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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二百多年的世界政治变迁及中国路向

更新时间:2018-03-07 11:56:00
作者: 赵鼎新 (进入专栏)  

   具体说,一、国家权力受到制约的程度指向的是国家的性质,或者说政党能自由活动的空间。这是一个政党必须面对的政治环境。比如,一个国家越专制,这个国家的政党的生存条件就可能越差, 发育出来的政党也就越可能会具有秘密社会的组织特性。

   二、选举范围的扩大指向的是政党功能的变化。一般来说,一个政党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加大,该政党的规模一般也会加大。

   三、意识形态多元化指向的是意识形态在政党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没有意识形态作为依托的政党就如同一个政治派系,它在社会上很难取得合法性。反过来说,政党的生存和壮大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意识形态作为依托,并且所持的意识形态是否能被广泛接受。

   既然意识形态在政党政治中有如此核心的地位,一个简单的推论就是:政党政治的性质将随着世界上各种意识形态的消长而变,或者说世界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决定世界政党发展的最为关键性的因素。

   沈文璟:那么近来我们观察到的美欧政党政治中的危机,也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导致的?

   赵鼎新:我们先来看看18世纪以来世界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影响政党政治的发展的。我将之划分为四个阶段:

   (1)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的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主导下的政党发展;(2)19世纪中叶至二战结束时在民族和阶级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党发展;(3)冷战下的政党发展及政党危机;(4)"第三波民主浪潮"下宗教和保守主义的回潮,及其相应的政党发展。

   第一阶段即政党发展初始阶段。制度化的政党政治主要发生在英美两国。在这一阶段,自由主义是主导性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则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大杂烩式的反应,虽然有些进步保守主义者的思想要比自由主义思想家要来的深刻得多。英美两国在这一阶段的政党政治也可以视作中产阶级与国家的斗争。自由是中产阶级的重要思想武器,而核心问题则是加强国会的权力还是加强国王或者是总统的权力,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等等。需要强调的是,英美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并不处处针锋相对,政党政治是在这两股势力的冲突和合作之间发展起来的。

   第二阶段始于世俗意识形态大爆发的十九世纪。国人熟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都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 19世纪欧洲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同期欧洲的军事力量在全世界所向披靡。人类有把"赢了"理解成是"对了"的坏毛病。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19世纪是西方人信心高度膨胀的时代。 当时绝大多数的西方知识分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大多数都有着很高的"制度自信"。他们都认为世界是在朝着美好的未来发展,并且西方处于这个发展的前沿。他们还认为他们有能力来理性地预测甚至设计一个美好的未来。 于是乎,各式各样的多多少少带有进步史观的"主义"风行了起来。但是,尽管当时的欧洲诞生了大量的"主义",引领19世纪中叶后政党发展的是阶级和民族这两大类意识形态。

   沈文璟:您让我想起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应该说这个提法已经逐渐淡出,但是"民族主义"的势头却未见消减呢。从特朗普在其演讲中不断提到的美利坚民族,到世界各地起伏不平的民族主义运动,您认为是什么原因让"民族"这个建构出来的意识形态到今天还有如此大的势力呢?

   赵鼎新:民族和阶级都是现代化过程中被人为造出来的主观建构。与阶级认同相比,民族认同有着如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首先,民族认同往往能建立在特殊的语言、宗教和历史等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但是阶级认同的建构基础却十分薄弱。比如,任何不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按照定义都属于工人阶级。但是,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差别巨大。同时,工人内部还受到性别、年龄、族群等等条件的分割。要让差别如此巨大的人群产生属于同一阶级的认同是非常困难的。

   第二,民族认同不仅仅是反抗者的武器,掌握着大量资源的国家或者某个地区的精英群体也会很有兴趣甚至野心来构造民族认同。这就是说,民族主义是一个上下都有"帮手"的意识形态。与之相比,阶级认同只是反抗者的武器。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严重误导或者是别有用心,国家领导就是再傻也绝不会制造阶级认同和鼓吹阶级斗争的,因为这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没有任何好处。

   第三,民族主义可以和包括宗教在内的几乎所有意识形态很好结合,并产生各种变种,因此很难过气。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可以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居住在某一土地上的某些民众认为他们有着同一的民族认同,并且试图以这民族认同为基础在这块土地上建立独立国家。民族主义因为内涵十分贫乏而没有能产生任何一个有影响的思想家。 但是民族主义的内容空洞给了它一个极大的优势,那就是它就像一个阿米巴虫,其性质可以随着主导意识形态的改变而作任意改变。具体说,民族主义一般总会与当时当地的强势意识形态结合以图发展。可是一旦该意识形态过气,民族主义就会毫不犹豫地另结新欢,或者说投入另外一个影响正在上升的意识形态的怀抱。任何意识形态(包括阶级理论)都会过时,唯独民族主义很难过时。与强势意识形态的结合给了民族主义永远的政治正确。"民族自决"是一个在任何时候喊出来都不会感到脸红的口号,因此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一样也往往会沦为"无赖最后的庇护所"。

   第四,民族主义与强势意识形态结合的这一特点又使得民族主义获得了近乎可以无中生有的本事,譬如:一个产生了独立欲望的群体即使没有特殊的语言、宗教和历史作为想象基础,他们也能声称自己是一个"想象共同体",并且用当前世界上的主导性意识形态给自己的诉求进行道德包装,站在道德高度强行制造认同感(比如"港独"及其相应的"民主自由"包装)。

   从世界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民族主义在18世纪末刚刚兴起时与自由主义结合,在19世纪中叶后开始与族群和社会主义结合,一战后开始和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结合,在二战后与社会主义结合,"第三次民主浪潮"开始时又与自由主义结合,在今天则正在与各种保守主义和宗教意识形态结合。可以说,民族主义性质的变化是世界主导意识形态转变和政党政治形态变化的晴雨表。

   沈文璟:嗯,安德鲁的《想象的共同体》分析了民族主义的起源,您的理论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历史进展以及未来的可能发展。但是对于一个从小就听到农民伯伯工人叔叔的中国人来说,要把"阶级"也理解为是一个建构的产物,相对会比较困难一些。

   赵鼎新:相对来说,"阶级"在前现代社会确实是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为前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简单,大到政治权利和职业分工,小到穿着打扮,不同阶层的人都有明显的甚至是强行规定的区别。古代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有明显可区分的多种权力和特征,再加上阶层间的流动较小,因此(特别是对于精英阶层来说)很容易形成阶级认同。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个漫长的过程。在整个18、19世纪,西方社会的传统痕迹依旧十分显著。当时的西方思想家仍然带着前现代社会的浓厚的阶级观念来理解当时出现的一个新兴群体--工人。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迅速推进,许多城市的人口暴涨,生活状态十分恶劣的工人成了这些城市的最为主要的人口。工人这个群体因此很容易就会被仍然具有很强的传统观念的欧洲左派思想家贴上阶级的标签,而工人的抗争则被错误的理解为是阶级斗争。

   而其实由于现代社会不同阶层的政治权利不再有强行的规定,穿着打扮趋于多元化,阶层间的流动比较大,再加上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和多元化,绝大多数人的社会认同趋于多元并且越来越受主观感受的影响了。但19世纪中叶的欧洲尚没有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和福利国家这些概念,经常发生的经济危机对工人来说后果十分悲惨,社会矛盾因此很大。再加上当时的欧洲国家还没有形成一套有效处理工人运动的方法,经常动辄镇压,这就迫使工人打破他们之间的各种认同感差异,在左派知识分子的鼓动下建立大规模的工人组织和政党来进行抗争。 到了19世纪中后期,欧洲各主要国家几乎都出现了从共产党到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等各种具有较强阶级特色的政党组织,各式各样的工人组织更是多如牛毛。例如,以成立时间为序,德法意英四国分别出现了社会民主党(1874年)、社会民主工党(1889年)、意大利社会主义党(1892年)和工党(1892年)等带有强烈阶级色彩的政党。此外,共产党和左派无政府主义政党组织也在同时期大量涌现,阶级在欧洲一时成了强势意识形态。

   沈文璟:哦,您的意思是说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结构等要素远较前现代社会复杂和多元,所以很难竖立相对单一认同的庞大群体--阶级,而"阶级"在19世纪成为强势意识形态更像是欧洲特定时期历史发展的一个非企及后果。那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工业很不发达情况很不一样的国家,"阶级"为什么在19世纪20世纪也成为了强势意识形态呢?

   赵鼎新:应该说,随着西方世界的军事和经济扩张,阶级和民族思潮也开始向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传播。从客观情况来说,其实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当时所面临的主要是民族解放问题,不少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已经沦为或者正在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有些传统帝国内部的族群(ethnos)在接受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后也产生了独立愿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西方世界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先后出现了民族主义政党,如中国的国民党、印度的国大党、埃及的华夫托党,等等。而现代意义上的工人在当时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中少之又少。

   但是,非西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什么还出现了阶级斗争的策略呢。这一现象的背后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仰视西方的心态。先前说过,18世纪中叶后欧美在军事和经济上全面超出了其它文明,这一暂时的优势给了西方思想家很高的制度自信。他们制造出各种历史进步主义理论,盲目地认为人类历史在必然地朝着一个美好的未来发展,而且欧美领导着这一发展的潮流。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当时盛行的各种进步主义史观的一种。 既然西方处在历史发展的"前沿",并且西方思想家自认为已经找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就有了学习西方并通过加快历史发展进程来超越西方的意图。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非西方世界知识分子的实用主义态度:不管是什么理论和什么方法,能救国的就是好方法。因此,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救亡"关键期,意识形态风向转得非常之快,一个理论一旦被认为与救亡无济,它马上就会失去知识分子的青睐。

   也就是在这第二个层面上,我需要把分析引向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俄国革命为非西方国家提供了一条民族救亡的新路径。它在多个方面对中国,乃至对整个世界政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就对世界政党发展的影响来说,俄国革命有两个关键性的特点。第一,俄国虽然也加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国家行列,但俄国工人的人口比例比起英美法德等国家要少许多。沙俄的"落后"给左派政党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了困难。

在理论上,按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史观,无产阶级革命应当首先在发达国家发生,并且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实现;像沙俄这样的国家需要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于是,为了突破马克思的理论,列宁创造了"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一更接近于唯心主义的理论。在该理论的指导下,一批在布尔什维克成立时年龄大多数才二三十岁、所知甚少、却自以为已经掌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真谛的沙俄知识青年把布尔什维克想象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理直气壮地拉着整个社会往共产主义大道上奋勇前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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