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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许纪霖作品集总序:狐狸的自白

更新时间:2018-03-06 00:38:22
作者: 许纪霖 (进入专栏)  

   假如一个人的学术生涯,可以从考大学那一年算起的话,那么,从1977年到今年,恰好是40年。今年我又刚好年满花甲,似乎到了为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一个阶段性盘点的时候了。感谢三联书店,给了我一个出版系列作品集的机会。本系列分为三册,第一册《无穷的困惑》,是1988年出版的处女作,是我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专著;第二册《民间与庙堂之间》,是对当代中国思潮与知识分子的思考,第三册《优美是否离我们远去》,是我的文化评论集精选。这三册作品集,跨度从历史到当下,从思想到政治,从文史到哲学,见证了我作为一个学者的狐狸性格。

   这一狐狸性格,从我入学的第一天起,就奠定了某种基因。在中学时期,我原本是一枚文学青年。1970年代文革期间,上海有两本著名的刊物,一本是文学刊物《朝霞》,另一本是时论刊物《学习与批判》。能够在上面发文章的,在一个中学生眼里,都是不得了的大人物。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朝霞》,也曾经将自己稚嫩到不堪回首的小说向杂志投过稿。当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的第一志愿毫不犹豫填上的,便是中文系,当一个作家。可惜命运阴差阳错,将我录取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当时的政治教育系,囊括后来的五个一级学科: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学的课程颇为庞杂,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到上述五大学科的基本知识,皆一一涉猎。我的广泛兴趣和跨学科视野,就是在本科学习时搏下的种子。

   1982年大学毕业留系任教,组织上分配我从事中国民主党派史的教学和研究。我对民主党派兴趣不大,而民主党派中那些大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却强烈吸引了我,于是五年时间埋首图书馆,坐冷板凳,研读史料。不过,我的个性,犹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乃“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学问中人”,关心的只是历史真实,将“是什么”搞清楚,便一了心愿。但“问题中人”却不满足于此,非要刨根追底,在史料背后寻找终极的动因,追问“为什么”或“何以如此”?假如只是满足于“是什么”,专业的知识足矣,有一套史料的收集、考证和比勘功夫,便能成为一个不错的专家,但要能够从“是什么”深入到“何以如此”,专业的功夫就远远不够,需要更广博的知识背景和综合眼光,才能对复杂的历史成因有一个深入的分析。历史学不仅在于“求真”,而且也在于“求解”。史实总是支离破碎的,只有置于一定的理解图景,镶嵌在各种文化、政治和社会网络之中,整体的真相才会浮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理解,就没有真相。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和个案的研究,借助当时的中西文化比较的时代大背景,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变迁置于新旧文化的矛盾冲突之中,围绕为何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这一中心问题,几篇文章一发表,不期而然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反响。与其说是这些少作在学术上写得多少好,不如说切中了若干时代的大问题。

   十年之后,待我读到张灏教授以及他的老师史华慈教授的思想史研究,突然有一种被照亮之感,我才明白,我在80年代完全不自觉的尝试,其实是一种“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没有问题意识,就等于一篇文章失去了灵魂,看上去规范完整,条理清晰,其实只是一种编年史式的表层真实性,有时候还会形成一种作者意识不到的虚假的因果关系。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研究者才会紧紧围绕问题核心,筛选(而不是铺排)史料,步步分析,最后对核心问题作出自己有创见的回答。史华慈教授和张灏教授在这方面作出了典范性研究,我将之称为“以问题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

   在我遭遇史华慈和张灏之前,我的研究其实是没有家法的“野路子”。所谓“野路子”,乃是类似今日所谓的“民科”,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没有明确的学术传统,也不遵守一定的家规家法。大凡“民科”,都有不凡的天分,但仅仅凭一己之聪明与勤奋,能够解决的问题终究有限,往往是最得意之处,前人其实早就有很好的论述。学术的进步是累积的,总是在一定的研究范式下的点滴进步,即使发生范式革命,也是在原有范式基础上的突破,而非像孙悟空那样从无到有从石头里蹦出来。对自己的学术传承越早有认同,就越能有一种学术自觉。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从知识分子转向思想史研究,将知识分子与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接上的正是这一“以问题意识为中心”的研究家法,至今受益良多。当然,任何一种家法,即是赐福,也是限制,遵循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在家法之中,又超越家法,这是更高境界的突破。

   大凡一个成功的研究延续一段时间,便会产生依赖路径,研究者驾轻就熟,不断重复自己,即使想有所变化,也感觉身不由己,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经历了一场类似的危机,虽然约稿不断,但感觉自己已经江郎才尽,而我最讨厌的,乃是同一个模式的生产与再生产。怎么办?在这个时候,最好是“后退一步,远眺彼方”。我在90年代初,邀集一批学术上志同道合者,如贾新民、孙立平、高华、杨念群、严搏非等,一起撰写《中国现代化史》。我负责总论和战后国民党两章,借此机会,从知识分子的研究走向更广阔的历史与政治舞台,鸟瞰20世纪的中国。有了这段登上山巅的经历,当我90年代末重新回到知识分子研究领域,视野和格局比之前开阔许多,不仅从文化的维度,而且从思想与政治的互动来思考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一个学者在研究过程当中遭遇瓶颈是经常的事,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时刻,与其苦思冥想,钻牛角尖,不如暂时放下,跳出来“远眺彼方”。当你将镜头拉开,拓宽视野之后,只要心中存着问题,往往会不期而然地发现“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外惊喜。

   一篇文章的灵魂是问题意识,问题意识究竟何来?一个源头是对历史本身的观察与了解,你所知越多,便越加能够如胡适所说“在不疑处有疑”。然而,历史是上几代人的经历,对研究者而言皆是“所闻之世”,缺乏亲身的感受,倘若仅仅阅读资料,很难还原出活生生的历史真相。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有些研究共和国史的年轻学者,掌握的都是真实的档案资料,但描述的整体图景却是似是而非,让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一代学者感到啼笑皆非。历史学如同文学、科学一样,同样需要想象力。想象力的一部分真实性来自于历史,另一部分却来源于对当下的感受。一个学者越是对当下的语境有深刻的感受和真切的情怀,他对历史的理解就越具有穿透力。历史之于现实,是借鉴之镜,现实之于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我这些年的研究,经常游走于历史与当下之间,当下的社会文化观察与近代的历史研究,并非互不相干的两张皮,而是有其内在的历史脉络所在,倘若你对历史与现实只知其一,必定找不到二者的隐秘逻辑。从历史思考现实,从当下返观过去,不啻是我的研究特色,个中的经验可以为年轻学者参考借鉴。

   刺猬有一知,狐狸有多知。当以赛亚·柏林以刺猬和狐狸形容学者的不同气质的时候,只是说明刺猬为学严谨专一,热衷于建立体系,而狐狸治学潇洒广博,对什么都有兴趣而已。刺猬更多的是收敛性思维,而狐狸的特长是发散性思维。刺猬与狐狸,各有短长,无高低之分。少年时代的作家梦想和大学的多学科训练,虽然让我兴趣广泛,在气质上更接近狐狸,但这些学科与传统的文史不同,多是概念性、体系性的哲学社会科学,它们又让我在思维和表达上接近刺猬。在90年代末,为了思想史研究的严谨性,我曾经苦读过政治哲学,一度迷恋于约翰·罗尔斯,体系之于我,不是完全没有吸引力的。然而,我最欣赏的,依然是以赛亚·柏林那样的挥洒自如、散而不散的为学风格。刺猬对于我,只是“用”,而狐狸,才是“体”,可谓狐狸为体,刺猬为用。因而读者可以理解,我的作品集表面看起来散漫无边,但在我看来,应该是形散神不散,背后所指向的是同一个,即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关怀。

   是为序。

   作者谨识

   2017年酷暑于沪上樱园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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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许纪霖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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