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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盲流少年奇遇记

更新时间:2018-02-23 21:23:46
作者: 秦晖 (进入专栏)  

当年的“长假”

  

   逢年过节,朋友说不想谈沉重的话题,那就来点轻松有趣的,说说放假吧。

   说起来严格意义上的“放假”感觉,我这辈子似乎只是在保育院和小学才有过。初中三年正好碰上乱世,“一进校,就停课;毕业前,刚停火。”也就久违了放假一说。1969年以后在农村九年多,只有农忙农闲出工不出工,没有城里的法定节假日之说。后来读研三年、在高校教书几十年,那都是不坐班的。除了规定的课堂时间以及开会什么的,其余就是自己把握。想干的天天看书写字十几个小时乐此不疲,不想干也尽可采菊东篱,悠然见山。所以尽管学校有节假日,我们当教师的节假日感并不强。

   想想还是当年务农时的“农闲”比较有感觉。其实,那时的所谓农闲也基本都是在各种工地上服徭役,连过年上面都经常号召在工地过“革命化的春节”,如果碰到这种号召,农民还要在家过传统年,就近乎是开小差(尽管其实这种开小差也很普遍)。不过对我们知青而言,有个时段倒是类似于“长假”的。那就是回城探家。

   我们刚下乡那会大多只有十五六七岁,远离父母和故乡城市来到地老天荒的农村,艰苦劳作数月后,想家是很自然的。所以下乡后1970年初第一个春节时,这一拨知青(包括同村的三位女生)几乎都回城过年了,只有我们坝关村的三个男生在村里过了个“半革命化”(没有回城,但也不是在工地,而是在村子里“与贫下中农一起过年”)的春节。但却惨遭回禄之灾,这年过的很糟糕,这些我在另文中有述,这里就略过了。

   且说我们之所以过年不回家,除了下乡之初“革命化”的热情外,其实也是由于家庭的情况:我们三人都是自治区教育厅的子弟,原来父母一个单位的“小朋友”。在我们下乡后不久,教育厅就被“斗批撤”了——今天的老人都知道,wg中大乱之后有个“斗批改”阶段,在整人斗人之后要对原单位进行“革命化”的改造和重组,而那些被认为受“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影响太深的单位(大都是“知识分子成堆”之处)当时上面觉得不堪改造,就干脆整个单位撤销了,这就是所谓“斗批撤”。

   这种单位的“阶级敌人”遭遇就不必说了,就算是“人民内部”的,除了特别红的一些人可以干原来的工作(教育厅撤销后成立了个“区革委会文教组”,后来叫教育局)乃至升官外,其余人等都被“下放”,而且基本都被赶到了外地。当时我们三人的家长都在此列。罗克家算是最幸运,被下放到了比较富裕、交通也比较方便的玉林县(今天的玉林市),我和黄志先家里则都被下放到广西最穷的河池地区,而且都在该地区的最偏远之地——黄家被安置到黔桂边境新建的红山煤矿(后来与贵州境内的茂兰矿合组为红茂矿务局),而我父母则到了河池地区最穷县之一的凤山。

   家里“下放”迁徙是在1969年底,到过年时还是乱糟糟的没有安顿好,这种情况下也没什么过年的气氛。所以家里也支持我们“在农村好好干”,没有要求我们回来。过年后就开始春耕大忙了,我们自然不可能离开。这样就一直到了1970年夏天。

   广西虽地处亚热带,但当时我们插队的平塘公社是田林县的高寒山区,一年一熟不种双季稻,没有平坝地区的“三夏(夏收、夏种、夏管)”、“双抢(抢收抢种)”,春种秋收之间的夏天算是比较闲的。而且这时因为平坝地区适逢三夏大忙,县里也不搞大工程,不会征调徭役。这时家里也渡过了下放之初的适应期开始安顿下来,离别快一年了,希望孩子回来看看这新的环境。这时我们才开始考虑给自己“放长假”回家探亲了。

   但回到父母“流放”之地也不那么简单,要比回南宁麻烦多了。罗克家那里交通还比较方便,他直接回玉林了。而我和志先的家都在穷乡僻壤。凤山与田林直线距离其实不算太远,但当时的公路要绕一个大圈,经百色、巴马两次换车,路上要走三四天。黔桂边的红山就更不用说了。于是我想,还不如绕得更远一点,走一趟贵州吧。志先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决定两人同行。

  

“盲流”的缘起


   田林县与贵州册亨县隔南盘江交界,我们外出必经的公路上车点旧州,离界江不过10公里。我二姨曾随所在的设计院从上海内迁贵州遵义,我在1967年广西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时在那里避难。三年来贵州也好几次“城头变幻大王旗”,如今那里不知怎样了。而且1970年正是“遵义会议”35周年,当时宣传得很火,我们那时还是一脑袋意识形态,也想去“瞻仰圣地”。于是计划过江去贵州,到贵阳,遵义走一回,再经黔桂线回到同样相邻贵州的河池地区探家。

   旧州到贵州本来有条滇黔桂公路,那是抗战时李宗仁修的著名大后方交通线。它从百色经田林过南盘江入黔,由东向西穿过整个兴义地区(今黔西南自治州)入云南,直抵滇东的罗平。一直到我们插队的当时,它都是田林县境内唯一的全天候公路(其他的山区简易公路基本上都是下雨即塌)。虽然那也不过是一条土基砂石路,放到今天连“乡道”的水平都达不到,但它从东南到西北穿过田林县城和全县地势较平经济最好的河谷区四个公社,可算是大动脉了。

   那时百色到罗平有跨省长途班车,下行班从贵州南下,在午后经过旧州。我们一般都是走60里夜路步行出山,在上午到旧州等车,要到县城、地区以至南宁,这都是唯一的选择。如果是上行班去贵州,那就是上午过旧州,经贵州的册亨、安龙到兴义过夜,第二天再去罗平。我们如果去贵阳,就应该在册亨下车,换车往望谟方向而行。

   但是很倒霉,就在我们筹划此行时,贵州境内一场暴雨,过江后的公路中断了,而且得到的消息说水毁严重,一时半会无法修好。——遇雨断路,在那时的中国是家常便饭。即便是滇黔桂公路这样的“全天候”干线,乃至山区铁路,也是小雨尚可,大雨就悬乎了。不过,那时的我们年轻气盛,“万水千山只等闲”,虽然行前已经听说路断了,仍然决心走过去!没想到,这一走我们就成了“盲流”,乃至“流窜犯”,经历了好些天的“牢狱之灾”。

   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当时的中国,一个人只要走出“户口所在地”,原则上都需要政府开具证明。否则你连住店都不可能。知青探亲同样如此,所以我们也在公社开了探亲证明。当时平塘公社党委书记杨福宗是个“四野”南下干部,对我们几个过年都没有回家的知青比较欣赏,正打算给志先评“先进”呢,听说我们夏天要回家,他也一口同意了。但是听说我们要去贵州,他还是觉得很诧异,说贵州近来“很乱”,你们回家就回家,还是不要乱跑吧。而且公路都断了,你们也走不了呀!

   但是他的口气并不严厉,我们只当是关心,并没有往心里去。而且开出来的证明就是“兹有我公社知青某某前往探亲”——也许是当时我们这批知青父母下放各地的很多,公社开证明的人知道这些人未必回的是南宁,也就不一一写明目的地和路经。我们觉得这样的证明可以到处走,不会影响我们去贵州.于是8月初的一天,我们就上路了。知道旧州已经没了班车,我们也就没赶夜路,这是我们很少的几次白天出山到旧州过夜。

  

跨过盘江

  

   所谓旧州,指的是元代安隆“土州”(原住民土司世袭的“羁縻州”)治所,当时这个安隆州的岑氏土官传承数百年,管着今滇黔桂三省边区的广大地盘,我们要去的贵州册亨和安龙(安龙这个县名就从安隆州而来)等黔西南州各县都在其中。后来历经元明清,安隆州变成了西隆州,清雍正年间州治迁到了今天的隆林县城处,这个县城就叫“新州”镇,而我们这里就成为“旧州”了。

   旧时风光,早已昨日花黄。1970年代它就是个两省三县之交的公社所在地,一大村寨而已,连个建制镇都没设。不过它仍是滇黔桂公路和到隆林、西林县去的县际公路交汇处,属于交通要道,设有旅社和汽车站。古州署(即土司衙门)就在当时的旧州小学,据说文革前还有残迹,可是我在那里啥也没看到,现在只怕连地方也找不着了。

   在旧州简陋的旅社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就沿着滇黔桂公路出发了。这条“抗战公路”后来在1990年代全国公路统一编号时属于324国道,又名福(州)昆(明)国道的一部分。再后来为了运煤和开发天生桥水电,它被升级改造为盘(县)百(色)二级公路。以后国道全线进行了高速化重建,现在就叫“汕(头)昆(明)高速”了。但是从盘百二级公路开始,它就在旧州以西改线,从隆林县过江,而不再经过册亨。

   我们1970年时走的旧州以北这段路,今天已不再是国道。在江北贵州境内,因为该省要开发南盘江上的八渡港(据说要成为大西南“通(珠)江入(南)海”的水路门户,但因为下游闸坝太多,该港如今基本闲置),对这段路还给予了“312省道”的地位。而江南的旧州-八渡段,则因为滨海的广西不在乎什么八渡港,连省道的待遇都没给,如今只是一条“县道”。南盘江上的车渡因为两省扯皮,也久已停航。所以,从旧州到册亨的这段路当年号称滇黔桂公路干线的组成部分,如今实际上已经常年不能贯通。

   而当年它只是因水毁暂时没了班车。我们走到八渡口,只见南盘江浊流滚滚出峡而来。这条河以珠江正源闻名,地图上叫南盘江,下游则叫红水河。不过我们发现两岸百姓另有习称,北岸贵州人就叫盘江,南边广西人则称为红河。不仅两个名称与地图稍异,而且也不是上下游、而是南北岸的关系。

   这条河在这一带是峡谷河流,因为基本没有河谷农田,两岸当时人烟稀少,南岸广西这边还有个村子,北岸贵州连村子也没有(现在反过来了,北岸搞了个八渡港,设了南昆铁路八渡站,虽然水运萧条,还是因港口设了个八渡镇。而南岸却还是老样子,没什么人气)。如今闻名的南昆铁路八渡南盘江特大桥那时还木有影踪。而八渡口的车渡那会儿倒是相当繁忙。虽然暂时没了班车,还是有货车过江开往水毁处以南地区。我们等了好一会儿才上了船。那老旧渡船马力明显不足,靠着跨江钢缆维系,才得免被湍急的江水冲走,它吭哧吭哧吃力地缓缓驶向北岸,把我们送到了贵州。

  

山重水复

  

   贵州境内山大沟深,比广西这边的路段要险峻得多。旧州到册亨,直线距离不到40公里,但当时的公路里程却长达85公里,而且基本全部是峡谷公路和盘山公路,很多地段就如今天抗战照片中著名的“滇缅公路二十四道拐”,甚至犹有过之——顺便提一下:其实这二十四道拐并不在真正的滇缅公路上,而是在滇缅路再往东同为抗战通道的旧滇黔路晴隆县境内,而晴隆与我们此时走的册亨都属于兴义地区,地形是差不多的。

   而当年我们就走在这百曲千弯的山道上,一过江就开始爬山,从海拔370米的南盘江边,直到这段路的最高点,一千多米海拔的尾兰垭口,一路上到坡顶又下深沟,艰险无比。原来,这里有平行于南盘江的打言河、宜哨沟、秧坝河等东西向溪河切割的峡谷,其间则是一条条高耸的东西向山脊,与南北向的公路恰恰构成了“小横断山脉”式的道道天堑。无怪乎后来的南昆铁路和汕昆高速都改道避开了这里。而老公路则绕来绕去如此曲折漫长。

我们觉得跟着汽车道七折八拐地盘山,太绕远了,想抄捷径走小道,却又不认路。这里荒山野岭,也无人可问。后来发现一个窍门:这里的电话线是走直路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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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秦川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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