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丁帆:八十年代——文学思潮中启蒙与反启蒙的再思考

更新时间:2018-03-01 01:07:23
作者: 丁帆  
而且还深刻反思了造成精神创伤的原因,具有浓厚的启蒙意识,它是80年代文学启蒙运动的先声。正如徐国源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所说的那样:“许多年来,朦胧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所走过的历程和占据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和恰当的评价。以往大陆文学史叙述中,朦胧诗被策略地限定在‘反思’的范畴内,忽视其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的‘断裂’与‘异质’性,无疑消解了它的启蒙价值。那种似是而非的文学定位,使学界对朦胧诗的切入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它的‘批判性’”。

   “与反专制文化相适应,以朦胧诗为代表的新时期文学开始了‘启蒙现代性’的重建。·······与人的意识和诗的意识的觉醒相随,朦胧诗的批判性主旨也从政治批判、社会批判逻辑性地指向了文化主题层面,从而进入了对封建文化专制制度与文化思想体系的批判与否定中。这种思想穿透的动因,自然与朦胧诗的话语启动有关,还与时代性的‘反思’深化不无关涉。”【2】

   亦如诗人宋海泉对“白洋淀诗群”的评价那样:“自郭路生开始,诗歌作者们朦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读书活动对自身奴性及情绪的批判,使这种朦胧的自我意识逐步自觉,最终使个体的人站起来,完成诗歌主体与价值的转换:重建人的尊严,发扬人的个性,自己做自己的道德主人。不再背离作为的良知,不再做神和他人的精神的奴隶。”【3】

   我始终认为“朦胧诗”即便只有一个北岛也就足可以进入文学史的序列了。他的《回答》(当然这里也有食指《相信未来》的影子)应成为千古绝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应该是反抗专制政治社会最富有穿透力的诗意表达,而《结局或开始》里“我是人”的呐喊就奠定了他诗歌启蒙主义的基调。顾城的《一代人》也可以载入启蒙的史册,因为它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启蒙主义的人文内涵与色彩是能够征服一代人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种深刻反思性的人文启蒙寻觅,概括出了几代人对人性光明的渴望。食指的《相信未来》和一大批“白洋淀诗群”一样:“······以自己的诗歌写作据守了这个时代理性精神的高度,展示了他们对暴力、迷信、愚昧与专制的决绝和批判,以及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自由理解和独立思考。”【4】当然,像舒婷《致橡树》这样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是同样是女性启蒙意识的最先的表达。梁晓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也同样蕴含和渗透了强烈的自觉启蒙意识。

   而小说《公开的情书》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发表,则标志着“反思文学”真正进入了对启蒙的反思和拷问的阶段。相比较而言,正式发表于《十月》1980年第1期的《公开的情书》是一篇更为成熟的启蒙文本,它的初稿也是1972年以后流传于地下的手抄本,1979年还在杭州师范学院的学生刊物《我们》上发表过,也就是说,启蒙的圣火即便是在封建法西斯专政十分猖獗的年代里还仍然在地下运行,而“反思文学”的思潮却促使作家把它从历史的缝隙中打捞出来,进行了缜密的修改,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公开发表,则更加彰显出了它的启蒙意义,作为一个有着五四启蒙理性精神的作者,刘青峰们明显与一般的中国作家不同,他们还同时发表了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的反封建历史意义的长篇论文《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是“在1980年代初有意识、有准备地投身于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的大潮”的思考结晶。【5】

   参照阅读,可见启蒙意识之一斑,亦如何言宏所言:“到了《公开的情书》,似乎经历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轮回,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此前为知识分子规定好了的革命道路反而又被老久、老嘎、真真和老邪门们所抛弃,在他们的通信中频仍出现的道路焦虑不仅无关革命,反倒更多的是诸如‘相信科学’、‘坚持个性’、‘争取爱的权力’和‘反对庸众’之类五四时期的启蒙话语。这样一来,《公开的情书》便很突出地在话语主张和精神立场上接通了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成了启蒙主义文学在新时期的一个经典文本。”【6】

   作为启蒙火炬之范本,和其它“反思文学”所不同的是,它们不是停留在对过去历次政治斗争的简单控诉与否定,而是以充满着对人性的渴望去反思痛苦背后的成因,而且其主体人文价值判断是十分明晰的,作品阐释的启蒙主题应该是真正有意识地回归到了五四文学以大写的“人”为核心的精神内涵中。然而,当时又有多少人能够读懂这层涵义呢?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有的学者在重读文学史的时候,发掘了它的真正的启蒙内涵,虽然是晚了30年的翻案文章,但毕竟给文学史的缺失补上了一章:“这两部即使穿过漫长的历史时空仍然难掩其光芒的重要作品,作为一种相当独特的精神存在,一直在质询着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俨然堂正的‘正典结构’”。“《公开的情书》与《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启蒙主义价值,最为突出地表现在它们的精神特征与思想探索上。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公开的情书》是‘一代青年的精神启示录’,而《晚霞消失的时候》,则不仅是这样的‘精神启示录’,还是一部痛苦和真诚的‘精神忏悔录’。”【7】

   通观《晚霞消失的时候》,说它是“精神忏悔录”的主要依据是作者直接参与了红卫兵运动中“出身论”与遇罗克的辩论。但是,我却把它看着是启蒙思想感召下的一次对红卫兵运动的深刻反思,虽然结果是消极人生观的呈现。其实,《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写作时间也是在1976年,而此时作为亲历那场大革命的作者在文革还没有真正结束时的反思就比一般人深刻得多了。只有读了这篇作品的写作背景后,你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人文内涵:“它是在文化革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的,我写它的时候,中国正处在黎明前最灰暗的时刻,请注意我说的不是‘黑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小说应该早于‘新时期文学’,它在年代上属于手抄本时期,只是没有来得及传抄而已,我在新时期的文学大潮中应该是最早的起步者之一。”【8】而作者过多地把目光集中到对那种贵族式的精神气质追求上,相对就降低了作品对启蒙理念的支撑。

   综观“反思文学”,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反思得不够深刻,作家很难有明确的主体意识,把作品的主题引入启蒙的话语语境当中去。有人认为只有一个作家有“鲁迅风”,那就是江苏的高晓声。高晓声的反思包括《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系列,其实,他的反思深刻之处就是建立在重新恢复人的地位和尊严的基点上,用其一篇文章中的话来点明他的价值立场是再恰当不过的,那就是——中国不能一天没有皇帝!无论《李顺大造屋》,还是《陈奂生进城》,客观上似乎都浸润了一个作家较为深邃的人文思考。

   但是,从主观上来说,由于作家的人文修养和知识储备的局限,作品对启蒙的追寻只能停留在控诉的表层结构上,至多也只能是用调侃和反讽的意蕴来触及封建专制的愚昧与可怕,而不可能进入一个有自主意识的自由批判的精神王国。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反思得较更为深刻一些的倒是另外一个江苏作家——方之。他的一篇《内奸》,足以使许许多多同时期的“反思文学”黯然失色,作家不仅反思体制滞后带来的弊端,还反思到人类基本的人性道德和伦理被颠覆的景象,他塑造的形象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对丧失人伦和人性底线的反启蒙的正面人物形象的刻画与抨击。

   我以为,即使是在众多被文学史肯定的“五七战士”(特指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那批作家)的“反思文学”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在苦难的倾诉背后的对“第二种忠诚”的深刻眷恋!而这种情愫恰恰又是把“反思文学”推向五四启蒙文学反面的动力。但是,无论是当时批评家,还是后来的文学史家,都忽略了这个皈依反启蒙意识形态的历史细节,这难道不是重写文学史需要深刻反省的问题吗?!

   “反思文学”还得提到刘心武,这时他所创作的《我爱每一片绿叶》和《如意》,看似都是在写隐私问题,而实际上却是对“人”和“人性”的缺失和诋毁提出了声讨,这样的反思是回到五四“人的文学”原点的启蒙文本,但是,作品没能深刻地追寻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而浅尝辄止,这可能是许多“反思文学”的通病。像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都是对那个摧残人性的时代发出了强烈的控诉,而对其产生的根源并没有做出更为深刻的反思。

   即便是对于爱情和人欲的反思也是欠深刻的,像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挣不断的红丝线》、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样的作品虽然对以往的爱情观和人欲观提出了启蒙主义价值理念的重新归位的命题,但是它里面暗含着的极强的封建意识的男权色彩却是悖离启蒙主义主旨的,至今尚未得到清算。特别是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主人公章永麟所彰显出来的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理念是与作家蒙昧思想同构的,这显然是与启蒙的人文理念背道而驰的。这些作品和《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相比较,在启蒙的哲学思考上明显是低一个档次的。

   值得一提的倒是林斤澜后来发表的“十年十癔”系列小说,《哆嗦》《老二》《白儿》《五分》《一字师》等作品,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反思文学”代表作,才是有限地担当起“反思文学”应该承担的文学使命的力作。作品中对“文革”戕害人和人性的剖析和反思进入了一个比较深刻的层面,同样,它的描写域始终是瞄准五四启蒙文学中大写的“人”和“人性”的靶心上的。

   “反思文学”实际上就是以反思人性被阉割的社会原因和思想根源作为描写基点的,也是它重新进入五四启蒙文学通道的一个切入口,可惜这个反思过程被进入文学史的一般作家作品肤浅化、歧义化了,其明证就是它的不彻底性使它很快就被所谓的“改革文学”所覆盖与遮蔽、同化与异化。


三、“改革文学”:

启蒙的“铺花的歧路”

  

   “改革文学”从本质来说,是把本来可以深入探索的启蒙话语引入一个“铺花的歧路”,它之所以很快就走到了尽头,就是从《改革者》《三千万》到柯云路的《夜与昼》《新星》的价值观念又重新回到了造神的怪圈中,在皇权意识统摄下寻觅“清官”的形象成为“改革文学”重回封建意识的表征。当然,很多作品却是陷入了封建性和现代性的两难选择的悖论之中,作家在“眩惑”(达理的长篇小说《眩惑》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典范作品)的阴影下,只能寄望于艰难的改革中出现铁腕人物,而非制度的根本转变。可见我们的作家的主体意识中“人的觉醒”是没有根基的,无论是知识体系,还是理论素养上,都是缺乏五四一代作家那种自觉的人文修养。当然,这也与80年代中期的那场政治运动有着关联性的。

   改革小说价值观念的偏航,就在于大量的改革小说作家的价值理念是迷茫的,处于一种“眩惑”“惶惑”的意识状态之中,其要害是在作品中失去了作为主体的作家自我价值判断。除了《眩惑》外,像《哦,香雪》中对静态的农耕文明和动态的现代文明冲突缺乏最基本的人文价值判断,而使作家主体陷入两难境地的作品层出不穷。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土,在香雪的内心世界,也是在作家的主观世界中,价值倾斜已然成为一种钟摆式的艺术表达。

   更有甚者,却是对农耕文明形态的深刻眷恋,这在贾平凹的作品中就可窥其全豹。在《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这一类改革小说当中。作家的价值观念也出现了极大的惶惑,文本最终更偏向于对传统的封建农耕文明生存形态的眷恋。而在《腊月·正月》里,作家在农村流氓式的爆发户王才和儒家式的封建宗法秩序的乡绅韩玄子的价值选择上同样也出现了迷茫。

感性与理性的冲突形成了这一时期众多作家价值理念选择的两难,而许多作家最终还是偏向于对文学审美形态有着更加诱惑力的、有着感性色彩的农耕文明的内在视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8602.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