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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苏力:“酷(cool)”一点

更新时间:2018-03-01 23:25:43
作者: 朱苏力 (进入专栏)  
也没有强有力的法律干预保障离婚赡养得以切实实现的社会中,如果允许随意离婚,事实上会把一大批年老色衰的壮年、老年妇女推向经济绝境。恰恰是这种禁止和限制,在总体上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妇女权益。例如“三不去”规定,“同更三年丧”不允许离异,是因为妻子帮助丈夫渡过了家中失去劳力这一段最艰难的时期;丈夫“先贫困后富贵”不允许离异,是因为这种富贵是妻子参与创造的;妻子“无所归”时也不允许离异,这是为了避免妻子流落街头。又如,所谓“无子”,法律解释是,妻子必须50岁以上仍然无子方可休妻:而在平均生命预期不超过40岁的时代,妻子50岁时,其父母或其公婆难免有人已经去世,属于“无所归”或“同更三年丧”的范畴,因此可以“不去”了;法律还规定妻子可以收养儿子,也可以“不去”。当然,不许离婚对特定妇女的保护未必很好,也并非总是有效。肯定有一些妇女恰恰因为禁止离婚受到冷遇、羞辱、虐待、迫害;但是,允许离婚也许对另一些妇女更糟,更为残酷。就绝大多数妇女来说,可以推定,活下去仍然是第一位的。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两种制度相比,禁止离婚对大多数妇女也许就成了一种最低的社会保障,主要不是或至少不总是一种压迫。

   上面分析的一个前提假定是,妇女是弱者,需要保护。这个假定当然可以质疑,并肯定会受到激进女权者的批评。但有意义的质疑必须基于特定语境。我并不一般地认为女性是弱者,更不认为她们在智力上弱于男子。我只是说,在农耕社会或狩猎社会中,在冷兵器战事频繁的年代中,换言之,在一个主要依靠体力的社会中,女性相对于男子,由于她们的生理特点,在生存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即使如此,这也只是一般。我并不排除有些女子身高和体力都优于某些男子,例如前中国女篮队员郑海霞就比绝大多数男子更高更壮。由于女性在这些方面(而不是所有方面)的自然生理特点(而并非弱点),使男子在社会中占据了主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男性的生理特点逐渐制度化成为社会地位上的优势。但这反映出来的恰恰是,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而并非婚姻自由的原则或理念,是影响甚至是决定该社会婚姻形态一个基本的尽管不是唯一的因素。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才看出婚姻制度的建立以及它与性、感情在历史上的分离是有意义的,这不是一种男性的阴谋,更不是当时人们的愚昧。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从历史的眼光语境化地理解先前婚姻制度的优劣利弊,而不是从今天的自我道德优越审视历史,把复杂的历史问题作一种道德化处理。而也正是在这种眼光下,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并且把重音放在“时代”二字上。男女都一样的前提条件并不是我们有了一种新的、比前人更公正的观念,而首先是因为,时代变化了。



   这个时代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市场创造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工业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大量妇女就业,至少在许多工作岗位上可以毫不逊色,甚至比男子更为出色地创造财富;避孕的简便和医疗的进步使妇女不再为频繁的生育或怀孕所累;小家庭;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电气化;教育的普及;社会交往和流动的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选择和再选择机会(包括配偶之选择)的增加;所有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重新塑造着女性(也因此在重塑男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因体力弱这种自然属性而产生的在社会生活中受压迫和剥削的命运,并进而影响了婚姻中的男女关系。在现代社会,就总体而言,个人养育后代的责任已经不像在传统社会中那么沉重了,社会可以、希望并且已经承担起先前由父母承担的养育孩子的许多责任。由于社会保险、福利制度的建立,由于人员的高度流动,“养儿防老”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明日黄花,社会也更多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除了生物的性爱本能以及文化传统,父母因生育的收益下降而日益缺乏生育孩子的动力(DINK家庭在都市日益增多,就是一个明证)。由于女性工作机会增多,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也使她们生育更为“理性”(妇女生育率与她们的就业程度、特别是收入高低大致成反比)。近代以来,婚姻制度因此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不是观念改变或启蒙的产物,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过程。

   婚姻制度变化中,最重要的就是婚姻自由包括离婚自由在一些国家成为了婚姻制度的核心原则。就趋势来看,这种变化增加了个人选择,成为婚姻的主导因素。这符合市场经济,也符合经济学的原理。由于价值是主观的,效用要以个人偏好来衡量;因此,结婚和离婚的自由原则不仅令诸多个体更为满意,同时也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有利于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但是,婚姻制度变化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如果一个社会还没有完全现代化,妇女就业不充分,并且社会还不富裕,无法由国家来提供养育和养老保险,离婚自由就可能与婚姻制度的养育功能以及夫妻共同投资相互保险功能发生冲突。特别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有广大的农村,城市地区的社会福利体系特别是社会资源还不足以支撑大量单亲家庭的出现。如果离婚时孩子年幼,孩子养育就会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当然,婚姻法有规定,即使离婚,父母双方仍然要承担抚养的责任。但问题在于,养育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需要情感的和其他方面的投入。单亲家庭的孩子容易出问题,这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现实。即使双方就子女抚养费达成了协议,或法院有判决,但司法机关不可能成天上门催要,在现代高度流动的社会,又如何保证协议得以切实执行?即使在美国,也有一个“执行难”的问题。

   就离婚双方来言,也有问题。至少目前有一部分离婚,特别是所谓“第三者”插足的案件中,往往是要求离婚的一方(往往是中年男子)有了钱,有了成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由于生物原因,人到中年,妻子往往已经年老色衰,而男方却事业成就如日中天,更有“男人气概”。这时夫妻离异,男子不难再娶,完全可以娶一个年轻的妻子(请回想前面提到“郎才/财女貌”的择偶标准);而人过中年的妻子往往不大可能找到一个比较合意的、年龄相当的伴侣。即使可能,一般也都是同一个更为年长的男子结婚,更多是照顾了年长男子。因此,从个体的社会生活来看,离异女性往往是永久性地失去“老来伴”——她当年的保险投资实际上被剥夺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家庭生活中,许多女性往往放弃或减少了个人的社会努力,养育子女、承担家务,以自己的方式对丈夫的成就和地位进行了“投资”,丈夫的成就和地位——不仅是财产——往往是“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只是离婚时,这些一般不作为财产分割;在技术上也确实难以分割。但是,分割有困难不能成为否认它们是共同“财产”的理由;否认了,离婚就变成了对某些离异女性的一种无情剥夺和掠夺,甚至还不如“先贫困后富贵不去”的古代实践。事实上,在美国,有经验研究证明,尽管有某些经济补偿,无过错离异的女性的生活水准下降,而离异男子的生活水准有所上升。因此,有学者批评“离婚法变革(指离婚自由度增加。——引者)的主要经济后果就是离异女性及其子女的系统性贫寒化”。更为彻底的另一研究发现,在1960至1986年间,相对于男子,妇女的经济福利根本没有增加。

   而另一方面,这些男子的成就、地位、财富以及其他有价值的因素都可能由第三者坐收渔利;这怎么说也是不公道的。这并不是说第三者都爱慕虚荣,一定有“摘桃子”的意图。她也许确实“只爱这个人”,感情是纯洁的,完全没有考虑什么荣华富贵。但是,这种主观反省的言辞不可信。因为社会生物学的研究发现,一个男子的魅力可能就是这些成就、地位、财富造就的,他最主要的财富也许恰恰是他本人的才华和能力,而并非他已有的钱财。只要看一看周围,所有实际发生的浪漫的第三者插足故事几乎全都发生在老板、影视明星、教授、学者、官员或其他有一定地位的人周围。有几个年轻美貌的姑娘插足了40、50岁左右的下岗工人家庭,还一定非他不嫁?生物性因素是无法从我们生活中抹去的,纯洁的爱情并不排斥生物因素。事实上,爱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生物因素的产物,是荷尔蒙的产物。

   从社会角度看,如果想离就离,某种程度上还会造成对青年男子的性爱剥夺。一般说来,青年男子无论在钱财上还是事业、地位上都无法同成年男子相比;在竞争年轻女子青睐中,青年男子往往不占优势,甚至会处于下风(再回想一下前面说的“郎才/财女貌”,以及近年来一些年轻女性对所谓“成熟男性”的偏好)。这种状况对社会的普遍、长远影响都不是空谈几个原则就能解决的。当然,年轻男子也会成熟起来,他们可以再寻找年轻女子,人类生生不息,会获得总体平衡。但这还是不能掩盖许多问题。例如,男子从年轻到“成熟”期间的情感和性需求问题,优生问题等等。

   由于这种种原因,即使在现代,离婚自由也不能作极端理解。如果说结婚自由不能理解为一方的自由,不允许一方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必须征得双方同意,那么,离婚自由从逻辑上讲就很难理解为一方想离就离,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当然,社会生活并不服从逻辑,相反,逻辑倒是常常要服从社会生活。但是,即使是从社会生活来看,也不能将离婚自由理解为一方想离就离。从经济学分析来看,只有相关者意思一致的决定(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或其他),才有可能是帕累托最优,令相关者中至少一方的状况得以改善而不损害另一方。也正是这一原因,即使在“封建社会”,世界各地也一般不对协议离婚表示异议(基督教文化是一个例外,但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丈夫的胁迫——在男子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他可以很容易让妻子“同意”离婚),在如今许多国家手续也都更为简单。一般说来,引起争议并至今没有答案的是,一方想离而另一方不想离的情况。如果从经济学视角看,可以断定,在这种状况下,想离的一方一般都可以从离婚以及此后的生活中获益,而不想离的一方则更可能因离婚或此后的生活受损。这种收益和损失并非仅仅是货币,有些损益会相当个人化,别人往往难以予以客观评价,无法适用统一标准。


  

   如果这一分析有道理,也就再一次表明,即使在现代,婚姻也不可能如同理想主义者设想的那样仅仅关涉性和情爱。它一直关涉利益的分配,现代社会尤为明显。事实上,当我访谈农村基层法院法官时,所有的法官都告诉我们,一旦夫妻到了上法庭要求离婚的地步,判断感情是否破裂其实不难,如果仅仅依据感情破裂,判决很容易;难的是离婚涉及的利益分析,财产问题、孩子问题,以及另一方未来的生活保障问题。当然,有时,这些问题也不是问题,如果财产简单明确,没有孩子,双方都有工作等等;但这种情况比较少,也很容易协议离婚,或者调解离婚。

因此,如果一个制度要能够真正坚持离婚自由的原则,问题就不在于在法律中写入“离婚自由”的字样。重要的,一是社会中首先要逐渐形成建立一种养育孩子的制度,能够替代先前夫妻共同抚养子女的功能,而不能把离婚变成强加给离异女性的负担。这种制度可以是一种高保障的社会福利体系(例如在瑞典),也可以主要依靠法院执行(例如在美国以及当代中国)。但目前看来,这两种体制都有问题。瑞典的高福利政策要求高税收,不仅阻滞了经济发展,而且用官僚和计划体制来替代市场来生、育孩子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和无效率。而后一体制则要求一个庞大、强有力且有效的司法执行体系;即使有这样一个体系,也难免执行难。据美国官方统计,1981年度,在法院判决的或双方协议(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的孩子抚养费支付上,完全支付的不到一半(46.7%),完全不支付的占了28.2%;在离婚赡养费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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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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