而卷入选举和政党政治,由此产生的政治化也削弱了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并且也使基督教意识形态化。随着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化以及基督教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文化和道德冲突演变为某种绝对的、宗教性的斗争,立足于自由主义和基督教的平衡的美国政治自然失去了根基,非但不再能以节制和妥协来化解这一斗争,反而沦为这一斗争的党派工具,从而走向极端化而陷入危机。

   文化战争及其造成的分裂无处不在,家庭、学校、工作场所、社区、国家,无一能够幸免。位于明尼苏达州州府圣保罗市的新星经典学院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初等和中等教育,二〇一六年在明尼苏达州排名第一。但是该学校从二〇一五年起因为一个幼儿园变性学生而发生了分裂。该学生的父母要求学校对从幼儿园到五年级的学生就跨性别问题展开教育,让孩子们知道性别认同是有可能随着年龄而发生变化的。他们被要求读一本《我的公主男孩》的书,该书讲的主人公是一个喜欢穿女孩衣服玩女孩玩具的男孩。学校接受了这一要求,继而推出一系列”性别包容”措施,允许跨性别学生按照其认同性别如厕、使用换衣间等。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接受这种跨性别教育的家长被指控为顽固、搞歧视。结果,学校陷入分裂。虽然得到优待,但该跨性别学生最终仍然离开了学校,而另有九十多名学生在一两年内也转学。一个提供优质教育的学校因为一个跨性别学生而分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学校的这场风波正是美国政治的缩影。美国正在为少部分人(如同性恋、跨性别人)而分裂整个民族。

   这绝不是说要为了民族统一而牺牲这少部分人,更不是他们不需要得到保护和尊重。恰恰相反。真正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形成某种社会和政治共识,既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又尊重持守传统宗教和道德的人群?也许,自由派需要反思激进的个体主义和绝对的权利话语,同时致力于建构政治共同体赖以凝聚的共同善,既维护个体权利,又吸纳传统、尊重宗教。对于福音派基督徒来说,需要正面回应现代性特别是其个体主义带来的巨大挑战,从自身的信仰和伦理资源寻求一种政治和道德神学,既尊重接纳少数人群,又维护基督教传统价值。

   美国人并非第一次面临”分裂之家”的危机。一八五八年,林肯就在其著名的”分裂之家”演讲中警告美国人必须面对奴隶制招致的联邦分裂的危机。一八六五年,在连任总统的就职演讲中,在这个分裂之家的战争废墟上,林肯召唤美国人回到上帝面前来忏悔并寻求民族和解。演讲的最后,他提醒美国人,上帝的正义和审判并非复仇,也不仅仅是惩罚,而是和平与仁爱;他呼吁他的同胞”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所有人保持仁爱,坚守于上帝让我们看到的正义,让我们努力完成我们在进行的工作,包扎民族的伤口,关照那些投身战场的人和他们的寡妇孤儿,竭尽全力在我们当中以及和一切民族之间实现和珍惜正义和持久的和平”。也许,对于这个曾经被基督教塑造过的民族而言,需要回到林肯这一呼唤谦卑和仁爱的政治神学中,寻求把分裂之家建设为山上之城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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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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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1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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