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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质疑

————与时殷弘教授商榷

更新时间:2003-08-16 16:14:00
作者: 林治波  

  日本的重新武装必将进一步助长右翼势力的气焰,进一步强化日本对华强硬立场,进一步增加日本对中国统一进行干涉阻挠的危险性,进一步强化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历史、美化侵略的恶劣态度。对于这样一个不反省侵略战争、大肆发展军事力量、抛弃“专守防卫”且正在酝酿篡改和平宪法的日本,中国能够不警惕、不忧虑、不反对吗?如果采取时教授主张的那种态度,会实现中国利益的最大化吗?

  

  关于政治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时教授很强调要尊重日本,这并不错。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不尊重日本,而是有些日本政客和右翼分子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一再信口雌黄,挑衅生事,对中国相当不尊重甚至怀有敌意。中国对日本的尊重,需要以日本对中国的尊重为条件,尊重只能是相互的,而不能是单方面的。至于中国同意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绝不应像时教授主张的那样作为免费午餐送给日本。以笔者之见,中国政府不妨提出下列条件:一、关于历史问题:像日本对韩国那样,签署正式的谢罪道歉声明,从此中国不再要求日方谢罪道歉;日本首相不再参拜靖国神社,或另建不包括战犯灵位的祭奠设施;承认侵华历史事实,不再篡改教科书;约束右翼势力歪曲历史、刺激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合理解决细菌战、毒气战、劳工、慰安妇等中国民间赔偿等战争遗留问题。二、关于台湾问题:承诺不干涉中国统一,中断与台独势力的往来。三、关于钓鱼岛问题:不再单方面控制钓鱼岛,尊重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以谈判解决该岛主权争端。

  

  如果日本同意或基本同意上述条件,中国可以尊重日本的政治大国地位,同意乃至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不是这样,中国又何必一厢情愿地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然,中国必须具有一旦日本不同意上述全部或大部分条件,就断然行使否决权的坚强决心,并将之公示于日方,才有可能促使日本切实考虑并同意中国的条件;否则,中国将很难有所收获。 关于“对日关系新思维”。由时教授和马先生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认识: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其实质就是要求中国以单方面的宽容大度和妥协让步求得中日友好。

  

  其实,中国对日本的宽容大度、妥协让步早有前例。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后,中国人民不计前嫌,以德报怨,扶养日本孤儿,善待日军俘虏,后来又放弃了对日本政府间赔偿要求。这不是一般的以德报怨,而是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以德报怨。但日本对于中国的恩德和大度并未给以善意的回应,日本右翼分子甚至连侵略战争的基本史实都不承认了。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不要以国内的伦理道德准则处理国际问题。对于国际问题,要本着国际规则,该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而所谓“新思维”,漠视历史的教训,放弃应有的原则,不问是非,一厢情愿,降格以求,矫枉过正,实在不足为训。以这种“新思维”既换不来真正的中日友好,也换不来真正的战略利益。

  

  我们注意到,所谓“新思维”,是打着“务实”的旗号出台的。“务实”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词汇,但有人已经将这个词庸俗化了,在他们那里,“务实”已经变成为了实惠可以放弃原则的实用主义。但可悲的后果很可能是,你放弃了原则却得不到你想要的实惠。还可能会有一个附加后果:在你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时候,当你的对手发出鄙夷的窃笑的时候,你连原有的一点尊严都失去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新思维来源于一种危机感。正如时教授所说的:“中国大陆经不起在一个往往敌对的美国、敌对的台湾以及可能敌对的印度之外,还面对一个敌对的日本。”他还特别强调指出:“完全可以认为中日两国多数人民之间近年迅速增长着的互厌和敌意不受制止地发展下去,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讲穿了,这危险之一就在于恶性发展下去,石原慎太郎之类反华、排外、极端民族主义和政治、军事扩张主义的极右势力就有可能有朝一日控制日本政治和对外政策方向。”让人困惑的是,时教授一边替日方辩解,声称日本的军备扩张的危险性往往被中方夸大了,要求中国不要动不动就对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一边又画鬼吓人,说什么中日关系再这样紧张下去,极右势力就有可能控制日本,“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这种说法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实际上,右翼势力掌控日本已不是一种可能,而是一种现实。正因为如此,才要求我们保持警惕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时教授却主张以让步妥协乞求友好、换取平安,这实际上是一种苟安政策、鸵鸟政策,不但求不来安全,还丢了尊严。时教授如此不惜代价地谋求中日接近,还与他对中国大陆外部环境的悲观判断不无关系。但我们的外部环境真的像时教授所描述的那样令人恐惧吗?似乎并不尽然。事实上,如果从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的综合情况看,我们目前的外部环境算是比较好的:没有公开的对抗,没有外部封锁,没有战争状态,也没有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无论中美关系、中印关系、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还是两岸关系,都有改善的空间和余地;即便某些对外关系一时发展不顺,也大可不必惊慌失措。至于中日关系,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既好不到哪里去,但也坏不到哪里去,并不存在时教授担忧的“不受制止地”恶化下去的可能。居安思危、处盛虑衰固然应该;但什么事情都有个度,危机感一旦过度会导致杞人忧天式的庸人自扰。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是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应当表现出发自内心的从容自信和坚定无畏。什么样的大灾大难中华民族没有经历过?比现在严峻得多的国际环境我们不是也过来了?现在的世界的确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依然是主流,这是不可否认的基本现实,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的根据也正在于此。利用这段宝贵的机遇期,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中华民族必将实现伟大的复兴,必将立于不败之地。

  

  一些人主张“新思维”的一个根据是“无力改变的现状”:既然中日历史问题已成了死结,总不能这样僵持下去吧?既然日本的右倾化和重新武装“终究根本挡不住”,总不能硬顶吧?为了现实利益,我们还是务实一点,绕一绕、放一放、让一让吧。这便是“新思维”放弃原则的逻辑。当年,英国首相张伯伦等绥靖主义者就是循着这一套逻辑对希特勒一让再让,苟且偷安,结果自取其辱,损失惨重。如果当年中国人面对日寇的侵略,也采取这套逻辑,都跑到“低调俱乐部”中跟着汪精卫鼓噪亡国论,只怕中国早就灭亡了。而真实的历史是,千千万万中华优秀儿女挺身而出,奋起抗战,最终打败了日寇,取得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捍卫了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并由此奠定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个了不起的胜利昭示我们:对于日本今天的右倾化趋向和右翼势力的反华行径,我们应取的态度,不是懦弱地退让,而是坚决地反对。即使不能完全扭转日本的右倾化,至少对他们也是一个制约,至少也可以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并借此提示国人保持警惕。

  

  一些人提出“新思维”的另一个主要理由,就是不要让历史问题影响了现实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而实际上,几十年来中日经贸关系不断发展,去年双边贸易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创造了新的历史纪录。与此相反的情况是,我们与有的国家政治关系良好,而经济合作却不尽人意。这说明,政治有政治的法则,经济有经济的规律,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关键是你这里有无利益可图:如有,资本家会不请自来;没有,请他也不会来。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即便出于功利的考虑,也没有必要放弃我们的政治原则和对历史问题的立场。

  

  “对日关系新思维”已让日方产生了这样的错觉:中国有求于日本。关于这一点,时教授表达得明明白白:“中国对于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实际需求应当认为超过日本在这方面的需求。”这个论点不符合事实,至少不是事实的全部。中日友好关系符合双方利益,中日互有需求,中国没有必要以单方面的妥协让步求得中日友好。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得出的恰恰应该是和时教授相反的结论:日本对于日中关系改善的实际需求超过中国在这方面的需求。日本以贸易和技术立国,它需要中国这样潜力巨大而又相距甚近的投资和贸易市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如果失去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其损失的大部分可以从欧美寻求替代,而一旦日本失去中国大市场,在世界其他市场接近饱和的情况下,其损失是无可弥补的。此其一。其二,日本经济十多年来持续低迷,至今看不到重振的迹象,而中国经济蓬勃发展、蒸蒸日上,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这种鲜明对比决定了日本必须搭乘中国快车以寻求经济重振的外力和契机。(当然,如果日本的反华势力不愿如此而导致日本受损,那是他们的事。)第三,从外交和政治关系方面看,在全球视野里,如果我们处理好中美关系;在亚洲范围内,如果我们处理好与东南亚、韩国的关系;在国内建设上,如果我们能够保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那么急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恐怕不是中国,而是日本。

  

  “对日关系新思维”已给日方提供了这样的口实:中日关系不好的症结在中方。中国目前实行的对日政策是有问题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必须改弦更张。事实上,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不难看出,中日关系的症结在日方而不在中方,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日本要做的事情比中国多得多。“新思维”论者犹如一位庸医,还没搞清患者是谁,病症为何,就胡乱开药,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对日关系新思维”还导致了另一个后果:使日本左翼力量和主张中日友好的人士更加孤立无助。多少年来,许许多多日本友人和有识之士如东史郎、内山完造、小川武满、本多胜一、家永三郎、宇都宫德马、尾村太一郎、大江健三郎、小野寺利孝等等,还有中归联、日本妇联、日本工会总评、日本煤炭工会、日本反战运动等团体组织,都在为维护中日友好、推动日本反省战争而不懈地奋斗。中国民间受害者向日本索赔的一系列案件,也都是日本律师义务担任辩护。这些正直的日本人是真正的爱国者,是日本的良心。遗憾的是,他们的阵容还不够强大,他们的声音还相当微弱,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斗争和努力需要我们的援助。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出台后,让日本右翼兴高彩烈,却让左翼人士陷入了被动。他们感到困惑和痛心:我们同右翼势力的斗争需要中国的坚定支持,你们何以放弃了原则立场?借此机会,笔者要对日本友人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未放弃原则,也不可能放弃原则,中国人民对于那些为中日友好、为捍卫良知而奔走的日本友人怀有深切的好感和敬意。

  

  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刚刚当选上任的温家宝总理特别指出:“正确对待和处理日本侵华的那段历史,始终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希望日本政府恪守中日之间的三个文件,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一方针兼顾了历史与未来,既强调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又指明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既坚持了自己的政治原则,又推动了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诚然,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方式方法,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作某些策略的调整,但决不是实行什么“新思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笔者不认为会有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更加高明的方针。对于这样一个正确的方针,我们应当坚持它,而不是放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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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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