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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峻石:何故为敌:族群差异导致国家分裂?

更新时间:2018-03-08 01:28:25
作者: 李峻石  
如果没有殖民统治和大规模的外部干涉,这里根本不会出现一个统一的国家。对于殖民者--北部的英国和南部的意大利--而言,占领索马里在经济上从来都无利可图。相反,想要将其纳入控制则成本高昂。后来,索马里的存在有赖于敌对的超级大国想要在非洲之角保持战略参与。所以,从索马里的例子里我们至少可以认识到一个问题:就其本身而言,族群的多元性并不是战争的原因--作为非洲最失败的国家之一,索马里在族群性和宗教信仰方面是最具同质性的;而有29种语言和多个族群的(邻邦)肯尼亚则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

   MPR:今年,众多出版物回顾了半个世纪前由非殖民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带来的乐观主义情绪。在一些非洲国家,评论家们也在重提这一主题。今天,许多冲突被归咎于以前的殖民者和他们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

   李峻石:这种观点建立在某种理想化的观念上,即认为非洲曾经存在一个“前殖民化”的好时代。但实际上在欧洲殖民者进入非洲之前,暴力冲突和血腥战争就已经存在于此。当然,那时候获取资源还不那么困难,而这仅仅是因为彼时人口稀少。之后一些殖民政权在基础设施的兴建和医疗服务的展开方面高效运作。在肯尼亚,大英帝国的殖民官员人数不多,但他们建立了法律体系,并成功地维持着当地秩序。殖民时期的暴力冲突规模相对较小,人口在良好的医疗保障下得到了快速增长;教育事业的规模有限、覆盖面小,虽然仅有一小部分年轻人有受教育的机会,但教育质量却很高。如今,许多非洲国家的行政机构臃肿,但教育事业达到的水平仅能勉强与殖民时代持平,因为官僚们忙于中饱私囊而置国家政策于不顾。

   MPR:为什么非洲国家的民主化和法治进程会难以推进?

   李峻石: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共同的法律体系下的协同行动必须对参与者有益,否则他们就不会有动力将权力让渡给国家,也不会将之视为共同的事业并参与其中。在20世纪中期的一段时期内,(人们觉得)似乎遵守共同的法律是有益的。那时二战刚刚结束,殖民势力的撤出使民事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岗位突然出现大量空缺,急需人员填补。彼时受过良好教育的高中学和大学生抓住了属于他们那代人的机会。但有限的岗位迟早要被填满,特别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用人需求也就不会随之大量增长),因此,随后的一代人只好无功而返。这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人们觉得既然读书之后仍然前途无望,那么何必还将青春耗费在学校里呢?而走上仕途的那些人也发现,基层公务员月薪非常低,仅够每月前几天的开销,还不如转而想办法捞点真金白银的好处--于是,在这种毫无希望的情形下,贪污受贿伴随而生。所以,国家必须能够提供一些好处,必须要对奉公守法者进行奖励。否则,人们要么退出、要么造反。

   MPR:就像在索马里那样。

   李峻石:是的。在1990年代的索马里,除了联合国的援助物资以外,别无其他可供瓜分。因此,发展援助成为被争夺的资源。交战各方都想将国家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样就可以让援助物资流入自己的口袋。就这样,国际社会对索马里彻底失望;而中断的援助也让国家在权力争夺各方的眼中失去了重要性。而后,诸多小群体应运而生,由于割据势力的领导人(warlords)谨慎地处理彼此间关系,暴力冲突的程度(反而)相对较低。毫无疑问,在一个尚未建立和平的地区随意开展援助工作,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MPR:你在书里对索马里和平会议是持批判态度的,而你的倡议是将援助活动分散开展,将其投放到具体项目上。

   李峻石:如果个别团体是因为明显的武力炫耀才获得了参与和平会议的资格,那么这种准入标准就是完全错误的。2002年在肯尼亚的埃尔多雷特举行的会议有意让真正的实力者--所有“军事强人”(warlord)--都坐到谈判桌前。结果呢,在会议举办以前,这些武装势力领导人就开始彼此打压;一众头目都期待借此向自己的追随者和其他竞争对手展示自己的实力。甚至在肯尼亚(就和平问题)举行的会谈之际,他们还仍然用手机指挥着前线冲突。

   MPR:作为一个研究者,你在非洲直接接触了当地人。人类学家应当如何在这里展开调查研究?

   李峻石:最重要的调查手段就是开放性的交谈。仅仅依靠发标准化的问卷是不能获得深层信息的,因为当地人可能压根没见过问卷这种东西。尤其是你很难精确地了解哪些问题在地方性情境(local situation)中最重要,人类学家就必须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回应遇到的现实问题。所以最为重要的就是在掌握语言技巧的同时留心观察社会现状。另外,记录日记和详细的谈话笔记也是田野调查者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MPR:你会讲多少种语言?

   李峻石:十种,比较流畅的有七八种。但在一些地方,比如中亚--这是我们研究部门的另一个关注重点,我没有任何语言基础。我能和清真寺里的伊玛目讲一点阿拉伯语,并借此给他留下好印象。但我一点都不会俄罗斯语或者突厥语系的语言,当我去这些地区了解研究项目时,一旦离开同事的陪伴我就会不知所措了。

   (李闯/译 杨潇/审校)

   本文原载“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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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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