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崔之元 鲁明军:我觉得思想解放是没有穷尽的。

更新时间:2018-03-03 17:47:52
作者: 崔之元 (进入专栏)   鲁明军  

   访谈时间:2016年3月

   访谈地点: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办公室(北京)

  

   鲁明军:今天,我想请您主要围绕90年代以来您的几篇重要文章及其引发的争论,带出当时的一些语境。近来有一篇文章提到,最早在中文语境里“新左派”这个概念是你提出来的,这个您还记得吗?

   崔之元:1994年,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办的《二十一世纪》杂志的主编金观涛和刘青峰约我给他们写文章,我写了“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一文给他们。当时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书。文章先发表在他们的杂志上,后来大概一两个月后,正好是夏天,我回国组织了一个会。我邀请了当时英国《新左翼》(New Left Review)杂志的主编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来参加,他是奴隶制历史和退休金改革的著名学者。国际会议还需要一个事先报批,但我当时不知道,所以他其实来了中国,但并没有正式参加这个会。当时在《北京青年报》工作的杨平,大概是记者部的主任,现在是《文化纵横》杂志的主编,帮我安排罗宾·布莱克本的行程、食宿。杨平比较敏感,他想英国《新左翼》杂志的主编来中国开会,说明中国也出现了新左派,于是他就在《北京青年报》写了一篇短评。这是1994年的事,后来这篇文章被转载在辑刊《中国经济大论战》, 是当时“经济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王利民等几个人编的,现在可以在图书馆可以查到,有八、九辑。汪晖1997年《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在一个注释里提到提到我1994年的文章和围绕这个文章的关于新左派的争论。

   鲁明军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您怎么评价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整个变化?

   崔之元:在1980年代的改革过程当中,我只有一些比较边缘性的参与,比如说“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这个组在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是农村改革,而且包括城市改革,可以说是第一个中国民间智库,因为它完全是原来的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以后自发组织起来的。而且,他们逐步的也被中央接受了,把他们纳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中央书记处农村研究室,但他们组还是相对独立,其中有一些主要的代表现在都很有名,比如说王岐山、陈锡文,周其仁,王小强,罗小朋和已经去世的邓英淘,他们原来在农村插队都认识,回城后他们形成了一个“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但是当时我很年轻,比他们小十多岁,只是边缘性地参加过他们的一些调研,如1985年和罗小朋、陈锡文去无锡调研乡镇企业。

  

   鲁明军

   那时候您还没出国学习?

   崔之元:

   对,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80年代在学术界提得比较重要的就是两套丛书,一个是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另外一个是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丛书里面有两本是我翻译或合译的,一本是Kenneth Arrow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与陈志武合译),还有一本是当时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ános Kornai)的《增长、短缺与效率——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宏观动态模型》(与钱铭今合译)。

   1980年代的思想争论我只是有一些边缘性的参与。1994年“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这篇文章引起的反响比较大,但它是在香港《二十一世纪》发表的,在国内主要因为秦晖和汪丁丁的反驳,以及季卫东和王颖参与讨论,加上杨平在《北京青年报》的文章,才引起比较大的争论。

   有意思的是,《二十一世纪》所在的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的所长陈方正1995年到北京来拜访张劲夫,张劲夫是中国科技界的一个老领导,也是前国务委员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陈方正拜访他时送了这本杂志,张劲夫恰好看了我的文章。当时中国农业政策有一个很大的辩论,即关于“股份合作制”到底是不是一个值得实验的制度。有一部分经济学家,主要代表的是已经去世的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他主张“股份合作制”是非驴非马,因为他认为这既不是基于一股一票的纯粹的股份制,又不是基于一人一票的纯粹的合作制。可能受此观点影响,当时农业部发了一个文件,要取消”股份合作制”实验。正好张劲夫看了我那篇文章,我把“股份合作制”的“非驴非马”看成是它的优点,作为中国制度创新的一个例子。我的论证联系到穆勒(John Stuart Mill),严复很早翻译穆勒的“论自由”(严复译为“群己权界论”),但是很多人只了解穆勒是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没有注意到穆勒在1848年欧洲革命后,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自由社会主义”,他的一些核心理论我认为恰恰可以和股份合作制联系起来(参见“实验主义治理”推文:98期 | 劳动阶级可能的未来(上))。张劲夫认为我的论证很好,他就给农业部写了一封信,把我这篇文章附上,这封信后来收录到《张劲夫文集》上卷里(参见“实验主义治理”推文:145期 | 张劲夫:关于股份合作制的一点建议),后来农业部就收回了那个文件。所以“股份合作制”就得以继续实验下去了,至少没有被取消。这也说明,香港出版的这个杂志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特别是在90年代初期的思想讨论当中。后来我有一次机会见到了张劲夫本人(参见“实验主义治理”推文:首发 | 崔之元:读张劲夫晚年文集“嘤鸣-友声”)

  

   鲁明军

   当时写这篇文章的起因和动机是什么呢?

   崔之元:印象当中是他们约我写的。

   鲁明军

   命题的?

   崔之元:

   不是命题的,是他们约我写,但题目是我自己定。

   为什么要叫“第二次思想解放”呢?因为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次思想解放”,主要是从一些传统的左倾僵化当中解放出来,但是从1989年东欧剧变以后,哈佛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教授提出“休克疗法”,把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推广到全世界。于是我觉得有一种新的教条,原来是左的教条,但是后来又出现了右的教条。所以我说第一次反左的教条是第一次思想解放。但是我们现在又面临着新的问题,我们有一个要反击右的以休克疗法这种“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教条。199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也有一定影响,所以我把给“21世纪”的文章的标题定位“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我提出制度创新和第二次思想解放可以借鉴三个思想资源,其中之一是“新进化论”,是从哈佛大学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那儿来的。他有一个观察,就是返祖现象,比如说人有时候出现六个指头,小鸡有时又“长牙”,在传统的进化论里其实很难解释。因为传统的进化论就是优胜劣汰,被淘汰了为什么还会返祖呢?实际上是过去的一些遗传信息并没有百分之百的被淘汰,进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重组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在改革开放中实际上是可以重组的,比如说“股份合作制”是从1950年代合作化运动里的一些合理因素在市场经济新环境下重组过来的。

   第二个理论资源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它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Jon Elster和Adam Przeworski以及现在耶鲁大学的John Roemer以及牛津大学已故的G.A.Cohen教授所代表的一种将“分析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思想方式,当时这对我是非常有启发的。

   “分析哲学”从逻辑上区分“外部否定”和“内部否定”。什么是“外部否定”呢?比如说以前极左的时候,我们“写任何文章都要引用马恩列斯毛”,对于这个命题,从逻辑做“外部否定”就是说“不要写任何文章都要引用马恩列斯毛”。那么什么是“内部否定呢”?就是说“写文章都不要引用马恩列斯毛”。可见,“外部否定”的意思是不是写文章都要引用马恩列斯毛,但“内部否定”的意思则是写文章都不能引用马恩列斯毛,这其实又变成另一种极端和僵化。这也是我说要“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原因。

   第三个理论资源是“批判法学”,主要来在我在MIT教书时和哈佛大学的昂格尔(Roberto M. Unger)教授的交往,他是巴西人,28岁就获成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终身教授,但他一直参与巴西政治,目前他从哈佛请假,担任巴西政府的战略事务部长,这个部以前不存在,是卢拉总统专门为他设立的(昂格尔的思想可参见本公号:超自由主义)。

   我觉得他所代表的“批判法学”对传统的财产权和合同法有很深的研究、批判和超越。他并不否定市场经济中财产权和合同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财产权和合同都可以有不同的形式,而且这不仅是一种理想,也已经是部分的现实:财产权不是一个单一的权利,而是一个“权利束”(bundle of rights)。当然,“权利束”的理论可以追述到“法律现实主义”大师霍菲尔德(Wesley Hohfeld)1913年在“耶鲁法学评论”上的经典文章。(参见“实验主义治理”推文:135期 | 文献特刊:经济民主的两层含义(崔之元))“权利束”可以分离和重组,这有助于理解中国当时的“股份合作制”,也包括理解近年来中国的“三权分置”:不仅是“两权分置”了,原来是“承包经营权”是一个权,因为承包和经营是连在一起的。但是现在的“三权分置”中,所有权是村集体,承包权是家庭,但是承包了不见得经营,经营权可以转租给别人,如农村的亲戚朋友,但也可以转租给城市的公司,或者城市的科技组织等等。那么这种财产作为一个权利束的分离和重组,及其背后的效率和民主的理念,对我们认识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很有启示的。(参见“实验主义治理”推文:崔之元:从梅特兰看“三权分置” 中的“承包权”)

   从这三个“第二次思想解放”的理论资源来说,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并没有唯一的制度形式,我们还可以探索各种制度形式的创新,即使在西方的实践中也不是只有“新自由主义”,或者“休克疗法”所理解的那种制度模式,它们的现实和流行的理论并不完全一样。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tiglitz曾说,“休克疗法”对前苏东国家的建议实际上是:“按我们说的去做,而不是按我们做的去做”。(“do as we say, but not as we do”)。这是当时我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观点。

  

   鲁明军

   后来汪丁丁、秦晖反驳您的观点,根本的分歧在哪里?

   崔之元:如果记忆没错的话,当时引发的这个讨论,也是《二十一世纪》杂志创刊以后比较轰动的一次事件。

   鲁明军

   那您后来有回应吗?

   崔之元:

回应了两次,所以《二十一世纪》杂志一共有三期在讨论“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问题。秦晖的分析,我现在记忆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印象当中他批评我那个文章没有区分power和right,但是我的回应是说在财产权的理论里,恰恰power和right不能截然分开。因为power其实是基于“法律现实主义”的一种界定,而“批判法学”可以追溯到前面提到霍菲尔德(Wesley Hohfeld)等人在1910-1940年代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它的核心恰恰是说right后面是有power的。当然这个power不应该滥用,但实际上power和right是不能够截然区分的。所以我的回应主要是通过“经济民主”的力量来界定这个power,而不是完全回避power,只强调right,因为这样的话right的来源是什么说不清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8648.html
文章来源:“实验主义治理”(CLS_PRAG)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