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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城乡结合度” : 一个新的社会进步指标

更新时间:2018-03-01 01:03:16
作者: 王晓明  

   2016年春天,我将在西南大学乡村建设学院的演 讲记录整理成文,反套2011年上海世博会的中文口号,题为“乡村让城市更美好”。在文章的结尾,我提出一个设想:以“城乡结合度”这个新的指标,取代 “城市化率”,来衡量中国及其他类似地区的社会进步。这里想进一步说明, “城乡结合度”大致是什么意思。

  

现代化进程中城乡的共存与平衡


   这是体现了类似中国这样的社会,被动卷入以 “西式现代化”为标准的全球化、几经颠簸之后,势必形成的一种重新构想社会进步的冲动。 “类似中国这样”的意思是:

   第一,幅员广大,历史悠久,文化的累积比较丰厚,有富于韧性的社会和精神传统,走老路的惯性也比较大。这样的社会,不容易被外来的冲击——无论多么强劲——一下子打散,即便有心改弦易辙,大轮廓还是会长期维持,变形缓慢。

   第二,较晚展开全面的西式现代化,走不了安 全地消灭旧式乡村的“发展”之路:这样的道路,只属于那些相对占得全球化的先机、能将自己的“发展”成本转嫁给后来者的社会,即便“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其农业和乡村的现代转型,一定程度上也是靠了台湾和韩国殖民地的贡献才完成的。像中国这样体量甚大、卷入较迟的社会,没有条件走这样的道路。

   第三,因此,在承受西式全球化的社会代价方 面,负担尤重。越是在较晚的阶段卷入其中,要承受的全球化成本,就越不可能只是来自社会内部, 而是有越来越大的部分,来自那些占先机者的转嫁。例如近30多年的中国大陆,无论“世界工厂” 式的社会和生态损害,还是城市化对广大乡村的持续抽血和区别利用,都不只是本土因素作祟的结 果,而是同时凸显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剧烈调整的深刻影响。

   倘若上述概括大体不错,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 早晚得明白一个事实:不能照着那些西式全球化的占先机者的“发展”图景,来构想我们自己的社会进步,即便那图景甚多可取之处,也只有局部参考的意义,何况其根本处的幼稚和短视,例如在人类与自然 关系上的唯我独尊和对无止境的物质繁荣的迷信, 已经暴露得如此分明。

   最近30年来,中国官民的主流意见,一直是将城市看成先进之地、视乡村为落后景象的,因此,一波波推进城市化、撑大城市吞咽乡村的胃口,成为实际的国策。即便这几年有所调整,开始“新农村建设” 了,目前看到的情形,也多是一排排楼房、大街和商铺,依然在变相改造城镇。电视和文告里,衮衮诸公宣传城镇化宏图的时候,更是屡屡引欧美日韩为前例,一点都不掩饰其师法 “西洋”的思路。

   可是,中国的实际国情,不断地戳破这张宏 图。乡村太大、农民太多了,城市的大嘴撑到裂了, 也只能吞下一小部分乡村,数以亿计的青年农民工 ——他们可是决心离开乡村、要当城里人的——依然被户籍制度和楼价政策挡在城外,即便有一些退而求其次,返回县城和乡镇圆进城之梦,却因为当地难以充分就业,还是得掉头往大城市去博生计: 依然进退两难。城市独大的局面一旦形成,乡村的萧条便不可阻挡,城市仗着独大之势造出的那点 繁荣,又远不能抵消乡村萧条的冲击,这结果,就是在大都市灯红酒绿、夜夜笙歌的同时,整个社会在结构上头重脚轻、日渐失衡。在那些占了全球化先机的地方,社会有可能以城市吃掉乡村的方式求取发展。所谓“城市吃掉乡村”,是指城市将乡村 彻底改造为自己的附庸(包括用工业化的方式彻底改造农业,变农民为跟制造业流水线上的工人基本无异的农业工人),而非指将乡村全部改变为城区。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地方也如法炮制,却多半要酿就深远广泛的社会危机,尽管也能演出局部的繁荣。

   事情很清楚了,我们只能从脚下的实况出发,来 构想自己的社会进步的图景:并非只有城市才美好, 城市更不可能吃掉乡村,在中国这样的大地上,城乡必须共存,只有在这个共存的基础上,才能形成较为平衡、可以持续的进步之势。

  

作为一项社会进步的新指标的 “城乡结合度”


   可是,在今天这个西式全球化已经大体完成的 世界上, “城乡共存”从哪里入手?几乎所有东西都在加速度地互相关联、渗透和融合, “共存”不可能再以你我隔离、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展开,甚至都不大可能继续你是你、我是我,界限分明了。最近20年, 类似美国、南非的种族隔离那样等级森严的阶层和地域分隔,又在从全球到地方的各级层面,近乎肆无忌惮地重新膨胀,不仅簇生于物质空间,也同步弥漫于精神空间。最近因为移民问题而在欧洲和美国愈演愈烈的强化边境隔离的政府行为、全球各地城市的所谓“绅士化区域(Gentralized area)”与各式贫民窟的新的分隔,思想政治领域里的各种势不两立的 敌我意识的再度激化,都是这方面的显例。“地球村” 式的“文明”的弱肉强食似乎难以为继,以邻为壑式的野蛮正在卷土重来。

   因此,今天强调城乡共存,其实是要创造一种前瞻的城乡关系,它不只是平等的,能纠正目前这种强 弱悬殊、荣损不成比例的局面;也不只是互利的,各方互通有无、彼此受益就满足了;它更必须是开放的、互 为参照、互相进入,甚至互为你我的,是要互相贡纳各 自的优长,合力克服各自的短劣,携手创造新的互助 大同的社会模式。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明确地说,城 乡共存的关键,是能否创造良性的城乡结合。

   在今天的中国,城乡各有怎样的优长和短劣 呢?先说城市的优长:首先是人来人往、五方杂处, 哪一天城市嫌贫爱富、设卡拒人了,它的一大半诱人之处,都会随之萎缩。例如从饮食到思维的丰富多样、各种规模效应(包括提供给平民子弟的机会比较 多)、较高程度的流动性(这构成刺激各方面吐故纳 新的关键条件)等都是建立在门户开放、五方杂处的 基础上的。

   其次是地处要津、八方辐辏,虽然这并非全因自然,有许多并且越来越多都是人为造就,例如 出自政府的规划建设和大资本的商业布局。但交通 枢纽的位置一旦确立,就会收获各种有形无形的惯 性汇聚,为上述的人来人往,奠定空间和物质基础。 再就是文化和精神蕴积,以及与之配合的各种建筑、 机构和人身条件,尽管这些年日趋浇薄,它们还是能大体维持着,合力赋予城市一颗相对开阔的灵魂。 至于另外那些一望而知的好处:公共资源的集中、服 务业的发达、升官发财的空间大、警察脸上的凶气少 …… 其实都并非专属于城市,而是来自政府配置资源时的偏向,或者资本持续投注的视线,一旦这些转向 别处,它们都会紧跟而去,一天都不肯多留的。

   再说乡村,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天灾人祸,今日中 国的乡村,至少其大部分,都不同程度地趋于荒敝、 乏善可陈。不过,乡村的两个从过去承继而来的基本形态,却因此得到保留:其一,大量的村落依然卧于山河田野之间,保持着深嵌于自然世界的归属感, 至少不会如玻璃墙面的都市高楼那样,令人以为可以完全存活于人造世界。其二,若干在长期自耕农式的生活中养成的精神遗传:从容而模糊的时间感、 自食其力的生活态度、对熟人群体的亲近习惯,以及对许多“界限”的缺乏敏感……也以日趋破碎的形态,继续存活于乡人的言行举止中。

   在西式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这样的乡村,与其他“前现代”的社会类型一样,当然是缺乏竞争力的, 它的许多年代悠久的内容,也因此凸显贫瘠和狭隘, 甚至拽着另一些本身并不如此的内容,一并承受衰亡之运。所以,今天来讲乡村的优长,势必有一部分,是并非指向现实,而取自过去的状况。不过,随着西式现代化的破绽日益深巨,事情的另外一面也明显起来: “现代”极可能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偶然状况,许多“前现代”状况对未来的意义,多半比“现代”更为长远。因此,我们看乡村的眼光也在改变, 越来越能从实存的乡村,从那些20年前一定嗤之以鼻的“落后”景况中,发现别样的含义。即如上述乡村的两个基本形态,是否就明显蕴含了可供救治城市病的多样的药素,完全当得起优长之称?

   不用说,上述这些概述多半粗糙主观,一定有许多远较我精当的描述,能更清楚地说明什么是城乡各自的优长。我所以勉力这么做,只是想强调,所谓 “良性的城乡结合”,是真正的——而非一般想当然的——城乡优长的结合,因为今天实际存在的城乡 关系,总体上几乎相反,不是优长与优长融汇,而是短劣与短劣沆瀣。

   以今天中国大陆的人居空间为例:绝大多数已经城市化的空间,都一心要将原有的乡村因素消灭干净,用水泥覆盖地面,将天空越收越窄,居民日益习惯于四面墙壁,以小单位计算时间…… 虽然在雾霾等城市问题的教育下,知道城市“有病”甚至开始 眺望乡村了,但到目前为止,除了从乡村把大树挖进城来,或者节假日去“农家乐”乐一回,城市对乡村优长的理解和学习,依然十分有限。另一方面,非常多 的乡村虽然远离城市,越来越深刻地受制于城市里 形成的主流规矩,地里的出产继续卖不出好价钱,被城市赶出来的污染企业,却蜂拥到山野间来扎营,除了低俗的电视节目和粗陋的消费趣味,真正有意思的城市文化,乡村人几乎接触不到。

   更糟的是所谓“城乡结合部”,它正在全国各地 ——从都市边缘到县、镇,甚至许多位处平原的大村 中——快速蔓延。虽然是城乡结合度最高的空间, 却主要是混杂了城乡各自的短劣因素:唯钱是命的 价值观、随地吐痰的习惯、急功近利的欲望、对权势 的艳羡和畏惧、一味模仿都市的建筑和生活趣味 …… 正是这些东西搅在一起,使“城乡结合部”成了 中国土地上最“脏乱差”的空间。这不奇怪,城市唯 我独尊、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城外当成垃圾场和排泄 区,乡村一无所有,只求攀上城市的边角分一杯羹。 城乡不平等的这两种后果聚集在一起,不可能不脏 乱差。从这个角度看, “城乡结合部”的脏乱差,也许 比繁华都市与偏远乡村的触目对比,更能凸现城乡 失衡的不可接受。因此,作为一项社会进步的新指 标的“城乡结合度”,恰恰与现在这样的“城乡结合 部”相反,是要建设一种平衡互助的城乡关系,遏制 其疯长,进而以融汇了城乡各自的真正优长的新空 间,完全取代它。

   这并非突发奇想,至少在整个中国的现代早 期,许多思想家和实践者都有过类似但气魄和视野 更为宽大的思考。譬如章士钊1920年代提出的“农国”论,就明确阐述了一种以“农”为名的建国原则: 根据自身条件而非觊觎他国资源确定的“发展”图 景;为了满足本地人民需求而非以国际商战牟利展开的经济系统,既容纳贫富差异又不断缩小其差别 的社会政治……这样立基于“农”之精神的现代规 划,在城乡关系上,势必是谋求平衡互补,不接受小 大悬殊的畸形态势的。从1910年代到1940年代,哪 怕战乱频繁,大体上沿着类似“农国”的方向展开的各种乡村和社会建设运动,依然东西南北、前赴后继,给后人留下非常丰富的城乡结合的得失经验。

   我们今天构想新的城乡关系,并非两手空空。 和前人奋斗的时候相比,今天的大是大非,反而更为分明:置身于如此明显的全球危机,身经目睹这么严 重的城乡失衡,继续像当年批驳“农国”论的年轻人 那样迷信西式的“现代化”,应该是更难了吧?如果这么说大致不错,如何将反思转化为行动,实地探索 新的城乡结合的道路,就是我们刻不容缓、着力要做 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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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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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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