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邹海林:人格权为何不能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

更新时间:2018-02-25 21:22:11
作者: 邹海林  
并没有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法律工具效用。该草案将“名誉权和荣誉权”归为一类、“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归为一类;而且整部草案忽略了我国《民法总则》第109条已经确定的“人格尊严”和“自由”的保护。或许是草案的起草人确实写不出民法总则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就只能对具体人格权作进一步的描述;但是,该草案起草人又不忍心对一般人格权有所忽略,在“身体权”部分专门规定“行动自由”(身体自由的限制或剥夺,草案第19条),在隐私权部分专门规定自然人的其他自由,如“居住自由”(“住宅不受侵犯”,草案第40条)、“通讯自由”(草案第41条)。如此的规定不免让人疑惑,人身自由难道要依赖于身体权、隐私权才能获得保护?人格尊严与自由为人格权的基础,被誉为“一般人格权”,怎么能够在“民法人格权编草案”中被忽略或者隐藏在具体人格权之中?在这个事项上,真得无法理解草案的起草人作出这样的分类的制度逻辑何在。名誉权和荣誉权在“质”和“量”的定位上,就是完全不同的民事权益,居然在草案中被归于同类;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更是毫无关系的两种不同、甚至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民事权益,也在草案中被归为同类。难道这是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向草案起草人提供的科学负责的人格权独立成编的信息。就目前的情形而言,可以说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理论准备是极为不充分的,不客气地说,“民法人格权编草案”对我国民法典编纂是极为不负责任的。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应当有对人格权的高度抽象的概念认识,以此区别于我国民法总则所规定的形式多样的其他“民事权利”,这是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价值所在。因为有上述立法论的价值判断上的不足,匆忙完成的“民法人格权编草案”在民法逻辑和制度体系上注定会是一部混乱的法典。

   民法典的编纂应当讲究科学性,这是我国编纂民法典的基本立场。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民法人格权编草案”,在表达形式和内容上,与其说是一部法典,倒不如说是一部连规范文本都写不清楚的不合格“拼盘”。“在民法的结构体系上,人格权规范之所以不能像物权、债权、亲属权那样自成体系,主要还是因为缺乏将人格权规定为民事权利( 主观权利) 的手段和条件,以及人格权受妨碍时的救济不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在已有的民法典结构体系中难以为人格权规范找到合适的发挥作用的空间,更不能为救济人格权受到妨碍时提供不同于民法规定的侵权责任救济的其他方法。”“民法人格权编草案”共有7章,具备法典体系化的基本形式,尤其是有一般规定和具体人格权的规范表达,并特别凸显“人格权的保护”的末章。但细观该草案条文所表达的人格权理念及其内容,就会发现已经形成三大混乱现象:

   其一,“民法人格权编草案”第1章中的一般规定有7个条文,条文数量似乎足够多。第1章一般规定在表达形式和内容上,居然出现了大量的重复民法总则的规定。该草案第1条重复民法总则第3条(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第5条简单重复民法总则第185条(英雄烈士等的名誉保护)但没有内容上的实质改善、第6条和第7条简单归纳民法总则第8条(公序良俗的遵守)和第131条(法定和约定义务的遵守)、第132条(禁止权利滥用)的相应规定而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增加。如此重要的一般规定,却是在“重复表达”民法总则已经表达的内容,而且是同一部民法典的分编,尤其是第5条的规定还是一个不完全规范条文,还不如民法总则的表达技术,这就已造成了人格权编与民法总则的相关原则性规定之间的解释和适用混乱,除了增加规范文本的适用之解释成本,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该草案第1章的第2条和第3条是对人格权的性质的否定性表述,表明人格权法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合理定位,已如前述;第4条将死者的名誉保护这样一个特殊问题,作为司法实务中遇到的、属于我国侵权责任法调整的特殊问题,表达为人格权法的一般规定,在立法技术上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民法人格权编草案”第1章因为有以上的极不合理的规范文本,不得不让人怀疑第1章是为了人格权独立成编而在法典体系上硬拼凑出来的一个章节。

   其二,“民法人格权编草案”第2章至第6章,是有关具体人格权的表达。就这几章的规范文本的内容而言,除了对民法总则已经规定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等民事权益,作出相应的描述性规定或简单重复,并没有表达出具体人格权的符合法律规范属性的条文。例如,该草案第9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身体权和健康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害他人身体和健康的,受害人可以依法请求其承担民事责任。”上述条文连一个完整的规范都算不上,“可以依法请求”将依据什么法?作为落实民法总则保护民事权利的民法典分编的规定,无论如何不能写成这样。或许该草案的起草者真得写不出具有规范意义的具体人格权的内容。再者,已如前述这些章节对于具体人格权的分类不合逻辑,想要构造自成体系和完备的规范文本就已非易事。暂且不论具体人格权的规范条文的写法,该草案为了增加具体人格权的规范文本数量,竟然规定了一系列与人格利益的处分有关的制度,例如,该草案第10条规定的“法定救助”,第11条和第12条规定的“遗体捐赠”、“人体器官捐赠”,第14条和第15条规定的“遗体解剖”,第16条规定的“精神病人的入院治疗”,第17条规定的“医疗试验”,第21条规定的“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称”,第23条规定的“姓名的取名原则”,第24条和第25条规定的“监护人决定被监护人的姓名”,第35条和第36条规定的“信用评价”和“征信信息”,第42条至第49条规定的“个人信息的搜集、处理和使用”等内容,都摇身一变而成为人格权规范的组成部分。在某些学者的眼中,这些与人格利益的处分有关的制度,无疑是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强有力的基础。事实上,上述所列与人格利益的处分有关的制度,本质上与人格权并不相关。人格利益的处分问题不是人格权的固有问题,应当是人格权法以外的其他法律应当规范的问题;把这些与人格权无关的事项“扯进”民法典作为人格权的内容而予以规范,将极大地冲击民法典与其他特别法(如遗体捐赠、人体器官的移植、医疗试验、个人信息保护、企业名称等法律)的关系,以致破坏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相对稳定的制度基础。该草案第2章至第6章在具体人格权的规范表达上缺乏自信,没有独立的人格权理念作支撑,内容随意性较为明显,许多条文的规范属性是不完整的,不具备解释和适用的基础,从而会加深“民法人格权编草案”对民法总则和其他法律造成制度体系混乱的状态。

   其三,“民法人格权编草案”第7章规定的内容,本应当是人格权的法律保护不同于其他民事权利保护的内容;但令人失望的是看不到这样的内容。该章共有5个条文(第50条至54条)。有关侵害人格权的民事责任之承担,该草案第50条似乎在改写民法总则第120条(侵权责任的承担)、第176条(民事责任)和第179条(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但其内容仍旧停留在民法总则的上述条文的文义涵摄范围之内,而且还必须依照民法总则的上述规定,方可适用。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民法人格权法草案”第50条与同样作为民法典分编的“民法侵权责任编草案”第1条(侵权的标的范围)、第4条(责任形式)高度重复,而第50条仅仅是个链接条款。在关涉人格权保护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民法人格权法草案”第50条不敢有所担当,而仅仅充任民事责任承担的一个链接条款,真得缺乏技术含量,与其写不如不写。该草案第54条则是对民法总则第186条(请求权基础的选择)的改写,明确了违约责任也有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但这个涉及人格权侵权的法律后果事项,置于侵权责任法中以为请求权竞合之选择,或许更加合适。该章第51条、第52条和第53条,并非人格权保护的实体法规范,仅仅是对法院判断民事责任成立应当考虑的因素、临时禁止令的发布以及如何强制执行赔礼道歉的程序上的要求,与侵害其他民事权益(如知识产权)的民事责任的承担并无不同,非属专门保护人格权的救济措施,也不具有任何独特性。事实上,“民法人格权编草案”第7章没有对人格权的保护提供具有实质意义的规范文本,更谈不上具有人格权保护的任何体系性特点,不具有实际意义。这样一来,人格权的保护仍然被死死地与民法总则和“民法侵权责任编草案”的相关规定绑定在一起。

   《民法总则》在我国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具有创造性的发展,使得我国民法典保持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富含我国本土化元素。“民法人格权编草案”在结构、制度逻辑和体系、规范表达等各个方面,应当充分尊重民法总则已经构造的法典理性。“民法典难以利用民事权利法定主义的制度工具,实现对人格权在种类、内容、权利的享有和变动、权利消灭以及权利救济的体系化规定。”我国民法典编纂应当尊重这样的现实,因为我国尚不具备人格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各项条件,尤其是立法技术不能协调好人格权编与民法总则、其他民法典分编以及其他特别法的关系。在缺乏坚实的理论准备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匆忙草拟“民法人格权编草案”是对我国以民法总则为基础的民法典在逻辑、结构和体系上的科学性的破坏,这样的尝试事实上开启了一扇混乱我国民法典的结构、制度逻辑和体系的科学化水平的偏门,并为将来民法典的解释和适用的便利化制造无穷尽的障碍。在此意义上,在科学性和技术性都没有做好准备的条件下,人格权在我国民法典中绝对不能独立成编。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08545.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