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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芳:“转型”、“发展”与“现代化”:现实判断与理论反思

更新时间:2018-03-07 01:18:37
作者: 陈映芳 (进入专栏)  

   对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国家权力系统所主导、并得到社会广泛呼应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市场化”、“城市化”等运动,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地、充满浪漫激情地为之赋予了“现代化”、“发展”、“转型”等属性定义及其意义。与之相匹配,这些年来,在中国社会学界,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以及社会转型理论等也成为人们用以分析、阐释当前社会变动现象的主要的几种理论范式。

   但是,在激剧变动的中国社会,社会学者不能不经历种种困惑——埋首研究、抬头望路的学者不仅需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等等而调整对中国作为乡土社会或发展中国家等等的属性判断,并对既有理论范式作出反思,同时还可能承受着对种种中国难题作出回应的理论压力。无论是主政者对社会制度或经济运动等的定义、还是西方学界的既有概念框架,都不能简单替代学者对社会属性和演变过程的分析定义。将中国社会置于全球背景下、持续地对社会事实作出甄别,同时在与国际学术界有效对话的基础上对既有概念理论不断反思,这些应该成为立足本土社会研究的学者的重要工作。

   现代化理论曾是中国学术界解释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运动的主要理论,近些年来,随着现代化理论在各国受到普遍的质疑和批判,同时也由于中国社会演变进程所呈现的实际轨迹和问题,转型理论、发展理论以及其他各种后现代理论等等取而代之为中国学术界提供了种种新的研究范式,也有力地推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和多样化。但是,面对今天中国不无混乱的“发展”话语,以及现实的“转型”困境,我们有必要重新对“现代化”概念在中国的意义作出甄别,并认真反思各种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一  转型理论的价值与困境

  

   转型理论、或者“post-socialist”视角等等被援引到对当前中国的社会变动的研究,首先应该是与人们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演变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演变的某些类似性的判断有关。同时,在实际的研究实践中,相关的理论范式和视角也确实为中国问题的研究者提供了富于适用性的探讨路径。除了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样的基本事实之外,近几年来,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学领域,“国家—社会关系”成为一个突出的理论范式,被研究者们用来分析权力系统在市场化、产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突出作用,以及发育中的社会的现状及困境。在国内外各种学术文本中,“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共产资本主义”等概念,被学者们用来定义今天中国区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属性;而非民主制度下的财富增长过程中特殊的不公平机制,也被用以解释后社会主义国家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化;此外,除城乡二元结构被城市化体制长期沿用、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非正义的农民工制度以外,新旧制度“双轨化并存”和新旧交替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制度间的纵向、横向的各种巨大“缝隙”、“漏洞”等,也成为特权群体的“转型机遇”。

   更多的学者,则将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用以定义和分析当今中国党政权力系统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早期现代化理论视野下对“社会”的乐观期待相比较,今天在转型理论范式下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不论是持国家主导说、国家—社会粘连说、还是国家—社会关系紧张对立说,学者们面对基层选举、社区建设的现状,以及各种社会成员艰难的维权行动、社会团体生成发展所遇到的重重阻碍,基于对国家重构、权力再生的能力的了解,以及对国家(包括各级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控制社会建设的能力的了解,不能不重新开始思考在作为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社会”是否可能、如何可能等这样一些严峻的问题了。这样的思考也推动了社会学的国家研究。

   研究者必须借助于国内外既有的思想资源、理论路径以求往前探索,唯此我们才能逐步接近真正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不能不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却是:中国社会当前的变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转型”?换句话说,它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什么不同?同时它与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到底怎么样?假若我们把中国置于80年代以来东欧各国甚至拉美、南非等国家的民主转型的背景(或者如亨廷顿所说的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中来看,我们不能不考虑,在我们的“转型社会研究”中,我们首先必须认真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放弃了原有的计划经济制度而创造了不同于各国的特殊的市场制度,但它同时保持了、甚至发展了包括原有政治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根本性制度。

   这对于我们“如何借鉴并发展转型理论”事关重大。首先,既有的转型理论主要来源于于各国学者对世界各国民主转型历程的研究。其次,在“社会主义”与“后社会主义”之间,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本质性的区别?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到底意味着些什么?对这些问题,我们尚缺少规范的理论化;对已有的各种概念的运用,我们也缺少必要的重新概念化过程。现实中,我们确实看到了70年代与80年代之间、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以及新世纪与旧世纪之间的各种令人炫目的变化,包括我们想看到的或不想看到的。但是,任何主政者或政策制定者的规划目标及冠名,都不能代替学术界对社会制度的本质属性的分析和定义。对社会延续性和断裂性的认识和甄别,需要时间(历程的展开、功能及属性的显现),需要研究者对社会事实及其逻辑的不断地发现以及对意义的持续探索。

   我们无法否认,今天中国之所以会有种种经济奇迹,同时又会有那么严重的社会矛盾,都与它不同于其他各国的转型方式相关。而我们今天之所以会越来越担心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爆发,也是出于对某种“转型困境”的忧虑:在70年代末以来的转型过程中,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价值目标”被片面地激活,执政者的现代化规划也正与社会普遍认同的诸如公正、平等、自由、民主等现代化理想目标相背离;与此同时,曾给中国社会造成灾难性历史的根本性制度并没有被改变,曾经历了磨难的个人、曾遭受破坏的社会,也没有如世界其他民主转型国家在“转型正义”中所实践的那样,得到必要的治疗和修复。也因此,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我们看到,种种权利侵害、财产掠夺、人身迫害,以及尖锐的社会冲突、政治矛盾,不幸正再次成为这个社会的“改革之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我们需要拿世界各国的转型经验和转型理论来作我们的研究参照,不是为了要便利地解释中国,而应该是为了找到真正合适中国的解释路径。

  

二、发展理论的参照意义及适用性问题

  

   中国本是“第三世界”理论的输出国之一,长期来也习惯于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外学术界在考察、分析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权利状况时,有些学者也倾向于将中国归类到发展中国家一类。但有意思的是,在有些对现代化理论持批判态度而致力于以发展理论阐释第三世界命运的西方学者及第三世界学者那儿,中国并不被认为是发展理论的合适对象。就像吉登斯曾明确表示的,他倾向于将包括苏联、东欧、中国、古巴及其他一些国家列入“第二世界”。他认为这些国家通过镇压或严格限制私人资本,建立起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从而使自己从迄今为止的仍然存在于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关系中抽离出来。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些以“第三世界”、“后发展国家”(latedevelopers)、“后后工业化国家”(late-late-industrializers)为对象所展开的实证性调查研究、比较研究的文本中,中国也较少被放到一般的亚非拉国家中去加以比较。

   显然,在中国与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某些异质性——首先,在作为社会主义抑或后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高度集权的国家(state)是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强有力的主体。也因此,极权理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等等,往往被各国学者用作分析中国的理论范式。

   尽管如此,那些基于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经验实证研究、国际比较研究等,特别是对第三世界和后发国家及地区的实地调查,让我们得以了解当今世界各地极为复杂和严峻的各种城市问题,包括城乡间的鸿沟及城市移民贫困、住房条件的极度恶化、城市贫困群体的犯罪问题,以及越来越严重的城市居住环境问题、空间不公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当今中国的各地城市,也处处可见。此外,学者们对后发展国家城市现状的研究,在强调这些国家区别于西方国家的特殊性的同时,多注重于全球体系下国际关系以及国家外部条件等对于后发国家的社会变迁的影响,这些对于现代化理论无疑是重要的修正或补充。其对于后发展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处的依附的、边缘的地位的分析,为我们了解全球资本体系下国际间不对等的经济、政治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问题的深刻的全球背景,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不仅如此,有关后发国家经济增长的内部机制的各种研究,对我们亦富有启示意义。如阿图尔·科利对国家干预模式的研究。阿图尔认为,组织和运用国家权力的方法对全球边缘地区的工业化速度和模式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以印度、尼日利亚、巴西和韩国为四个典型案例的研究,确定了后开发地区组织和运用国家权威的三种历史模式:新世袭性国家(neopatrimonialstates)、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cohesive-capitalists)、分散性多阶级国家(fragmented-multiclass states)。在这些类型中,凝集性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集中性、权威结构对社会的深入以及权力对对意识形态的运作、对劳工阶层的强力的政治控制等等,让我们对于“国家主导”之于快速工业化模式的意义,获得重要的理解角度。

   这些国家以凝聚力政治为特点,也就是说,这些国家都拥有集权和目的明确的权威结构,因此往往能够深入社会内部。基于各种历史原因,这些国家倾向于将快速经济增长与国家安全等同起来,因此使前者成为国家的工作重点。在追求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凝聚性资本主义国家开创了一系列与社会主要经济团体的明确连结,并发明了一些有效的工具。在这些社会连结中特别著名的是国家与生产者或资本集团的紧密联盟。这种政治安排的必然结果是国家对劳工的严密控制。这些国家的主要政治工具当然是一个有能力的官僚机构。因为国家与资本的严密精英联盟很难维持,这些国家里的政治运作经常具有镇压和威权性质,领袖们经常运用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或反共意识形态)的动员以赢得社会的接受。

   颇具意味的是,发展理论往往被有些中国学者拿来对“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作出解释。但在一些不乏意识形态化色彩的中国经验阐述中,论者将发展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问题的研究以及引出的讨论,简单地套用于中国,以说明中国发展模式所具有的对抗“西方”或“新帝国主义”的正面意义,以及中国所有的制度问题/社会不公现象主要根源于全球资本体系对中国的压迫的道理。这样的一些解释,在理论上存在着将全球化问题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化(美国化)问题、以概念化的西方批判取代严肃的资本主义批判、国家主义批判、全球化反思(包括对全球化过程中的国家角色的反思批判)的倾向,在方法上以外部因素决定论遮蔽了对国家内部关系的分析。而即使是对外部因素的分析,也存在着将国际关系简单处理成对立关系、单向度关系的倾向。世界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一面被忽略,包括国际间文化价值的多面向的传播,以及国际社会间各种形式的相互支持的关系(这其实是发展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而现实中,在当今的中国(以及历史上的中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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