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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

更新时间:2018-03-07 01:11:37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治革命史者凸显土豪劣绅化为害地方,治社会史则发现绅权与官权的合流导致国家权力向下延伸。作为国民革命的动员口号和目标指向,打倒土豪劣绅与通缉学阀之事不无近似,而且二者之间不无联系,湖南的叶德辉被当做土豪劣绅镇压,在知识界就引起负面反应。只是学阀之说未免言之过当,而学阀们又拥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各种舆论工具,可以发声以正视听,所以很快被弃置。所谓土豪劣绅,很大程度是国共两党为了发动农民而指称掌握着乡村权力的士绅。在清季科举考试停罢后,这些人仍然借助各种形式继续维系乡村的社会秩序。相关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发动土地革命的档案文献资料,土豪劣绅正是革命正当性诉求的必要对立面形象建构。可以印证的情形是,抗日战争期间,土豪劣绅基本不见了,即使在未经土地革命冲击的偏远落后地区,也由开明士绅所取代。

   一般而言,土豪劣绅当然不会自称,也不会彼此相称,而是先由他指,继而后认。相比之下,军阀的指称虽然不由被称为军阀的人自称发端,随着词语的流行,有的军阀也会用来指称对手甚至自我解嘲。因此,与土豪劣绅的泛化多少有违实情不同,用军阀来指称民初割据称雄、长期混战的军人集团,倒也颇为形象。

   既然集合概念外来后出者居多,且以今语释古籍名故物,使得现在的人们彼此容易沟通,所以一般而言,不足为病,尤其是作为方便名词使用。不过,这样的方便大抵只能行于今人,至于今人与古人的沟通,多少难免受到影响,扭曲变形甚至截然相反,都有可能。通常情况下,即使有所误读错解也无碍大局,可是如果作为关键性的概念,随意使用就有可能产生诸多流弊。早在1923年,梁启超谈及国故学的复兴,就明确表示:“吾侪如忠于史者,则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此在百学皆然。而在政治思想一科,更直接有‘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之弊,吾侪所最宜深戒也。”并以自己“少作犯此屡矣”为鉴,“愿吾同学勿吾效也”。[7]

   北洋军阀统治的概念之于相关历史的研究是否亦坐此弊?至少从两岸学术界的现状看,很难说完全没有关系。用军阀的概念来指称民初十余年执掌国家政权的统治势力,并且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来表述国民政府之前的民国历史,未必恰当。依据徐勇的研究,军阀的概念到1912年才由日本发明,1917年8月最早由李大钊引用来指称日本军阀,同年10月,李大钊又率先用于指称中国当时割据称雄的军事实力派。[8]按照这一说法,南京国民政府之前的中华民国史,至少有1/3的时间人们不用军阀的概念谈论国内政治,尽管所指的实事按照后来的观念已经存在。

   研究近代中国史事,探源是一种说有易说无难的工作。徐勇的研究较前人进展显著,长期争论不休的“军阀”概念产生问题的讨论,的确得出了新的学术结论。只是中国人使用“军阀”概念向前推进到1917年李大钊的新说,并没有终结问题。1915年6月22日,《申报》刊登署名“岐逸”两天前发来的报道《江苏之政绩·官僚政治之实验》:“三四届之听鼓知事已二三百员,齐使之请保免考原为一百五十余员,核准者竟有一百三十二员之多,三分之一为军阀所要,四分之一为各道尹官厅之请求,余则官阀所踞。当四届核准知事案之发表,正查蝗委员仆仆道涂之时,知事之出产,其量与蝗可为比例,人才有满溢之患矣。”[9]6月29日,《申报》再刊发“岐逸”三天前的报道《淮盐纪闻》,谈及盐税的混乱与盐商负担过重的情形,具体原因而外,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办法不见发表,而政争冲突,私利是图。多数运盐公司非官吏所开,则军阀宦阀所盘踞,日言改革而续造纠葛,以迂回其间。此责任匪仅盐政当局者所负,而全国官僚军阀之好利心实造成之。”[10]这里“军阀”与宦阀、官僚并称,已成专有名词。这较李大钊初次使用“军阀”一词,至少提前了两年多。至于日本方面用“军阀”来指称中国的军事实力派,最早亦非中文《顺天时报》,而是东方通信社。据1916年9月20日该社东京电:“北京报道:军人阀之跋扈已甚,犹欲乘唐绍仪入京之机,呈一层之活动,致使一般人对新政府之将来,渐抱不安之念。而段祺瑞任命曹锟为直隶督军,亦起利用军阀之前提之批评云(二十日)。”[11]也就是说,在李大钊使用“军阀”的概念来指称日本和中国的时政之前,军阀一词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通用专有名词,只是出现的频率还不太高。

   考虑到概念形成的自称、他指、后认的分别与联系的复杂纠葛,研究概念应以陈寅恪解一字即一部中国文化史的主旨办法,不宜先入为主地用既定名词勾连史事,而要通过梳理千差万别的史事来把握概念。在历史进程中,同一物事有不同指称,而同一名词所指各异的情形比比皆是,用名词勾连史事,即是预设未经验证的前提,假定那些形似而实不同的物事当然具有内在联系。具体而言,要注意所指实事的形成演变、话语的发生衍化以及概念形成之后不断谱系化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分别,尤其是中间一段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的衍化进程。

   就此而论,虽然学界早已注意到军阀词语的发生演化,并且不断有所深入拓展,解决了不少重要问题,可是距离事情本身的复杂,仍有不少的谜团有待破解。而症结所在,就是忽略中间顺流而下的一段,千辛万苦地寻找发源,一旦确认,即陷入概念衍化与定义谱系相互纠结的困扰,不能顺时序系统全面地梳理话语衍化的繁复进程,一视同仁地将千差万别的各说各话作为客观实在的历史事实,而是急于用快刀斩乱麻的定义,寻求所谓名实相符的幻象,使剪不断理还乱的史事观念迅速清晰化。这样看似清晰的定义和谱系,虽然有方便外行乃至一般学人理解的好处,却难免以心中之是为是的主观偏蔽,非但不能完全照顾不断变化的史事本相与词语本意,还使得后来的认识与当日的实情渐行渐远,并且因为各自定义和谱系的不同,不断重蹈各说各话的循环,使得厘清的努力徒劳无功。

   在这方面,傅斯年所著《性命古训辩证》颇有启示作用,他借助德国“以语言学观念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方法,强调语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同样重要:

   用语学的观点所以识性命诸字之原,用历史的观点所以疏性论历来之变。思想非静止之物,静止则无思想已耳。故虽后学之仪范典型,弟子之承奉师说,其无微变者鲜矣,况公然标异者乎?前如程、朱,后如戴、阮,皆以古儒家义为一固定不移之物,不知分解其变动,乃昌言曰“求其是”,庸讵知所谓是者,相对之词非绝对之词,一时之准非永久之准乎?在此事上,朱子犹胜于戴、阮,朱子论性颇能寻其演变,戴氏则但有一是非矣(朱子著书中,不足征其历史的观点,然据《语类》所记,知其差能用历史方法。清代朴学家中,惠栋、钱大昕诸氏较有历史观点,而钱氏尤长于此。若戴氏一派,最不知别时代之差,“求其是”三字误彼等不少。盖“求其古”尚可借以探流变,“求其是”则师心自用者多矣)。[12]

   求其古与求其是,原为王鸣盛勾勒惠栋与戴震的治学特点:“方今学者,断推两先生,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究之,舍古亦无以为是。”[13]钱穆论道:“谓‘舍古亦无以为是’者,上之即亭林‘舍经学无理学’之说,后之即东原求义理不得凿空于古经外之论也。然则惠、戴论学,求其归极,均之于六经,要非异趋矣。其异者,则徽学原于述朱而为格物,其精在三礼,所治天文、律算、水地、音韵、名物诸端,其用心常在会诸经而求其通;吴学则希心复古,以辨后起之伪说,其所治如《周易》,如《尚书》,其用心常在溯之古而得其原。故吴学进于专家,而徽学达于征实。王氏所谓‘惠求其古,戴求其是’者,即指是等而言也。”[14]或以为求其是还有是正之意,固然,但前提仍是知古人本意。不知本意,则是正不过后人心中之念而已。

   古人的本意千变万化,不止一端,作为历史实事,无论正误是非,只要属实,都是真有;词语的涵义,均由事实发生演化,不由定义产生主导。所以,舍古无以为是,正是解一字即一部中国文化史的要旨大义。或以为追究概念要名实相符,此说看似义正词严,实乃求其是的变种,其心中但凡先有一所谓实,便自然会以一定之是或一定之古为是。而但求一是,必然定于一尊,难免以偏概全,落入自以为是的窠臼,强古人以就我,将历史上绝无全同的各种本相本意削足适履。

   具体而言,探究军阀词语的发源固然为求其古的应有之义,发端之后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应用以及与之相关搭配的组合词语的变化,如北洋军阀、北洋团体、北洋派、北洋系、北洋政府等,同样是求其古的重要内容。关于军阀和北洋军阀概念的先行研究,多注意探究发端,却未能以同样的态度寻绎衍化的复杂进程,反而再度陷入定义的泥潭。


三、“北洋军阀”词语产生的再检讨

  

   军阀词语的使用逐渐占据垄断地位,表明政治分歧很大的国共两党以及海峡两岸在这一正统观念上的大同小异。而相关研究领域的严重滞后,与这样的观念过度运用显然存在关联性。如果不带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只要不是有违事实,所谓正统观念,未必一定造成历史认识的负面影响。所以,关键是看道理或理论能否将所有史事贯通无碍。概括后来的定义,北洋军阀概念最为重要的内涵有两点,一是地方,二是私兵。以此为据,用于考察军阀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有其合理之处,但是,用于概括国民政府之前的国家政权乃至整个民国的基本形态,则难免捉襟见肘,存在很大的检讨空间。

   “军阀”一词进入中国之时,虽然指段祺瑞等为“军阀领袖”,但是并没有“北洋军阀”的名称。从军阀到北洋军阀,发展相当快速。有学人研究指出,1919年11月中旬,孙中山在“与留法学生的谈话”中就说:“袁世凯现在虽然死了,北方政府仍然在北洋军阀、官僚、政客的手里。”不过,此说出自他人的记录,而且看起来北洋军阀似乎并非专有名词,北洋只是军阀、官僚、政客共有的限定词。至于接下来的指证,为1923年李大钊的《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并且据以断言,北洋军阀的政治概念或政治名词,是在民国10年前后形成的,①则稍嫌太晚。

   实际上,至迟到1917年,“北洋军阀”已经成为指向确定的专有名词。《申报》1917年7月15日的消息《鄂湘北伐军撤回之内幕》就明确写道:

   因近日西南民党中激进派不认冯、段为总统、总理,拟在粤另组政府,遥戴黄陂,并欲乘讨伐张勋之便,进兵征讨前次独立诸督军,以冀推倒北洋军阀势力。[15]

   由此开始,“北洋军阀”的指称就不断出现在《申报》的各个栏目中。到1919年11月,已是屡见不鲜。如《申报》1918年6月27日的《安福俱乐部之内幕》:

   王揖唐氏等所办之安福俱乐部,为此次新选举之中心机关,俨然为一政府党之雏形,其性质若何,内容如何,极为一般所注意。按该俱乐部创设之初意,系以纯北洋军阀为中心,联络接近段内阁各派而创造一政党,交通系一部分自亦包括在内。故世间分交通系与安福俱部为二者,昧于其中之真相者也。[16]

   该报1918年10月17日署名“静观”的《北京特别通信·北京党派之分合》称:

曩者段派挟金钱与武力,结合新旧交通系,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选政,徐东海之得为总统,彼党之力也。不意今日形势乃大变,而赫赫之安福俱乐部,将呈瓦解土崩之象矣。其所以致变之原因,一则以党员之集合,本非由于一定之党纲。当国会初开幕时,即有分裂之朕兆。嗣以议员每月各发津贴三百元,乃得维持于一时。则其纯为金钱而来,已可想见,乌合之众,在理定难持久。二则因交通系之独立。交通系在安部本占有势力,其根据全在经济方面,虽武人之拔剑击柱,势亦无可如何。前者梁士诒氏颇主张废弃武力政策之说,冀以和平之局由彼手所造成,因此大悖段派之意,暗潮之生,已非一日。至近日选举副总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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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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