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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心灵无产阶级化及其解放途径 ——斯蒂格勒对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批判

更新时间:2018-02-26 01:56:04
作者: 张一兵 (进入专栏)  
并毁灭欲望,产生各种形式的怀疑、异教信仰和信用缺失,它们一直困扰着每一种权力形式、机构和商业,最终导致破产,这就是我们都看到的2008年爆发的大崩溃。”

   再次,到21世纪的今天,斯蒂格勒则宣告资本主义超级工业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无产阶级化”的第三阶段,在这里,整个社会的理论认知系统被连根刨起,这导致所有人真实欲望本身的破坏和信念与信任缺失。这也就是斯蒂格勒这一课程的中心思考点。那么,究竟什么是斯蒂格勒所说的这个无产阶级化的第三阶段?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化的这个第三阶段起始于1993年互联网的出现。这是离我们非常近的新的社会历史现象了。或者说是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他还专门指认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点上不能预见技术的进化作为数字第三持存的技术进化”。斯蒂格勒明确地指认过,“利用 1993 年左右开始出现的网络技术所搭建的全球性网络而实现的网状阅读和书写的出现数字化技术已经推动超级工业社会进入无产阶级化的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超级工业时代进入一个系统性愚昧的时代”。

   这里交待得非常清楚,无产阶级化的第三阶段开始于一个重要的科学技术现象的突现,即 1993 年由美国建构起来的互联网的全面兴起。互联网的突现是一个存在论上的质变,它造成了人的社会存在的根本性变化。

   在斯蒂格勒这里,他突出强调了在全球范围人与人之间出现了远程登陆后的“网状阅读和书写”,在这种数字化主体存在的背后,斯蒂格勒首先看到的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流通领域的变化:“利用无处不在的远程-行动(和远程-客 体性),生产中心被去地域化,巨大市场被塑造出来,然后被远程控制,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被结构性地分离,电子金融市场被连续地相互联系起来,实时指挥着由数学在‘金融业’的应用而产生的自动化。这样一来,自动决策过程就功能性地与基础内驱的自动主义联系在一起了,这种自动主义控制着消费市场——最初是通过大众传媒的中介,而今天是通过踪迹工业,亦即数据经济(即个人数据经济)的中介而实现的。”

   这是斯蒂格勒最重要的相关断言之一。此处的利用主体并非人,而是资本,它利用网络化的无所不在的远程行动和远程作用对象,一是使原来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生产去地域化了。也就是说,一个生产过程可以分解为多空间运行,比如资本跨国集团的创意中心通常在本国,而生产对象化的流水线可以在其他劳动力和资源廉价的落后地区,这使资本与劳动的雇佣关系变得具有弹性和更广阔的可能时空。

   二是这种远程互联也必然创造了巨大的远程覆盖的无形市场,无数剁手族只要坐在电脑前或手持智能手机就能买卖一切。三是远程操控的电子金融市场也被创造出来,它不断光速生成着一种非人为的“自动决策”。四是这种自动产生的控制开始是大众传媒支配而现在则是由人之外的数据经济决定的。这就必然生成一种新的社会存在状态:系统性愚昧。

  

数字化第三持存与系统化愚昧

  

   显然,这里系统性愚昧是指整个社会失去了人与人真正的协商和交流基础上的主体性决策,现在网络远程存在的本质已经转换为客体性的数据分析,这将导致社会主体创造性和选择性功能上的无知性的系统愚昧。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全面的心灵麻木。

   首先,网络生存中的系统化愚昧。也是在这个复杂的场境中,斯蒂格勒得出的第一个重要的结论,即“数字化自动装置已经成功绕过心灵的协商功能, 系统性愚昧已经在消费者和投机商之间由驱力功能性地建构起来”。我们面对外部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消费者与商家的沟通,现在无一不是由自动装置建构起来的屏幕点击完成的。能够自己独立去观察、选择和反省的我思被根本废除了,这也意味着主体本身的彻底废除。面对创造性的认知能力的系统失效,愚昧和麻木是系统地发生的。斯蒂格勒说,“最近几年,尤其是2008年之后,普遍性的麻木状态好像已经伴随这种系统性愚昧、功能性愚蠢(func- tional stupidity)而出现了”。他甚至给出了造成这种麻木的直接根源。

   这种正在产生的麻木是由最近的一系列的科技休克引起的,这种科技休克出现于1993 年的数字化转变,即利用网络,不仅仅是因特网的数字化转变。这些休克的揭露、他们的主要特点和结果的揭露已经带来一种非常真实的惊人状态——特别是面对 “天启般的四大骑手”。他们看上去分解了产生于启蒙的那些工业社会。

   依斯蒂格勒的判断,今天所发生的全球系统性 的愚昧和麻木是由一系列的“科技休克”造成的。所谓科技休克,即由最新的科学技术发明所导致的人的社会生活的断裂。斯蒂格勒不客气地说,在今天网络化生存中最著名的美国四大科技和网络技术公司——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就是造成了科技休克的罪魁祸首。谷歌是通过无所不能的搜索引擎让人们对知识的直接阅读和思考的活动完全休克; 苹果的向左一抹改变了开关的实际接触闭合,三指推开则消除了物理空间距离的远近;脸书(中国的微 信)用虚拟的交往让人与人的真实关系彻底休克;而亚马逊则是让直接文献的阅读休克和死亡。这是令人震惊和警醒的说法。

   其次,系统化愚昧的直接结果就是新型的理论知识的无产阶级化。不同于前述 19 世纪和 20 世纪 的掏空劳动者技能和生存认知能力的无产阶级化, 这个第三阶段的无产阶级化是以整个社会存在的系统化愚昧为基础的。超级工业社会建立于数字踪迹 的自我-自动生产,并由利用这些踪迹的自动主义所主导,由此超级工业社会正在经历理论知识的无产阶级化,正如通过电视所广播的模拟踪迹导致生存技能的无产阶级化,就像工人身体向机械踪迹的屈服导致技能的无产阶级化。

   这里又再一次回到那个无产阶级化的三阶段论。不过此处的批判性构境转换了一个角度,开始向斯蒂格勒自己原来的技术哲学存在论过渡,即第三持存的观点。他说,“任何知识的外部化都将带来这一结果——明显矛盾的是知识的建构是依赖于知识的外部化(exteriorization)——这样,数字化的、模 拟的和机械的踪迹就是我所说的第三持存”。

   如果说,这里的第三持存指的是人的存在遗迹在外部物性存在上的保留,那么,三种无产阶级化的具体基础 就分别为:机器生产中出现的“机械的第三持存”,它 掏空了劳动者的技能;广播电视技术中出现的“模拟的第三持存”,它掏空了人们的生存认知能力;而今 天的“数字化的第三持存”,它掏空了整个社会理论 认知的能力,所以造成了系统化的愚昧。对于这个 数字化的第三持存的恶果,斯蒂格勒有如下分析:

   以数字第三持存的形式进行的数据处理能够(以光速)实时地、在全球范围内、以处理几十亿千兆 数据的水平进行着,并通过遍布全球每一个角落、渗 入社会几乎每个体系的数据收集系统运行着——那么,这是因为数字第三持存和算法使“大数据”能够 得以产生和开发出来,然而,理性作为一种综合能力 也有可能因为“大数据”具有极速运转的自动的知性分析能力而发生短路。

   在这个第三阶段中,数字化的第三持存上的海 量数据以光速不断生成统计、处理和决断,这使得所 有主体性的综合理性能力完全短路,由此产生一种 可怕的断裂。依斯蒂格勒的说法,“因特网是一种药,这种药将会成为一种实现超级控制和社会分离 的技术”。这应该是毒药,因为它是社会主体系统 性愚昧的根本性缘起。

   今天,我们所说的断裂问题在于似乎不可能重建任何知识,在于行为不是由社会系统、文化和知识生产出来,而是由利用大数据和数字第三持存的市场营销生产出来,因为大数据和数字第三持存是可计算的、可编程的,并构成世界性的数据经济。

   人的存在理由和生存能力(如我们如何看待世 界和改变世界,如何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如何购买商品等),都不再是我们自己的真实认知,甚至不是社会本身总体文化和知识的作用,而是在人之外、社会存在之外的海量数据产生出来的标准和方式。今天,经常发生的事情是,谷歌和百度的大数据成了世界的主人,它们控制和支配我们,这种支配往往是在光速中发生的。所以,斯蒂格勒所讲的第三阶段的 无产阶级化,说的是所有依存于网络世界中的人,包括离不开联网电脑和智能手机的你、我、他。

   再次,这就导致了斯蒂格勒所说的新型的网络心理结构化下的数字化乌合之众。斯蒂格勒说,在弗洛伊德那里,在社会生活中个人,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个性和智力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在实际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他们总会被带入一种群体,并拥有一种集体心理思想,使他们以一种与他们在孤立状态下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感受、思考和行动。

   弗洛伊德将这种状态称之为心理群体(用德语说即大众),或丧失个性的乌合之众。依弗洛伊德的这种构式,斯蒂格勒将其推进到网络世界。他说:“在自动社会中,那些被称为‘社会’网络的数字网络引导着这样的表达,这些表达都屈从于强制的规定,心理个人也屈从于这些强制规定。因为受到所谓的网络影响而不得不这样做。再加上社会交际网络,这种影响就变成一种自动的牧群效应,即一种高度模拟构境(highly mimetic situation)——而这种情境建构起一种弗洛伊德意义上的乌合之众的新形式。”

   斯蒂格勒说,十年前他曾经说过,原来在传统社会交往和生活中生成的心理群体,在“计划工业每天特别是通过大众节目广播也塑造了这种乌合之众”,那么,现在则被全新网络数字化重构,因为今天所有的生活和交往都发生在智能手机的脸书和微信交流中,想法、观点甚至细微的感情都通过电子表情才能实现,这使得个人的一切个性置于网络生存的规则和无形强制中,它必然导致一种“自动的牧群效应”,这就是电子化的乌合之众。

   依斯蒂格勒的看法,“数字第三持存所产生的、 由网络连接起来的乌合之众构成了一种‘众包’经济”,因为,通过网络效应所创造出来的电子化的乌合之众(比如现在活跃在脸书和微信上的亿万心理个人),通过使得这些群众能够被利用的愚昧性众包 ,以及通过大数据的使用,即会产生一种无以比拟的疯狂。比如在今天的当下,中国北京时间 2016年 11 月 11 日 11 点,马云的淘宝-天猫一天的销售额突破1000亿人民币。人们常常不能理解,这种不理智的疯狂(中国俗称“跺手族”)是如何发生的?其具体的实现机制到底是什么?

   对此,斯蒂格勒用自己的技术哲学观念对其进行了精细的解读。在他看来,在网络效应的作用下,每个电子个体都丧失了真正的个性化存在,电子商务关系中虚假网络存在制造了一种无法抵抗的被控制的伪欲望。通过这些我们称为个人数据第三持存的个人来促进生产和自动-获取,这些个人数据使他们的心理时间空间化;通过使个人数据以光速进行流通,以干预超个性化过程,这个过程是与自动地、功能性地形成的循环交织在一起的;通过这些循环,通过自动形成的而不是超个性化地形成的集体第二持存,反过来干涉,几乎是直接地干涉心理的第二持存,也就是说,干预前摄、期望,最终干预个人行为。从而一个个地、远程控制和电子指导每一个网络成员成为可能,这就是所说的“人格化”。

在他看来,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愚昧性的疯狂,归根到底,是外部的数据处理重新建构了我们在网络生存中的虚假电子人格化。海量数据造成了个人心理时间的空间化,这原本是要通过自己内心认真鉴别和挑选的过程;现在只要有一定量的点赏和好评数据,自动获取的行为就以光速发生了。这其中的秘密在于,个人的第二持存,即对一个事物和经验的回忆,也是通过电子数据生成的,这种“远程的电子指导” 直接建构了个人主体的网络人格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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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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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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