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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讷:再造国族:中国民族识别的历史与政治面向

更新时间:2018-02-22 09:18:46
作者: 吴启讷  

  

   经由1950 年代到1970 年代的“民族识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制度化的“民族”身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以否决少数民族脱离中国国家体制为前提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此搭建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族群关系的整体框架。

   “民族”身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是清末、民国时期国族整合过程的延伸。从19 世纪末开始,清朝以“新政”的名义,开启将王朝对其边远外缘地区的间接统治转为直接统治的进程,其中包含针对非汉人族群的同化政策,与针对帝国边缘地区的“行省化”政策。继承清朝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也沿着类似的政策方向持续推动这一进程。然而,这两项旨在促成“中华民族”国族整合的政策并未达成预期的成效。

   与清朝和民国相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维具有较宽广的格局。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前朝的同化和行省化政策,转而采用以“民族识别”为名的人群分类化和赋予边疆少数族群一定自治权力的“民族区域自治”这两项在外观上与同化和行省化背道而驰的政策。两项政策,部分源自共产主义理念中的民族平等观念,也得到边疆少数族群一定程度的支持。

   经由民族识别,建立制度化的“民族”身分,有助于从法律层面保障汉人以外其他族群的平等权利,乃至据以专享政府安抚优惠措施的优先权;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则将非汉人官员安排在区域内明显可见的职位之上,避免了殖民主义的外观。

   然而,中国共产党此举的政治意图,并不在于削减中央政府的权力,放松对少数族群的控制,而是逆向思考,放弃形式大于实质成效的同化和行政一体化思维,转而追求换取经国家确认“民族”身分的少数族群的实质效忠,达成向边疆地区基层渗透的效果,大幅推进了国族整合的进程。

   这项被称做“民族识别”的工作,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异想天开、无中生有的行动。在现实中,“民族识别”既是古代中国王朝人群分类传统的某种延续,也是从 20 世纪前半期西方人类学与中国政治需求结合之下诞生的“科学”分类法基础上成长出来的新枝;其过程既吸收了苏联民族思维和民族政策的精髓,也发展出基于政治现实的独特论述和手段。本文尝试检讨这个特定时期人群分类作为政治工具的若干历史渊源、直接动力与操作过程,包括回顾“僮族”这个综合而典型的例子,观察这一巨大国家工程的历史和政治面向。

  

   人群分类作为政治工具的历史

   人透过分类来认识世界;统治者则经由分类来统治臣民。“民族识别”是对人群进行分类的工作。将人群分类作为政治工具,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现代中国人的王朝祖先、近代西方殖民帝国、18 世纪以来的西方学术界,以及接受西方科学训练的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学界,都将区分人群差异与制订政治目标、调整政治策略链接在一起。

   1. 王朝祖先的分类传统

   作为一个大陆型文明,多元文化现象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古代中原农耕帝国一直面临界定它与周边游牧部落和非华夏集团关系的政治需求,必须经由辨识“蛮、夷、戎、狄”的文化特征与政治经济状况,制订与之交往的政策和对策;面临政治与文化影响力从核心区域向边缘区域递减的问题,农耕王朝发明“九服” 模型,对核心地区实行直接统治,对远离政治中心和文明辐射圈的周边地区实行间接统治。理论上,野蛮人有可能经由政治、经济、文化力之下的“教化”或“王化”,转变为文明人;尚未转变者,则被暂时归类为“化外”。

   依照这一政治化的标准,蛮夷被进一步划分为“生”、“熟”两类,朝廷据此分别制订或“宣威”或“怀柔”或“羁縻”的政策;针对性地单独或交替运用“以夷制夷”、“广封众建”等政治手段。若连间接统治的目标都无法达成时,则以文化为标准,实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防御性政策。

   纂绘于 18 世纪中期的《皇清职贡图》记述了清帝国范围内 263 个土著群体,这个稍嫌庞大的数字是将习用的社区名称与不同部落、地域、服饰等指标交叉汇编后得来的。《嘉庆会典》中,则在“旗籍”、“户籍”与“边民”的概念下将帝国的臣民分为 20 类,即“旗籍”之下的满洲、蒙古、汉军等 3 类;“户籍”之下的民(含“散处回户”,指涉范围与现代”汉族”、南方丘陵地带汉化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及汉语穆斯林约略相当)、回(指涉突厥语穆斯林,含新疆各处穆斯林及甘肃“撒拉尔”)、番(指涉藏、羌语牧民,但同时也指涉台湾南岛语住民)、羌、苗、猺、黎、夷等 8 类;”边民计以户”的索伦、达呼尔、鄂伦春、毕拉尔、赫哲、费雅喀、奇勒尔、库页、恰克拉等 9 类。

   与现代国家出现之前的其他帝国、王朝类似,清朝未能建立族群分类的一致逻辑,但它在族群政治方面却取得历代王朝前所未有的成功。满洲人以少数民族的身分入主中原,必须建立有说服力的族群论述和具操作性的族群政策。对于继承清帝国领土及人民遗产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清朝将文化差异极大的各色人群纳入同一个统治体系的历史,正是这两个现代国族政权试图在现实中追求的目标。

   2. 近代西方分类学典范

   人群分类也与近代国家政治建立了紧密的连结。在西欧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人口统计作为资本主义体制下政府制订系统政策的工具的功能不断提升,“身分”(identity)是其中一项重要指标。对于国家而言,追求人口分类的政治效应,必须建立一套具操作性的分类系统。

   在人类学与政治之间建立关联,同样不是近代中国的发明。事实上,它始于西方殖民者向非洲、亚洲、美洲的扩张。1950 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大陆从事民族识别的技术基础,即源自由欧洲率先发展出来,用以解释人群差异的理论。这些理论,建立在人群之间在体质与文化特征上存在足以辨识的差异的假设之上。

   早期解释差异的理论是种族(racial)理论。19 世纪的多数种族分类学推断人类的生物差异与习俗相关。这一观点到 20 世纪中期后被学界摒弃,现代基因研究显示,外表与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可以确认的关连。相较于种族理论,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在判断人群差异的“科学定义”方面发生了远为重要的影响。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试图利用语音、语法、词汇等元素,对现存的人类语言进行遗传学的分类,将他们划入“语系”、“语族”、“语支”等语言家族树的体系内,并将语言差异与人类文化的差异连结起来。在现实中,这一途径成为族群分类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同样产生于 19 世纪的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ethnology),即支持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区分人群间的基本差异。恩格斯将摩尔根的理论改写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而这一版本又经过列宁与斯大林重组,应用于共产主义官方民族学当中。

   二战之后,美国人类学家也开始使用 1930 年代末期由法国人类学家最早采用的“族群”(groupe ethnique, ethnic group)取代包括“部落”等在内较早的概念。此后,学界对传统西方人类学的质疑不断增加。毫无疑问,现代族群的差异是根植于其前现代的文化差异之上的。但前现代文化多元的脉络,则遭到现代“族群”脉络,或曰民族分类脉络的覆盖。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民族分类是现代国家运用国家政治力才能够操控的技术。

   3. 东亚传统秩序崩解前后:清末、民国的分类与政治

   19 世纪到 20 世纪之交,亚洲政治地图经历了重绘的过程。清朝的藩属国脱离北京的政治影响范围,成为列强的殖民地,清朝本部也在不平等条约下丧失了陆上与海上边缘的土地。中国的边界被固定下来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内部开始面临另一个转型问题:国家需要将居住在这些明确边界内,接受或未必接受中央政府统治的人群,转化为主权国家内的“少数族群”(ethnicminorities)。

   在列强的亚洲殖民地,殖民当局对当地深植于历史文化沃土的丰富族群现象迷惑不已。为了统治需求,有必要制造一个人口统计体系。19 世纪末,装备新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理论的欧洲学者,开始针对英、法等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以及中国、泰国等国的边缘地区展开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中国传统的“夷夏”之别,转变成为“华洋”之异,促使王朝在回、藏、蒙疆和满洲本部推动行省化,引进汉人地区的政治制度,改军府制和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国内族群问题与主权、领土完整等近代国家生存的要件连结在一起,使得清末立宪派认定中国历史系由多民族共同参与书写,并据此对外建构“中华民族”,对内主张“五族共和”。清末对“五族”的界定,是结合满洲朝廷政治传统与现实政治情境的产物。

   1911 年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菁英无意放弃清朝的任何一处领土遗产,因而必须创造一套全新的概念体系(terminology)。既然中华民国由平等的国民组成,部分国民就不应再被视为蛮夷,“民族平等”的概念于焉诞生。当中华民国试图实行民主政治之际,统计选民的数量、安排各利益团体、地区与族群的政治代表比例,无不需要建立一个可操作的分类体系。不过,这一需求,直到 1920 年代末期才最终得到正视。

   1927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随即宣示其对于“中华民族”的新版定义,即:“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虽有汉、满、蒙、回、藏等之名称,如同张、王、李、赵之区别”。面对日本的威胁,蒋介石进一步将“中华民族”解释成”国族”,主张汉、满、蒙、回、藏是同源的“宗族”,是构成中华民族的组成分子。

   然而,不论“五族”的性质如何,“五族”的分类在中国并未沿用太久。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人群分类方法的变化,经由受到西方理论影响的日本,再影响到中国,中文“民族”一词,即借自日文汉字。从 1920 年代开始,这个概念在苏联的民族理论影响下,获得了新的含意;在现实中,族群政治情势的变迁,加速了人群分类方法的转型。

   中华民国从清朝继承的遗产,附带着转型未竟的债务,直接影响到 1912 年之后中国的边疆政治和族群政治。清朝迟至 20 世纪初才在外蒙古和西藏推动行省化,因行事匆忙而功亏一篑,遂使两地的政治传统免于中断,进而造成两地在 1912 年以后长期处于事实独立状态;到 1930 年代,国际局势的变迁,再度牵动内、外蒙古、满洲、西藏乃至新疆的情势。尽管原因与背景各异,汉人以外的“四族”,还是全部卷入以自决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之中。

   不过,近代中国境内非汉人族群争取权益的运动,并非皆以民族自决为最高诉求,这一现象,为族群分类方法的变化提供了契机。在新国家“五族共和”口号下,取得与汉人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相应政治权利的满、蒙、回(突厥语穆斯林)、藏,于主观上及客观上皆具有脱离中国国家体制的潜在危险,但那些于 17 世纪中期以前便以某种方式整合到中华帝国秩序中的非汉人群体,在 20 世纪的民族主义风潮中,并没有寻求脱离中国,反而尽力寻求在中国国家体制内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主要分布于帝国东南与西南丘陵地带的山地农耕群体,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攀附”华夏的延续性历史过程,混杂了“华夏”的历史记忆,到了近代,几乎毫无异议地接受了“中国人”的国族身分。当 19 世纪末的“中华民族”与“五族共和”论述初现时,这些群体从中体认到其寄存于新的民主宪政体制之中的族群身分与政治、经济权益的关连,遂致力于追求与“五族”平行、平等的地位和分享国族整体资源的权力。

“五族”以外少数族群菁英的努力,还意味着一种更深层的质疑,中国是否等于“汉人的国家”?或必将透过同化的过程,最终成为“汉人的国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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