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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民:中东地区格局的冷战化趋势及其影响

更新时间:2018-02-26 01:45:31
作者: 刘中民  

   沙特和伊朗带有冷战色彩的全面对抗对中东地区格局和地区秩序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近年来,中东形势围绕美国、沙特与俄罗斯、伊朗之间的双层博弈日趋明显。未来中东或将形成域外大国美俄博弈和域内大国沙特与伊朗对抗相结合的“新冷战”结构。

   关键词:中东地区格局;冷战化趋势;大国博弈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冷战是指1947—1991年间,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斗争。其主要表现包括:国际关系的阵营化,即以美苏为核心的两大阵营形成;尖锐的意识形态对抗,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争;在第三方的直接军事对抗或代理人战争,如在第三世界进行多场代理人战争。

   尽管冷战国际体系已经瓦解多年,但冷战的历史遗产以及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并在某些地区仍然十分突出,如东亚和中东地区。在中东地区,在地缘政治、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大国干预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地区格局冷战化主要表现为以沙特和伊朗两大地区强国为核心形成的阵营化的对抗,其主要内容包括民族矛盾、教派矛盾、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以及双方在诸多地区热点问题上的代理人战争或竞争,但争夺地缘政治主导权的矛盾是双方矛盾的核心。双方的对抗态势呈现龃龉不断但又不会直接走向战争的“新常态”,中东国家日渐分化成沙特阵营、伊朗阵营和游走于两大阵营之间的国家。沙特和伊朗带有冷战色彩的全面对抗对中东地区格局和地区秩序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中东地区格局冷战化的形成和发展

  

   中东地区格局冷战化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至冷战结束

   这一时期,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是伊朗输出革命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抵制革命的矛盾、波斯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矛盾,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立和两伊战争都与此密切相关。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外交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在霍梅尼担任伊朗最高宗教领袖的十年间,输出革命构成了伊朗外交的根本特征。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君主制、严重依附美国的外交政策都遭到霍梅尼的强烈批判,并成为伊朗输出革命的重要对象。伊朗采取的主要方式包括:构建“输出革命”的组织网络,如成立“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协会”,专门负责向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输出革命;[1]成立“伊斯兰宣传组织”,鼓动海湾各国激进组织展开反政府活动;[2] 支持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等国家什叶派效仿伊朗进行革命。[3]也正是为了抵制伊朗输出革命,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沙特领导海湾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于1981年成立了海湾合作委员会。此外,伊朗和伊拉克双方基于输出和抵制伊斯兰革命的矛盾与教派矛盾交织在一起,也构成了诱发两伊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伊朗甚至设想通过伊朗和伊拉克的合并建立“什叶派联邦”,[4] 这也促使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在两伊战争中极力支持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抵抗伊朗输出革命。

   二、第二阶段为2003年伊拉克战争至2010年“阿拉伯之春”之前

   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伊拉克战后重建与伊朗核问题,沙特、约旦等阿拉伯逊尼派国家提出“什叶派新月地带”的概念,高度警惕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塔利班政权、萨达姆政权被美国铲除后伊朗崛起的势头,伊朗拥核成为沙特最大的战略焦虑。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和冷战结束,确立了美国在中东的绝对主导地位。随后克林顿政府采取了“西促和谈,东遏两伊”的中东战略,使伊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矛盾得到了抑制,这种相对平衡维持了十余年之久。但“9·11”事件后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严重破坏了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并导致伊朗与沙特的矛盾再度上升,并日益走向战略对抗。

   刺激沙特和伊朗战略对抗的主要因素包括:首先,从地缘政治格局的角度看,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的覆灭,使伊朗东西两线的地缘政治敌人消失,伊朗战略环境的改善和崛起势头引起了沙特的极度忧虑。其次,在伊拉克战后重建过程中,什叶派成为伊拉克政府的主导力量,并刺激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进行政治抗争,沙特、约旦等国家基于对什叶派影响扩大的担心提出了“什叶派新月地带”的概念,强调从伊朗经伊拉克南部、叙利亚直到黎巴嫩南部正在形成一个“什叶派新月”,并与埃及、沙特和约旦构成的“逊尼派三角”相对抗。沙特著名宗教学者萨法尔·哈瓦里等也认为,一个由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以及沙特和海湾其他君主国的什叶派组成的什叶派阵营正在形成。[5]最后,2003年伊朗核危机产生以来伊朗核技术开发的不断推进,2005—2013年内贾德主政期间伊朗的强硬外交,以及2008年奥巴马任美国总统以来采取对伊朗的缓和政策,都极大地刺激了沙特的不安全感和战略焦虑的加深。

   三、第三阶段为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

   这一时期,地区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沙特与伊朗双方围绕阿拉伯国家转型,以及地区热点问题如巴林问题、也门问题、叙利亚问题上的矛盾;而2015年3月萨勒曼就任沙特国王后的冒进外交,以及2015年10月伊朗核协议的签署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加剧了沙特对伊朗政策的对抗性。2016年沙特与伊朗断交事件和2017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事件导致双方的对抗公开化、阵营化、教派化;而2017年底以来的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辞职事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射导弹事件、沙特领导成立41个逊尼派国家反恐联盟都是中东地区格局冷战化进一步发展的表现。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中东国家的阵营化。围绕沙特与伊朗断交、沙特与卡塔尔断交以及反恐等问题,多个阿拉伯国家选择追随沙特,与伊朗、卡塔尔断交,并参加沙特领导的反恐同盟,使中东国家日渐分化成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导致海合会和阿拉伯国家的分裂进一步加剧。此外还有部分国家在两派矛盾的夹缝中态度暧昧、左右逢源(如阿曼、伊拉克),唯恐引火烧身。而另有一些地区大国游移于两大阵营中间并企图渔利,其突出代表是土耳其和埃及。它们与沙特和伊朗的关系十分微妙,与竞争双方都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例如,土耳其一方面参加了沙特领导的反恐联盟,但又在卡塔尔断交危机中支持卡塔尔;埃及虽然也参加打击胡塞武装、逊尼派反恐联盟等,但显然是在经济上有求于沙特情况下的妥协,双方争夺阿拉伯世界领导权的矛盾仍然存在。[6]

   第二,中东地区矛盾的教派化。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试图通过“什叶派阴谋论”激活地区教派冲突,力图以教派逻辑定义地区关系和建立地区秩序,通过强化海湾地区逊尼派同盟,对伊朗和什叶派势力进行打压和孤立。与沙特主动挑起地区教派矛盾有所不同,伊朗一直试图避免掉入沙特设置的教派话语陷阱,其重要原因在于担心因教派矛盾使伊朗在中东地区陷入孤立。但这并不妨碍伊朗将什叶派作为动员中东什叶派反对西方及其盟友的一种软实力工具。[7]伊朗对巴林危机、叙利亚危机和也门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的介入,其教派动员虽然有实有虚,但“以教派为基础的联盟是伊朗确保其影响力为数不多的手段之一” [8]。中东地区矛盾的教派化不仅导致沙特与伊朗对抗、阿拉伯国家国内矛盾、地区热点问题的教派化,而且为大国操控和干涉提供了切入点,更为“伊斯兰国”利用教派冲突争取逊尼派支持,扩大其社会基础提供了土壤。

   第三,地区热点问题的代理人化。目前中东地区政治阵营化、冷战化趋势越来越突出。在沙特、伊朗两个阵营的对抗中,沙特、伊朗本身分别有美国和俄罗斯代理人的色彩,沙特、伊朗在中东内部又各有代理人,形成双重代理人格局。2011年以来,沙特与伊朗围绕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卡塔尔、黎巴嫩等国家展开持续不断的博弈,而也门、黎巴嫩、叙利亚乃至伊拉克的紧张局势都有受沙特与伊朗博弈而进一步恶化和升级的风险。[9]


中东地区格局冷战化的影响

  

   中东地区格局冷战化对中东国家转型和中东地区秩序均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一、加剧中东地区的碎片化,使中东国家和地区的分裂更趋严重

   自2011年中东变局以来,巴林、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教派和族群矛盾不断加剧,导致其国家内部的碎片化不断加剧。由于沙特和伊朗从地缘政治和教派利益出发,各自支持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派别进行对抗,导致中东国家以教派、族群割据和对立为特点的碎片化趋势更趋严重,[10]严重削弱这些国家内部的国家认同。

   在地区层面乃至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的层面,2016年初沙特与伊朗断交危机、2017年6月以来的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其最重要的根源都在于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对抗,但却导致海合会、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严重分裂,也严重削弱了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近期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特朗普断定,除了舆论抗议外,四分五裂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很难做出实质性的反制举措。

   二、严重破坏和侵蚀中东国家之间的安全信任基础,使地区秩序重建更加困难

   中东地区是当今世界安全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最严重的地区,也是以经济合作为主的地区主义发展最为孱弱的地区,致使地区公共产品存在严重缺失。长期以来,海合会本身就是应对伊朗安全威胁的产物,阿盟内部则长期四分五裂,它们都没有意愿和能力承担提供地区公共产品的重任。由于地区国家间的严重不信任和基于民族主义、教派主义意识形态的可渗透性,地区内国家普遍高度关注其他国家的安全动向[11],进而导致国内安全与地区安全的扭曲式互动,并以对内加强防范和军备建设,对外进行干预和渗透的方式进行反应,进而导致地区议程过度安全化。

   近年来,沙特与伊朗的教派矛盾、地缘政治博弈和代理人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国家间的安全不信任,教派攻讦、民族仇视、以邻为壑等社会心理的普遍存在,都严重恶化了中东地区的安全环境。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看,中东地区尚处在人人自危的“霍布斯状态”,基于国家理性的“洛克状态”和人类共同体理性的“康德状态”对于中东而言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三、以教派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对抗加剧,使教派主义成为冷战思维在中东的独特表现

   教派主义泛指宗教和教派认同被政治化的过程,当前中东政治中的教派主义同过去教派冲突的区别在于,许多国家统治者的决策基于教派关系对政治进行评估,即从教派角度进行战略决策,根据教派关系制定自己的内政与外交政策。[12]伴随教派主义的发展,教派矛盾不仅突出表现在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等国家教派矛盾的激化及其外溢,更突出表现为以沙特为中心的逊尼派阵营和以伊朗为中心的什叶派阵营的分化和对抗,并使双方纷纷以教派利益为由进行地缘政治博弈,导致巴林、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的教派斗争演变为沙特和伊朗的代理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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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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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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