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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子嵩:中西哲学的交会——漫忆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教授(之一)

更新时间:2018-02-23 23:12:49
作者: 汪子嵩  
因而发生中国传统哲学有什么可以继承的东西的问题时,冯先生提出他著名的“抽象继承法”;但立刻遭到了围攻,说他是“有意取消了哲学的阶级性”。其实所谓“阶级性”以及“封建地主阶级的哲学”等等,难道不也都是抽象的概念吗?正因为将这些抽象的概念当做绝对的教条,我们已经吃了太多的亏。

   我在二年级时听过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除本系学生外,外系的学生也慕名来选修或旁听这门课,将一个可以容纳近百人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冯先生在开讲以前,总按选课学生的名单点名。在当时别的教师一般只在开始一两堂课时点名,为的是可以认识学生,而冯先生几乎是每堂照点不误。冯先生说话有点口吃,我们笑他: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他的话却还没有说完。加上许多中国哲学家的名言,为了让学生听懂,他还得抄在黑板上,因此每一堂课上他讲的内容实在不多。不过他总是拣最主要的问题讲,逻辑非常清楚,学生容易听懂。为了讲清一个哲学观点,冯先生还常常讲一些中国哲学史中的故事,既可以引起听者的兴趣,打破课堂的沉闷,又让我们容易领会和记住,常常博得学生们会心的微笑。冯先生讲课的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是很值得学习的。

   冯先生对于哲学的目的和看法,也和金先生根本不同。他说金先生在剑桥大学曾经讲过“哲学是概念的游戏”,而冯先生自己推崇张载的名言,认为哲学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的“贞元六书”就是显示他的“内圣外王”之道的。因此冯先生的哲学和政治结了不解之缘,不断随着政治沉浮。他的后半生,为了将《中国哲学史》改写为“新编”,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数易其稿,还是觉得不满意,一直到他九十五岁,临终前夕才完成最后一卷。这些情况,我已经写过一篇文章《海阔天空我自飞》(载《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四期),谈了我的看法。本来不想再谈,但近来看到有些文章还在争论有关问题,主要是冯先生在一生的最后阶段,有没有转变他的观点?有人坚持说冯先生后半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并没有转变。因此我想再说几句。

   冯先生晚年,国内外对他的议论较多,他闭门写出《三松堂自序》。在他的《<自序>之自序》中,冯先生写道:“名曰《自序》,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这本书不仅是冯先生以前著作的总序,而且是他一生经历的自叙;因为他抱着要将自己的一生留给世人评说的目的,所以即使是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也直言不讳地写在上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冯先生在各个历史时期遭遇的矛盾、挣扎与无可奈何的心情;从中也可以看到冯先生在写这本书时,已经开始大彻大悟,要进入天地境界了。怎么能说他没有转变呢?如果说这还不够,则可看冯先生在临终前四个月(一九九〇年七月十一日)为《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写的“自序”中的一段话:“我的老妻任载坤在一九七七年去世的时候,我写了一副挽联:‘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斩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名、利之所以为束缚,‘我自己’之所以为自由。在写本册第八十一章(即全书的总结)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了。”这样一位老哲学家,在九十多岁高龄的最后阶段时,才摆脱各种各样的束缚,发现了自我,找到了自由。为什么到他身后还要再去践踏他最后的这点自由呢?

   沈有鼎先生是联大教授中几位“怪人”之一。他和化学系的曾昭抡先生在外貌上相似:都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和胡子总是邋邋遢遢,老是穿一件洗得已经发白的蓝布长衫,有几个扣子没有扣上,脚上穿的布鞋,不但破破烂烂,有时还没有穿好,像似拖着走路;而且一面走路,面上总有点像是微笑,口上喃喃自语,显然是自己在思考问题。他们的不同是:沈先生走路不慌不忙,老是在思考哲学问题;而曾先生却走得匆匆忙忙,他是有名的民主教授,在每次民主集会上都发表讲话,当然不是谈化学,也不谈政治和经济问题,而是讲军事。他对当时抗战的军事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谈起来像个军事专家。曾先生是曾国藩的后裔,颇得祖传遗风。

   沈先生对讨论哲学问题简直是入了迷,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只要向他提个问题,他便拉住你讨论不休。在联大后面的文林街上常常可以看到他出现在茶馆或是小饭馆里和人讨论问题。他总是手提一只小小的破旧箱子,里面装着书和钱。我没有参加过这种讨论,听人说:沈先生可以出钱请你喝茶,但只有当他觉得你的意见有意思时,才肯让你吃他买的那碟花生或者瓜子。沈先生还常去教室听课,不管是哪一系教授开的什么课,只要他感觉兴趣,便会进去旁听;有时还会起来发问,甚至指出“你讲错了”,使得讲课的教授下不了台,只好将他撵出课堂。沈先生的这类故事在联大流传很多。

   沈先生的兴趣很广,虽然他主要研究的是数理逻辑方面,但对古今中外的哲学学派他都有兴趣。他通多种语言,对语言学也有兴趣;他还喜欢音乐,我们知道他能唱昆曲,系里开联欢会时便提议请沈先生唱一曲。也许因为他的兴趣太广博了,所以他的专门著作不多,主要是运用逻辑分析《易经》和《墨子》;倒是有些学生,从和沈先生讨论中得到启发,写出了洋洋大著。

   我在三年级时选过沈先生的“形而上学”课,这是哲学系的一门必修课,每隔一年由沈先生讲一次。沈先生讲课时手上捧一本厚厚的洋装书,一面看、一面想、一面讲。他口才不好,讲起话来有点结结巴巴;讲的内容又都是最抽象的概念术语,听起来真是有点不知所云。幸亏我做笔记的本领不错,能将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记录下来;课后翻阅,才知道他讲的内容中逻辑的分析论证都清清楚楚,十分严密。后来在课堂休息时去翻看他捧的那本书,原来是托马斯?阿奎那的一本拉丁文著作。那时我对阿奎那知道太少,记不得是哪一本著作;根据阿奎那的著作分析讲授形而上学的问题,确实是高明的办法。

   一九四一年我考上联大,从浙江动身赶赴昆明,路上经历的是《围城》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艰险情况,到昆明时已经是新生报到的最后一天。哲学系一年级学生惟一的一门必修课“逻辑学”,已经不能选王宪钧先生为本系学生开的这门课了,只能上为文、法学院学生开的公共必修课“逻辑学”。当时哲学系似乎有个不成文法,凡是“逻辑学”课程都由清华的人包教。哲学史家任华先生和美学家王逊先生在联大当助教时都教过公共必修课“逻辑学”,我碰到的也是一位专攻哲学史的老师,他自己对逻辑大约也没有兴趣,讲得不吸引人,举起三段论例子来有时还会出错。我听了几堂课就不想再听,好在只要去图书馆看看金先生的《逻辑》,考试时至少也能拿九十多分。可是这样一来,我对逻辑学就没有兴趣了。

   到四年级时才想到应该学点逻辑学,选了王宪钧先生的“符号逻辑”课。我们同年级的只有四五个人(那时哲学系的学生都很少),都选了这门课。四年来我们几个人差不多选的是同样的课,他们的情况和我相似。王先生大约以为我们都是哲学系四年级学生,所以一上来就抛开逻辑学的基本知识,讲符号逻辑即数理逻辑的理论,在黑板上画许多“马蹄”等等符号,很快便将我们蒙住了。我们只好提出问题: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王先生讲课本来是十分清楚明白的,讲话简明扼要,一句话就是一句话,绝不含糊。但遇着我们这几个学生,他实在是束手无策了,孺子不可教也,最后只能宣告:看来你们不是学逻辑的料,我们还是读罗素的《哲学问题》吧,于是皆大欢喜,可是至今我在逻辑学上还是只有小学生水平。几十年以后王先生还记得这件事,告诉别人说当时因为我写的字比较整齐,才给了我全班的最高分。由此想到:任何一门基础课都是最重要的,应该由最好的教师授课,当时联大就是这样规定的,我遇到的是例外的偶然情况。

   金岳霖先生是将西方现代逻辑介绍进中国来的创始人物,但金先生的逻辑学主要是他自学的;后来将他的研究生王宪钧先生送到欧洲去,接受专门的数理逻辑学习,回国后在发展和培养数理逻辑人才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王浩在当清华研究生时,便是金先生和王先生的学生。前几年我从一位青年学者的文章中才得知:王宪钧先生在欧洲学习时曾师从哥德尔(Kurt Gdel,数理逻辑中两个著名的“不完全性定理”的证明者)。哥德尔后来移居美国,兴趣也转向哲学方面,晚年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两千五百年来惟一有资格说“亚里士多德和我”的人。生前很少几个人能接近他,王浩是其中的一个,他和王浩在谈话中达成所谓“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申彤:《我所认识的王浩先生》,载《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十期)。一九八七年我在王浩家中小住时,他正在整理和哥德尔的谈话记录,他对哥德尔的回忆录正在付印;那时候他对我常讲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我对数理逻辑一窍不通,对哥德尔也毫无所知,很奇怪他对这两位希腊哲学家竟那么感兴趣。

   清华哲学系没有讲西方哲学史的教授,在北平时只能请北大教授兼课;正像北大没有讲逻辑学的教授,只能请清华教授兼课一样。所以在昆明时清华让任华先生出国专门学西方哲学史。任先生在哈佛学习,对西方哲学家从古希腊到现代都相当精通,并学会多种语言。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时,联大已经解散,他回清华任教,可惜他的渊博学识后来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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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1999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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