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中，这样评价孙中山的交友之道：“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多年，对孙中山的为人处世十分了解，他的这种说法，庶几符合历史的真相。
要言之，作为一个旧时代终结者的孙中山，除了政治才干与政治眼光，在待人接物和交朋结友方面，也确有其过人之处。正是他身上展现出来的这种让人畏威感德的风采，使得大批时代精英愿意鞍前马后地追随他。
事实上，几乎所有杰出的政治人物，当他们在经营自己的朋友圈时，都表现出了巨大的人格魅力，像恒星那样，把作为行星的众多朋友紧紧地吸引在自己的身边，使其围绕自己运转。反过来，透过一个政治人物的朋友圈，也能看出这个政治人物的性情与才华，品行和胸襟。
孙中山与张静江
从本质上说，不论政治帐还是军事帐，最终都是经济帐。换言之，政治活动也好，军事活动也罢，必须要有钱才能落到实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这个基础，其它都是空中楼阁。
是故，在孙中山从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清活动中，他离不开钱，必须有大量的经济投入，才能使革命活动得以维续。小到革命党的日常运营，大到一次接一次的武装起义，说白了，如果没有相应的资金作后盾，一切都是镜花水月。
为此，我们看到，孙中山年复一年地在世界各地奔走，做演讲，搞募捐，甚至和日本、英国等国家的政要暗通款曲，其目的就是为了搞钱。可以说，为了筹集革命资金，孙中山早已煞费苦心。
孙中山的长兄孙德彰早年赴美国檀香山经商并发商致富，家有牧场6000英亩，牛羊数万只，山林无数，工人逾千。为了支持孙中山革命，孙德彰倾尽家财相助，竟至于家道中落。
孙科回忆说，“有一个时期，他的事业非常发达……国父每次去，都问他要钱，而且他每次都是整万的美金拿出来，因此到了辛亥革命前五六年间，他实在支持不住了，地产也被债主查封了。”
孙中山则说，在同盟会成立之前，出资资助革命者，不过亲友中少数人而已，其它人不愿也不敢资助。像广州起义所需军费，大头就是孙德彰赞助的。所以，孙中山的这位兄长，乃是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最主要的金主。
为了广开革命财源，孙中山先后想过许多办法进行募集。比如他曾在香港、日本和美国发行革命公债。这种公债类似于股票，只不过投资的不是企业，而是革命党这个组织。如在香港发行的公债约定，凡现在购买10元公债的，革命成功后，偿还100元。但是，从落实情况看，革命公债的收益并不理想。
1904年，孙中山赴美，当时华人帮会组织致公堂在美国拥有15万会众，影响巨大，孙中山以为如果能将该组织吸纳，则每位会员只要交纳两美元会费，即可坐收30万巨款。
于是，孙中山降尊纡贵，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被封为洪棍──洪门成员，例分三等，元帅称为洪棍，军师称为纸扇，将官称为草鞋。
但是，事与愿违，尽管此后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在全美各地奔走演说，惨淡经营，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常常只能在上一个城市募集到仅够前往下一个城市的旅费而已。
事实上，真正数额巨大、足以成大事的收入，对孙中山和革命党来说，乃是一些慷慨之士的捐款。如前文所说的孙德彰，以及另一个浙江富豪，他“自投身革命党以来，只尽义务而不问权利，三十余年如一日”，孙中山因而将其称为奇人，后来更誉为革命圣人。此人就是孙中山朋友圈里颇为特立独行的张静江。
张静江又名张人杰，浙江湖州南浔人。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南浔依靠蚕丝业和手工业、缫丝业，涌现出大批巨富豪绅。太平天国爆发后，南浔大批商人避居上海，因而得以与西人接触。当时，欧美对优质的湖州辑里丝需求甚旺，南浔商人因缘际会，成为炙手可热的国际丝商。
人们按照财富规模的大小，把南浔富商分为“四象八牛七十二黄金狗。”第一级别的象，是指财产在100万两白银以上者。张静江的家族就属于四象之一，只不过，张家的财产远远不止100万两，而是高达惊人的1200万两白银。
这一数字，相当于19世纪末期日本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如果把南浔全镇富商的财产加在一起，其数字竟然超过了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
张静江的父亲去世后，他分得一笔巨额遗产。这位为人豪迈，出手大方的青年，年纪轻轻就身家巨万，美中不足的是身体羸弱，脚有残疾。
1903年，张静江作为驻法公使孙宝琦的随员前往巴黎。在巴黎，张静江充当商务参赞的同时，充分发挥他们老张家善于经商的优势，开办了一家名为通运的公司，经营古董和丝绸，获利甚丰。
巴黎生活对张静江影响巨大。在这里，他深受法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接受了巴枯宁、蒲鲁东等人的学说。昔日那个江南水乡的知书达理的富家公子，一下子蜕变成激进甚至偏激的新思想者，冯自由认为张静江乃是“我国人之言无政府主义者自兹始”。
激进的言论和使馆公职人员的官方身份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不少留学生怀疑他是清政府暗探，故意大谈革命引人上钩。有两次，当他在稠人广座中大谈革命与造反时，几乎遭到留学生们老拳相向。
孙中山与张静江的结识也颇别致有趣。那是1905年，在法国的一条轮船上，张静江发现有一个旅客长得很像传说中的乱党首领孙文，他向人打听证实之后，立即兴奋地前去拜访。他向孙中山表示：我对您闻名已久，我深信不革命就不能救中国。
张静江虽是富家公子和外交官员，但孙中山对面前这个满脸兴奋的青年却一无所知，孙中山本人此时早已闻名欧美。原来，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海外，于1896年10月来到伦敦，被清朝驻英公使龚照瑗秘密诱捕并计划押送回国。
在清政府看来，这是捉拿钦犯，乃天经地义；但在英国人看来，清国官员在本国领土擅自抓人，乃严重违法。故此，当孙中山早年在香港的英国老师康德黎获知后，立即展开营救。强大的社会舆论下，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向清使馆发出照会，要求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立即释放孙中山。
在囚禁12天之后，孙中山重获自由。不久，孙中山用英文写成《伦敦蒙难记》一书并在英国出版，披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从而赢得了大量欧美民众的同情和理解，一时名声大噪。这也是张静江为何在轮船上认出孙中山的一个潜在原因。
因此，这次轮船上的邂逅，对张静江来说，颇有一种粉丝见到偶像本尊的欣喜和激动。面对偶像，粉丝张静江表示：我在法国经商，收入不错，如果您需要经费，我可以随时资助您。
经年累月为筹措经费而发愁的孙中山闻言，无异于喜从天降，两人约定了通电暗号：电文以ABCDE为序，A为1万元，B为两万元，C为3万元，以此类推。
对这个海上偶然相识的富家子弟，他将真的践诺资助，还是口惠而实不至，孙中山心中并没有底。次年，孙中山来到东京，又一次为经费束手无策。此时，他想起了与张静江的约定，并把此事告诉黄兴，但黄兴不相信天底下有这样的人。两人抱着有枣没枣打一竿的态度给张静江发了封电报。
孰料，就是这封不抱希望的电报发出后，竟有3万法郎巨款从法国汇到东京，革命党人为之欢呼雀跃。后来，孙中山在越南又先后两度向张静江发电报，一次为A，一次为E，张静江都如约把款项迅速汇来。
尽管多次给予孙中山和革命党巨额资助，但很长时间里，张静江竟然没有加入同盟会。其原因，在于特立独行的张静江对同盟会盟书里的“当天发誓”字样不以为然。当冯自由和胡汉民邀请他入会时，他提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从来不信天，如同意我不用当天二字，我才加入。于是，在向孙中山请示后，张静江成为仅有的例外。
张静江加入同盟会后，为革命筹款的任务几乎天经地义地落到了他头上。每逢要用钱，孙中山总是向张静江伸手，张静江也总是竭尽所能地筹措。
但是，要推翻一个垂而不死的大帝国所进行的武装起义和地下斗争，所需的金钱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即便是亿万富豪的张静江也渐渐难以为继。为此，他先是卖掉了经营良好的通运公司，后来又卖掉了上海滩的五栋花园洋房。
在公司和洋房都卖掉以后，这个曾经的大富豪已经囊中羞涩。为了帮孙中山筹款，他向其堂兄张石铭借钱。第一次，张石铭很爽快地借给了他。没过多久，他又第二次上门。堂兄觉得即便是办公司血本无归也不致于这么快就花完了，加上听到社会上关于张静江暗中资助乱党的风言风语，张石铭予以峻拒。
两兄弟越说越僵，张静江竟然从怀中掏出手枪，威逼堂兄又一次借钱。此后，张静江通过各种手段，把包括他的哥哥、舅舅在内的诸多有钱的亲戚都吸收到同盟会中，成为革命党的筹款对象。
1920年，在孙中山授意下，张静江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其目的也是为当时的国民政府筹集经费。证券交易所赚得的钱，大部分都送到了广州，交到孙中山手上。
民国后，为了报答张静江，孙中山拟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但张静江坚辞不就。
到二次革命期间，当孙中山下野处于风雨飘摇的劣势时，邀请张静江出任革命党财政部长，这一次，张静江欣然答应。拒绝锦上添花，专司雪中送炭，张静江品行之高洁，由此可窥一斑。
孙中山对张静江毁家纡难式的汗马功劳胸中有数，他一直把张静江视作最心腹的密友，他曾告诉党内同志：“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
在南浔镇的张静江故居，有一幅孙中山手书的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那是1923年，张静江因病回南浔休养时，孙中山特意介绍了一位德国名医前往南浔诊病，并托人带去这幅对联以示慰问。
1925年春天，孙中山在北京沉疴不起。缠绵病榻时，每天都要前往探视的几个人中就有张静江。孙中山弥留之际，在两份事先由汪精卫准备好的遗嘱上签字时，按孙中山要求，第一个签字的就是张静江。但是，张静江只写了张人两个字，杰字却因为过于悲伤再也写不下去了。
1950年，74岁的张静江在纽约病逝，这时，距孙中山去世已经25年了。
有人把张静江称为现代吕不韦，窃以为，这种貌似赞扬的评价其实低估了张静江。盖吕不韦之所以在子楚身上花大价钱，其原因是吕不韦认定子楚奇货可居，他只不过在做一桩大生意而已；而张静江对孙中山的资助，却是基于一种理想和信念，以及两人之间莫逆的同志之情。
孙中山与杨度
“立德、立功、立言”是为三立，这大概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共同的最高理想。但这种理想比较抽象，因而在一些胸怀大志的知识分子那里，最高理想常常具体为作帝王之师。
清季，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下，挑战与机遇同在，腐烂共新生齐飞，一心想要依凭才华跻身为帝王之师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知识分子不在其少。
这中间，最典型的有两个，一个是有南海圣人之称的康有为；不过，他的保皇会与革命党势同水火，康有为虽与孙中山同为广东老乡，二人老家相距不过百余里，但两人不在同一个朋友圈内。
另一个是杨度。湖南人杨度字晳子，少孙中山九岁。年轻时，杨度师从晚清大学者王闿运，后来两度赴日留学，先后与黄兴和汪精卫同学。杨度早年曾参加过康梁的公车上书，在日本时与梁启超交往甚密。
孙中山与杨度的相识和订交即在日本，时为1905年。当时，杨度因刚领导了声援粤汉铁路事件的请愿，声名极响，俨然清国留学生领袖-----这样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作为反清事业带头大哥的孙中山会主动去找他。
章士钊回忆，当时，孙中山携带一个小包袱从横滨赶到东京，孙、杨初次见面，竟然剧谈了三天三夜，“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
不过，令孙中山颇感遗憾的是，尽管他向来以辩才无碍著称，却完全没能说服杨度。其实这也是意料中的事情：杨度一向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主张保皇，这与孙中山的武装革命完全是两条绝然不同的道路。
杨度认为，孙中山用暴力推翻满清，如同一剂猛药，疲弱的中国难以承受，因而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宪政。要言之，一个鼓动自下而上的革命，一个提倡自上而下的改良。
孙中山与杨度的初次相见，以两人各执一词而告终。分手时，杨度与孙中山约定：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不过，这次会面也并非一无所获，除了二人从此订交，成为道不同志不合却肝胆相照的一种关系奇特的朋友外，杨度还为孙中山推荐了一个后来举足轻重的大人物，那就是黄兴。孙黄的结交，直接催生了后来的中国同盟会。
东京会晤后，孙中山与杨度这两列目标完全不同的火车，各自在自已的轨道上前进。杨度回国时，清政府已意识到实行君主立宪乃是对付革命党造反的有力武器，于是着手预备立宪。杨度先是出任湖南宪政公会会长，后来又因袁世凯和张之洞的保荐，进京任宪政编查馆提调，相当于智馕和文胆。是故，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自杨度手笔。
经袁世凯安排，杨度曾为包括慈禧在内的王公大臣讲解宪政和法律。有一个近乎于段子的故事是，杨在为慈禧办讲座前，询问慈禧的近侍太监，什么可以讲什么不能讲。太监想了想说，只要你说坚持大清统治不动摇就行。
辛亥革命后，杨度先后出任统计局长和学部大臣。当袁世凯犹豫是否称帝时，杨度是积极鼓吹者和推波助澜者之一，在为复辟帝制摇旗呐喊的筹安会里，杨度是所谓的六君子之首。当他听说袁世凯在秘密准备龙袍时，赶紧从巴黎给自己订制了一套首相服。
袁世凯倒台后，杨度沦为被通辑的要犯，直到两年后北洋政府发布特赦令。杨度与孙中山再次建立联系时，已经是1922年，这时距孙中山去世只有两年了。那一年，陈炯明兵变，吴佩孚随时可能南征，孙中山面临两面受敌。
窘境之中，孙中山派人找到杨度，希望杨度游说曹锟，让曹锟制止吴佩孚支持陈炯明。有人对杨度能否伸出援手表示怀疑，孙中山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这诺言，即指当年两人在东京时的约定。
接到孙中山秘信后，杨度立即付诸行动。一方面，他请求同窗好友夏寿田游说直系将领王承斌；一方面，他亲自到保定找曹锟。曹锟与杨度也算老熟人，杨度最落魄的时候，曹锟还慷慨地赠送过他一笔钱。于是，事情的发展果然如孙中山期望的那样，原本有可能趁陈炯明之乱挥师南下的吴佩孚按兵不动。
说项成功，让原本已礼佛作画不问世事的杨度重又升腾起对政治的极大兴趣，他兴冲冲跑到上海找到孙中山，要求加入国民党。这也意味着，当年在日本的那场争论，杨度以实际行动表示认输。孙中山喜不自禁，特意电告全党，宣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两年后，孙中山病逝，杨度撰挽联曰：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与孙中山这种纯碎的革命家相比，杨度的一生显得特别复杂，其身份与立场的转换，常常有出人意表之惑。以他晚年而论，一方面为孙中山斡旋，一方面又充当军阀张宗昌的军师；一方面在李大钊被捕后积极营救，甚至为此卖掉了房子，一方又在闻人杜月笙那里充当高级清客，月支500大洋的高额报酬。
最出人意料的是，1929年，当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残酷的白色恐怖时，杨度却秘密加入了共产党。
以杨度的身份，居然是共产党，这简直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奇事。此事于1978年7月，因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原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而披露。
1931年夏，闲居上海的杨度病逝，去世前，他自撰了一副挽联：
帝道真如，于今都成过去来；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通过孙中山和杨度的交往，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些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人物身上，还残留着古人遗风，那就是尽管志向不同，目标不同，但他们彼此尊重对方的选择。
显然，孙中山和杨度两人的选择有着霄壤之别，这种区别甚至势同水火：一个是发誓要将皇帝拉下马的革命派，一个是致力保皇的立宪派。按理，他们原本应该是敌人。但是，他们却成为了可以依赖的朋友。庶几我们也可以断言：做肝胆相照的朋友容易，做肝胆相照的“敌人”难乎其难。
孙中山与徐树铮
关于徐树铮，我曾在刊发于《同舟共进》上的一篇文章中说过，徐树铮“是一个手眼通天的风云人物。誉之者称其为卫国护边的民族英雄，谤之者斥其为搅得天下大乱的阴谋家。他既有公忠体国的A面，也有结党营私的B面；他有时是阴险狡诈的政客，有时是风流儒雅的文人。”
徐树铮系江苏萧县（现属安徽）人，早年与段琪瑞订交，被时人称为段祺瑞手中的小扇子。段祺瑞本是一个独行专断的人，惟独对徐树铮言听计从。袁世凯在世时，为了保举徐树铮做国务院秘书长，段祺瑞不惜与对徐树铮印象不佳的袁世凯争得面红脖子粗。
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时，徐树铮这位国务院秘书长根本不把黎放在眼里，甚至缺少起码的礼节和尊重。
有一次，徐树铮拿了三个官员的任命到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黎多嘴问了下官员出身，徐树铮不耐烦地说，“总统不必多问，总理早已研究清楚了，请快点盖印吧，我的事情还忙得很呢。”
黎元洪贵为民国大总统，竟被国务院秘书长当面顶撞，气得脸色发青，却只敢对手下人发一通牢骚：“我本来不要做这总统的，而他们竟公然目无总统。”
孙中山提倡三民主义，徐树铮却热衷武力统一；孙中山主张召开国会，实行选举，徐树铮却组织了非法的安福国会；孙中山主张爱惜民力，罢兵生产，徐树铮却向日本举债练兵；孙中山是南方革命政府的首脑，徐树铮却是北洋军阀的要员。一言以蔽之，孙中山和徐树铮原本就是两条道上奔跑的火车，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怎么会成为朋友呢？
但是，时势的变化却使徐树铮进入了孙中山的朋友圈。这得从1919年中外瞩目的一件大事说起，这件大事就是徐树铮收复外蒙。
如今被称为外蒙古的地方，历史上曾是中国的一部分。辛亥革命之际，中土大乱，在沙俄阴谋策动下，外蒙古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于库伦独立，建立大蒙古国并自立为帝，年号共戴。随后，俄蒙军队包围了清政府驻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解除了清军武装并将办事大臣及随从押送出境。
外蒙的独立，清政府和继后的民国政府均不承认。两年后，在沙俄威逼下，袁世凯不得不和沙俄签订了《中俄声明》，声明规定，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不得在外蒙派驻官员、军队，以及移民。
十月革命后，俄国无力东顾，遂引发了日本对外蒙古地区的贪欲。在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等人的策划下，日本拟成立一个包括布里雅特和内外蒙古及呼伦贝尔在内的大蒙古国。
八世哲布尊丹巴称帝前，外蒙的政体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但哲布尊丹巴上台后，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喇嘛当道，王公大权旁落，引发其强烈不满。再加上畏惧日本乘机侵占，王公们纷纷策动撤销自治――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归附中央，而是为了恢复前清旧制，以便重掌大权。
当时，代表民国政府驻库仑的是都护使陈毅。但陈毅举措失当，哲布尊丹巴坚决反对撤治。这时，徐树铮奉命处理此事。
徐树铮显示了一个边才的雄才大略。他在任西北边防筹备处长时，即对外蒙以及日、俄之间的关系了若指掌，他认为外蒙对中国徘徊观望，乃是由于日、俄盅惑所致。为此，他甫一进入库仑，即与松井交涉，通过国际法惯例，将松井非法派遣到库仑的100余名士兵缴械。
对于蒙古喇嘛、王公在中、俄、日之间的骑墙，徐树铮认为是中国方面不够强势。为此，他在入蒙之前调集了80辆大卡车，入库仑时，每车乘士兵20人，将所有新式武器悉数向蒙古人展示。车辆进入军营后，士兵受命伏于车内，上以帆布覆盖，重又离开营房，驶到库仑郊外，混入其他车辆中，以为疑兵之势。当时，徐树铮所部只有8000人，但外界纷纷猜测他至少带了5万军队。
恩威并施之下，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废除俄蒙一切条约，蒙古全境归还中国。至此，徐树铮入蒙仅仅22天，不费一枪一弹，完成了外蒙重归版图的重任。
当年11月底，徐树铮从外蒙凯旋归京后，通电全国各地实力派，陈述他收复外蒙的经过。很意外的是，这些收到通电的实力派，包括了原本与北洋军阀势同水火的孙中山。孙中山收到电报后，立即作出积极反应，他当即复电徐树铮，对徐大加赞赏，把他比作班超这样的英雄。
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向来与作为军阀的段祺瑞和徐树铮之流是汉贼不两立，因此孙中山的这通电文，甚至遭到了其部下的质疑。孙中山解释说，“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孙中山和徐树铮此前从未谋面，也没有任何书信文电往来，因此这两通电报，是他们交往的开始。孙中山对徐树铮的盛赞，固然有为其收复国土而欣慰的因素，但另一个更大的因素则和此时的国内政局不无关系：
在北方，直皖渐成水火，很快便爆发了直皖大战，并以段祺瑞的失败告终；段祺瑞需要寻找新的同盟力量，徐树铮想到了广有影响的孙中山。在南方，孙中山受桂系排挤，郁郁不得志。孙中山的一大设想就是联合段祺瑞和张作霖以图崛起。因此侬情我意，一拍即合。
也许我们有些难以想象，教科书里光明磊落的革命家孙中山，竟然会与段祺瑞和徐树铮这样的军阀勾勾搭搭，但真实的历史就是如此。须知，历史人物不是一个非A即B的平面，而是一个多面体。即使革命家，他也要审时度势，也要合纵联横，也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剔除政治家的功利因素，公允地说，孙中山对徐树铮的才干也真的表露出了极大赏识。直皖大战以皖系失败告终，徐树铮不得不宣布下野，避居天津。1922年1月，徐树铮由天津千里迢迢奔赴广州，此时孙中山身在桂林。在蒋介石的陪同下，徐树铮前往桂林与孙中山相见，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见面时，两人惺惺相惜，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在徐树铮一方，他在给段祺瑞的电文里，真诚地表达了对孙中山的敬仰之意：“与中山及其副贰将佐长谈数日，推襟送抱，纵横天下，畅所欲言。因知其屡蹶屡起，自有一种不可磨灭之真力在。”
在孙中山一方，孙对与徐树铮见面一事，曾告诉蒋介石说，“徐君此来，慰我多年渴望。”甚至，孙中山不揣冒昧，请求徐树铮留下来做他的参谋长。但徐树铮乃是段祺瑞的小扇子和灵魂，他只得婉辞：我在北方帮助孙先生，会比在孙先生身边帮助更大。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当时地位还不甚高，在他陪同徐树铮前往桂林时，两人朝夕相处多日，眼力颇深的徐树铮回到上海后和友人聊天，下断言说，“将来真正帮助孙先生成功的，恐怕是一位蒋介石先生。”
孙中山去世后，举国哀悼，挽联无数，而公认写得最好的，却出自倾盖如故的徐树铮之手：
百年之政，孰若民先，曷居乎一言而兴，一言而丧；
十稔以还，使无公在，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作平注：本文系《同舟共进》约稿，已刊于今年10月号。此处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