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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

更新时间:2018-02-17 07:58:47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摘 要】理性是人们在自己生命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意识。中国人在长期历史实践活动中产生出中国理性。中国经历无数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血缘关系,中华民族因此自称为“炎黄子孙”,并形成中国特有的血缘理性。作为血缘关系的祖先是人的生命的来源,由此构成血缘理性的本体原则——“祖赋人权”,即因为祖宗而赋予同一血缘关系的人的存在与行为的合理性和依据。血缘理性的第一法则是生命、财产、规则的起点同等性;第二法则是年龄、性别、身份的过程差等性;第三法则是位置、权力、责任的关系对等性。三个法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链条。与“天赋人权”内含的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不同,“祖赋人权”内生的是社会与国家的共生共荣关系,形塑的是命运共同体意识。随着时代进步,血缘理性需要转换和提升,但其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基因的重要元素,内在的价值值得在扬弃中汲取。

   【关键词】祖赋人权;血缘关系;中国理性

  

   人类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发展的起点相同,过程却以不同的路径演进,并会形成路径依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在世界上,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经历了无数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血缘关系。人类最初的甚至是唯一的血缘关系,没有因为国家的产生而完全“炸毁”和“断裂”,而由于独特的农业文明长期延续下来,至今,中国人常常将自己视为“炎黄子孙”并以此为荣,由此形成从未中断的中国文明进程。这一文明进程产生了独特的血缘理性,是祖先赋予同一血缘关系的人的权利,即“祖赋人权”,并形成了丰富的权利体系,内生着社会与国家共生共荣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在此需要强调的是,研究和提炼祖赋人权概念,探讨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并不是要回到祖赋人权。从中国的文明进程中开发、总结、提炼自己的理论,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并为世界贡献中国理论。当然,随着历史的进步,地缘性及其之上的利益性愈益重要,但血缘理性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仍然不小,构成我国治理体系内生性演化的历史底色,并提供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标识。本文的问题意识起源于田野调查,并将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深度中国调查”为事实依据进行论证。[2]

  

   一、理性与中国理性

   理性是一个多重含义的名词。从认识论看,相对于感性,是指处理问题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自然进化原则来考虑的态度;从人的认识进化看,相对于蒙昧,是指获得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如“理性的光芒”;从人的活动看,指人的行为理据,决定着人们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

   由于理性是一个由西方引入的概念,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往往受到两种意识的束缚:一是理性的西方性。作为一种主义的理性,的确产生于西方,但这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就处于非理性状态。二是理性的精英性。作为一种认识,理性确实是从大量感性现象抽象而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一般民众就处于非理性状态。人作为有意识的高级动物,总会为自己的存在和行为思考并寻求理由与依据。任何人的存在和行为都不是随心所欲的,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依据,只是这种逻辑和依据蕴含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是因为,理性作为一种主观意识,来自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环境,是客观环境的主观反映。马克思认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3]从人的行为理据看,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有其特定的理性。[4]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文明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人们不仅生产生活,而且在生产生活中形成自己的观念、思想,并反过来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这种观念和思想就是中国人的行为理据,即“中国理性”。在中国人的行为活动中,经常可见“天经地义”的说法。这一说法出自《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理;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经”指常规、原则;“义”指正理、准则。万物中,天地最大,由此比喻正确的、不可改变的因而也不容置疑的道理,即理所当然。中国人的理性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不是一般的形而上的道理,而是为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准则,是“民之行”的依据。程颐在《答杨时书》和《遗书》中阐述了“理一分殊”的思想观点。理、命、心、性是分别存在于不同事物载体中的同一个主体事物。“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心意)、其实一也。”人的生命活动遵循着统一的理性原则。人类社会由不同的人构成。不同的人的存在和行为有着共同的理由和依据,并因此构成共同的理性,且深深植根于人的内心。美国学者费正清在进行比较研究时说:“对一个享有较高物质生活水平的美国人来说,使他感到惊异的是中国农民在这样困苦的生活条件下,竟能维持一种高度文明的生活。问题的答案在于他们的社会习俗,这些习俗使每个家庭的人员,按照根深蒂固的行为准则经历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变迁。这些习俗和行为准则,一向是世界上最古老而又最牢固不变的社会现象。”[5]习惯成自然。习惯成为人们共同遵循的习俗,便成为不言自明、与生俱来、默认一致的“自然法则”。高度文明的生活及其支撑的行为准则和习俗中蕴含着丰富的理性元素,是经过人的头脑加工思考长期积累沉淀下来的思想观念。

  

   二、中国理性的血缘之源

   理性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行为理据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产生于人们的生产实践活动之中,是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理性生成于中国人的长期历史实践活动中。

   恩格斯认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6]在人类初始,两种生产寓为一体,都以血缘的氏族社会组织的方式进行。如马克思所说:“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7]“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8]血缘关系可以说是人类最初始和本源的关系。马克思因此认为:血缘“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9]

   只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以及阶级的对立等新社会成分的生长,“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10]因此,“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11]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正确指出了人类社会演进的一般规律,但他丝毫没有否定人类社会演进道路的多样性。事实上,自国家产生以后,人类社会的演进便出现了“大分流”的趋势,展现出以下三种状况:

   其一,由于文明进化不一,在许多地方仍然处于前国家状态,保留着前国家的原始状态,尚没有“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偏远的地区,这种公共权力可能极其微小,几乎是若有若无的,像有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样。”[12]

   其二,由于国家组织规模大,官吏和赋税有限,造成国家统治鞭长莫及,存在着大量国家直接统治不及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国家统治只是象征性的,前国家形态大量被保存下来,并自我缓慢地发展。如国家的边缘地带。

   其三,任何时代,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都是必要因素,血缘关系都是原初和本原的关系。在相当长时期,社会按照两种生产的规律自我演化,与原始社会母体的脐带未能切断,原始血族团体的特性长期延续下来,并根据其特质自我运行。国家统治尽可能利用社会内在的力量加以治理,由此使得久远的原初血缘关系延续下来。

   中国属于典型的第三种状况。其重要根源在于血缘关系与农业文明的结合,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都以血缘家庭的方式进行。“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3]中国核心地区是世界上少有的适宜农耕的地区。中国正是因为农耕需要治水而产生的国家。相对采集、狩猎、渔业、游牧、商业等生产方式,农业生产的重要特点,一是能够获得稳定的物品,二是人们在固定的土地上耕作,长期居住于一个地方。“定”是农业生产生活的特质。人们以家庭组织的方式在固定的地方从事物质生产和“种的繁衍”。一个地方一个家庭,若干血缘关系的家庭形成一个村落,若干个村落组成一个国家。因此,当国家产生以后,血缘关系并没有割断,反而在国家组织中延续下来。这种生生不息的延续性来源于血缘关系要求的“种的繁衍”的血缘继替,来自于农业文明能够持续不断为同一血缘继替提供物质资料,还来自于以血缘家庭方式继承财产。原初的血缘关系、国家产生后的地缘关系与物质生产关系(财产关系)三位一体是中国文明的基本底色,也是血缘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基础。

   相对中国而言,西方国家在社会三次大分工中,以发达的商业为特点,非西方的一些国家则以游牧业见长,其共同特点是流动性。不断的流动、交往、分化和冲突,割断和改变了固定的血缘关系。[14]特别是商业文明切割了与原始血缘母体的联系。如恩格斯所说,“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15]因此西方是通过宗教信仰将不同血缘关系的人整合为一体的。

   因此,尽管中国在历史演进中发生了诸多变化,但血缘关系的同一性和延续性始终没有变化。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评价的摩尔根,对比人类社会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组织的延续时,专门针对中国说,“当野蛮阶段早已过去之后,它们竟一直维持到现代,这确是值得惊异的事,同时,这也是他们这个民族十分固定的又一证据。”[16]

在社会学家韦伯看来:“氏族,在西方的中世纪实际上已销声匿迹了,在中国则完整地被保存于地方行政的最小单位,以及经济团体的运作中。并且,氏族发展的程度是世界上其他各地,甚至是印度,所不能及的。”[17]韦伯认为,中国在长期历史进程中有许多变化,但是唯一不变的是氏族血缘纽带(或拟血缘性的凝聚关系)。[18]他在论述“中国法”时专门引述道:“氏族团体在中国从未崩解,不像在西方,氏族团体早因城市的发展和基督教的缘故而瓦解了。”[19]愈是早期社会,血缘关系的地位愈益重要,如早期中国便属于具有血缘性的宗法国家。只是随着历史发展,血缘宗法底色逐渐褪去,但永远也无法去掉,因为血缘关系是永恒存在的。在中国众多思想流派中,独有儒家学说经久不衰,并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关键在于其根基于中国的血缘关系。这一关系上延远古,下伸当下。迄今,中国人将自己视为“炎黄子孙”,并以此为荣。这种认同便是基于共同的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正是中国理性持续不断的源泉。因此,我们需要从血缘关系内部去寻找和理解中国理性的根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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