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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戈:《民间记忆的体制建构》第六章 撰写当代的超常规范(上)

更新时间:2018-03-06 19:24:56
作者: 雷戈 (进入专栏)  
则抽象为五条核心原则:(1)成绩主流,失误支流;(2)失误动机是好的;(3)运动方向正确,缺点是扩大化;(4)党有错但无罪;(5)改革开放绝对正确。前四条专门用于指导前三十年的史料征集,后一条专门用于规范后三十年的史料编写。其总体思路是,对前三十年的肯定留有余地,以此凸显后三十年的无与伦比。官方给出的标准说法是“最好时期”。这导致在以“亲历记”或“共同的记忆”为名目编写的改革开放史料,无一例外地呈现出惊人的单一性。所谓的“共同记忆”,却只有受惠者的政治抒情,而没有受害者的内心倾诉。因为它的意图是给“共同富裕”、“人人受益”这种官方宣传提供史料证据。阳光灿烂,颂声一片正是文史资料对征编改革开放史料定下的基调。这种严重倾斜的历史视野所造成的历史失忆和历史失语,是一种最深刻的精神酷刑。但对官方来说,这却是最有效的政治保证。唯有制订这五条原则,才能确保建国后史料成为附庸正史的官修野史。所以,这五条是底线,绝对不可逾越。任何质疑乃至异议,都会直接刺激和触痛中共历史编纂体系的敏感神经。

   根据这些核心原则,文史官员建立起了更为细密的原则规定,以此作为征集建国后史料的普遍规范。与此同时,依据政治形势变化,随时添加和增补一些新的政策性条例。比如,进入二十一世纪,人们就需要叠加一些政治语汇。征集建国后史料,“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20]总之,征集建国后史料的原则规定是一种层层加码的政治累计过程。它迫使极权政治下的思想越来越趋于紧张和恐惧。它导致建国后史料的政治缺陷更具致命性。因为,它必须按照中共执政的权力运作方式,从方方面面对征集建国后史料作出严格规范和限制。

   1、开展建国后史料的征集工作,“用真实具体的史实说明我国在帝国主义封锁的条件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经过艰难探索所走出的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不仅指引我国人民满怀信心地创造美好的未来,也给世界人民了解社会主义树立了榜样。”[21]

   2、要充分反映“我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发生的深刻变革和取得的建设成就,这是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主流。正确、客观地反映成就、反映主流,可以振奋人们的精神,增强人们热爱祖国的凝聚力,增强人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22]“坚持翔实地记述建国后各方面的伟大成就,理智地总结失误的教训,防止热中渲染消极现象,导致人们对建国后历史产生误解;坚持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正确阐述重要的历史事件,防止任意臧否和曲解。”[23]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规定都有其特定目标和具体针对性。比如,官方严厉指责,“一个自称‘久居好讼之国’的先生,跑出来教训我们。……对我们建国后的40年,极尽诋毁之能事,乃至说出‘十万万个疯子’之类的话。他自己若不是疯子,怎能说此疯人的呓语。”[24]气急败坏之下,毫无风度地破口大骂,对官方来说,也属常态。

   3、“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针,编者有明确的观点,重大事件定性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符合。对某些具有敏感性的问题或事件,抱慎重态度。”比如,《共和国五十年四川文史书系》“使人们在回顾历史时,展望未来,同时得到启示,澄清过去的一些误解,理清时代的脉络,增进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同。”[25]

   4、建国后史料“比较贴近现实”,出版建国后史料必须高度重视“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要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前提下,讲政治,顾大局,把学术性与政治性、对历史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26]“对某些事实真实而对安定团结不利或可能引起不良影响的史料”应谨慎从事。[27]“对于史料中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某些个人恩怨问题,应严格把关,不发表,以免影响团结。”[28]至于那些“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违背的史料,可收集,但不发表。”[29]发表建国后史料要以《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原则,在客观效果上一定要有利于安定团结。”[30]所谓“客观效果”就是价值期待。此外,“对观点对立、情节出入较大的史料,可征而不发,或只发表一致的意见。”[31]

   5、“由于建国后文史资料与现实关系密切,一定要明确为改革开放服务的目的,应该主动地、有意识地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提供历史的咨询,为经济建设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借鉴,并逐步提高文史工作为现实服务的层次。”[32]

   6、“关于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史料,暂不作重点征集。但如能征集到,也不要放过,不要再过多年又去‘抢救’。对政治运动的史料,遇到什么就征集什么。”[33]

   7、征集建国后史料,可以对中共历次运动和重大事件的政治背景深挖一下,“以便从基础上说明为什么要搞这些运动。”[34]

   8、“要有深度。不仅要把事件的现状记述清楚,而且要把事件的背景衬托出来。”比如,写土地改革,不仅要把当时土改工作队如何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的情况记录下来,“而且要把数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及其束缚生产力的现状反映出来。资料内容可以包含大地主庄园、恶霸掌政、贫下中农血泪史、开明士绅、地主子女在新中国的成长、土改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新面貌等。”[35]

   9、“建国前的文史资料写的是敌人和朋友,建国后写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共和国,是各民主党派,是人民群众,是自己,这就更加要强调实事求是,防止溢美或文过饰非。”[36]

   10、不为写史料而写史料,“征集资料不应眉毛胡子一把抓,要着重搜集那些有价值的史料,有助于人民了解历史发展和可以鉴往知来的史料。”[37]要首先征集那些“对人民有教育意义的、激励人民奋进的史料”。[38]“要侧重于对先进人物史料的征集。这些人物的先进事迹是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一部分积极内容,而反映他们的思想、情操则有利于共产主义精神的发扬,对促进社会风气的健康发展,树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大有稗益。”[39]

   11、有的历史人物“在解放初期被镇压”,其资料也可以征集。对人物的评价,“既不照搬过去官方的评论,也不能一概地沿袭一般社会人士的观点。”[40]

   12、建国前的人物,“或褒或贬比较好处理,因为大多已有定论。征集建国后人物史料,由于有些人还健在,或是因涉及的关系比较复杂,下笔时有一定的难度,”难免会出现隐讳的现象。[41]稳妥起见,“对健在的人不做盖棺论定的评价。”[42]

   13、有些史料,“如取缔反动会道门、消灭妓女制度、取缔法轮功、党的民族宗教制度的形成和实施等,将它们归于社会建设史料,更能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更便于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搞好社会建设。”[43]

   14、必须反对自由化倾向,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关系到文史资料的政治方向和社会效益。……否定了这个阶段的毛泽东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不能在个人恩怨中攻击,贬低毛泽东,以至篡改历史抬高自己。”有文史干部指责《文史精华》刊登《造神运动》一文,效果不好。[44]

   15、征集建国后史料,应严格避免思想混乱。“因为对于一些重大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涉及到对领袖人物的评价,存有众说不一的自由化倾向。……就文史部门而言,还有可以回避政治运动的自由空间,对待此类问题,完全可以灵活一些。现在有些报刊,自由化倾向比较严重,专门开设了所谓‘解密’专栏。刊出了《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毛泽东的稿费》等等;有的只给毛主席当过短时间的秘书,也不负责任地公开发表一些文章,文中对毛主席的评价极不公正,把三年困难时期出现的问题,比如饿死人全归罪于毛泽东一人,这有违《决议》精神;有的著名歌唱家在歌唱赞颂毛主席的歌曲时,公然把歌中‘毛主席’三个字全部砍掉,如《众手浇开幸福花》等;……有些已改正右派的同志更是信口雌黄,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所谓‘历史回顾’批判所谓‘造神运动’等……,所有这些,都无助于提高文史资料的社会效益,相反会引起思想混乱。”对中共政要的一分为二,应与中央保持一致,应该着重宣传中共领袖的正面形象。所以不是什么样的“所谓回忆等都能刊载的。……在对待建国后的史料中,更要严把‘政治关’”。[45]

   16、“成功与失误、胜利与挫折都能写,不能说失败不能写,但应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划清界限,不能借写史丑化社会主义、丑化党的领导;不要陷入个人恩怨之中,发泄个人情绪。主流是引导人们肯定成绩,接受教训,坚定信心,奋勇前进。”[46]总之,应防止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以‘左’的观念来看待问题,对一些事情夸大事实,无限上纲;另一种是全盘否定历次政治运动,从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47]

   17、征集政治运动史料,是建国后史料中“难度最大”的一个问题。关键是把握三个重点。(1)目的正确。“征集政治运动史料的目的性一定要正确,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而不是其他目的。”征集建国后政治运动史料,一定要按《决议》精神去进行征集。此外,“应当防止借撰写政治运动史料做翻案文章,甚至发泄个人的不满情绪,那将会使我们的工作偏离正确方向,陷入被动局面。”(2)善抓典型。征集建国后政治运动史料“要善于抓典型的人和事。……要站在一定的高度上,要有利于安定团结。对于有争议的历史问题或是暂不征集,或是先征集到手留存起来,暂不发表”。(3)限定范围。政治运动史料的征集范围“不宜搞得太宽,没有必要广征博采”。[48]

   18、综合考虑运动双方。一是运动的受害者。“不触及政治运动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应该在文史资料中有适度的反映,可以写粗一点。我们的着眼点不是具体地描述某某人在运动中如何身受迫害,如何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等等悲哀凄惨的东西,而是淡墨点到为止,着重写他们尽管身处逆境,受到委屈和不公正的对待,仍然坚信党的领导,仍然不动摇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仍然千方百计默默无闻地为党为人民作出有益的贡献。”一是运动中的施害者。史料征集中,“有些事情涉及到责任的当事人(有些是当地的主要领导人),……可以采取对事不对人的办法。例如,某某人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这是事实),但不必点名是由于某某人的原因而打成右派。事实上任何一个政治运动都不是个人行为(尽管执行者对当地或一个单位有一定的影响),不应追究个人责任。如果不是由于政治品质和恶意诬陷,以不点名为好。”如果撰稿人“由于受委屈或遭迫害,至今耿耿于怀,在撰稿中发泄自己的不满、乘机点名批评”,应耐心说服,“做思想工作,或删去不必要的情节,或粗略地说其事而不说其人。”[49]总之,“涉及个人旧案宜粗不宜细,不影响安定团结。不要说过去谁搞过我,这样影响团结。”[50]

   19、确保建国后史料不能损害党国政策和政要形象。建国后史料中的一些“重要提法”,务必与“党和国家的现行政策相吻合”。比如,“有的文章中有些提法明显有悖于国家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这一政策,”编辑在征得作者同意后适当作了处理。“有些史料,涉及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工作和生活情况,编辑时一定要注意把史料搞准确,不得损害领导人的形象。”[51]

   20、在民主政治史料方面,“要把握民主政治发展的主流,把握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要求,……充分认识民主政治发展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客观反映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小资产阶级民主、无政府主义民主等各种性质民主的历史表现,客观反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宗教制度和各种基层民主制度的建立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经验教训。”[52]

21、不应该提倡“广征博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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