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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水君:中国法治的人文道路

更新时间:2018-02-14 23:29:17
作者: 胡水君  

   摘要:现时代需要一种融合中西人文主义之精髓、兼济人的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的新人文主义。从人文主义的视角看,道德人文维度与民主政治维度是构建中国法治需要着力加强的两个方面。在法治发展道路上,中国需要协调好法治的道德、功利、政治与行政四个层面,沿着自身的文化传统,打造政治和社会的理性与道德基础,开拓一种具有厚重人文底蕴的“道德的民主法治”,实现仁义道德与自然权利、民主法治在现代的历史衔接。

   关键词:法治;人文主义;宪政;认知理性;道德理性

  

   文化与政治是影响法治发展道路的两个重要因素。就现实处境而言,中国法治的构建在这两方面还面临着一些需要跨越的障碍。在文化层面,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持续平稳的社会环境中得到更大生发,但百年现代文化与千年文化传统之间仍有待深入协调,而且,在商品化浪潮和理性化进程中,道德也继续遭受着巨大冲击,因此,会通作为传统之道出发点的仁义道德与作为现代之道出发点的自然权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长期努力。在政治层面,法治的构建仍受制于形成门户稳固的现代国家或海洋国家这一近代历史任务,在此条件下,稳固国家秩序和实现国家富强的现实政治目标,容易对民主化进程构成挤压,使得法治可能停滞于乃至滑向更有行政效率的法家法治路径,阻塞法治的现代民主维度和道德人文维度的充分展开。

   鉴于此,本文拟从西方和中国的两种不同人文主义切入,[1]分析梳理历史上法家、儒家与西方的三种典型法治模式,探究法治的认知理性基础和道德理性基础,以此开拓中国法治乃至现代法治的道德人文维度。这也可以说是在古今中外的时空背景下对法治所作的一种总体文化审视,有助于理清现代法治之文化缘起、发育过程、历史特性和时空方位,进而展示中国法治构建需要着力维护的发展方向。本文认为,现时代需要一种融合中西人文主义之精髓的“新人文主义”,以实现自然权利与天然明德、权利主体与道德主体、自由意志与自然道义、民主法治与仁义道德的统合,最终形成一种“道德的民主法治”,而深厚的传统人文底蕴以及近一百多年间西方人文主义的浸染,为中国在21世纪迈向这样一种重开“内圣外王”的道德和政治理想提供了现实可能。

  

一、两种人文主义:西方与中国

  

   凡文化,无论是关于物的、神的或人的,都可因为由人化成或通过人之中介,而被认为是“人文”的,但人文主义作为一种在现代产生深远影响的特定历史现象,通常被认为萌发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循着西方文化系统从希腊文化到希伯来宗教文化再到人文主义的发展脉络看,文艺复兴在文化上对于现代具有历史开端意义,可谓西方文化在经历上千年的希伯来宗教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否定之后,对宗教文化实现“否定之否定”的重要转折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潮,开启了神本主义的宗教文化走向衰落、人和自然的世界得以迅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一如学者所指出的,“如果说人文主义真的重新发现了对人、对人的能力和人对各种事物的理解力的信念,那么科学试验的新方式、革新了的世界观、企图征服和利用自然的新努力也应当归功于人文主义的影响。”[2]到20世纪,人文主义发展成为拒斥宗教信仰、只关心人类福祉的西方主体文化。[3]甚至可以说,西方近代以来的经验主义、包括理性至上在内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等,无不处在人文主义的大脉络中。有学者指出,“人文主义文化于过去五百年间在西方占据着主流地位……在现代工业化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的重大社会转型中,人文主义文化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人文主义同时还是渐次成长起来的自由民主的西方政治模式的重要推手。”[4]照此看,西方人文主义其实也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对中国社会转型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形态。

   大体上,从人出发,以人间世相为中心,以人的能力、尊严和自由发展为价值准轴,重人事而轻宗教,是人文主义的基本特质。在这些方面,现代人文主义有别于宗教和纯粹的自然科学。尽管如此,人文主义与科学、宗教并非完全不相容。[5]事实上,纵向地看,希腊文明、希伯来宗教、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以及17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都共同表现出西方文化系统的某些特性,从而看上去与中国文化传统显出差异。例如,古希腊关于“德性就是知识”的看法,[6]突显了一种依循知识途径追寻美德的倾向,这与中国文化传统中沿着德性路径“明明德”、“致良知”的观念存在很大不同,而现代西方主要在经验和知识领域考虑道德和公正问题,其实正承接了古希腊的智识路径。再如,西方宗教中“第一主宰”、人神两分的显著特点,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天人合一”、“本性具足”观念也有着重要差异。这些表明,在一定程度上,西方人文主义也多为科学思维所渗透,类似于宗教中“天人两分”、“第一主宰”的主客两分思维亦绵延其间,它们共同受制于西方整个文化道路。也可以说,西方人文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蕴含着对在不同历史时期持续存在的西方文化系统基本特性的深化和铺展。就此而言,把握西方人文主义,有时也不能脱离西方宗教和科学而作孤立分析,透过西方人文主义发现西方主体文化与众不同的特质或根本才是重要的。

   以文艺复兴为正式开端的西方人文主义,在过去五百年间的主要历史特质可大致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摆脱宗教和神的束缚,从人出发并以人为中心来观察和思考世界。西方人文主义有时被追溯到普罗塔哥拉,因为他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7]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一观念得以复活,人进而处在认识的主体地位,并被确定为世界的中心。米兰多拉认为,“人是万物的核心”,“人是自己的主人,人的唯一限制就是要消除限制,就是要获得自由,人奋斗的目标就是要使自己成为自由人,自己能选择自己的命运,用自己的双手编织光荣的桂冠或是耻辱的锁链”。[8]而且,神或上帝与人被严格隔开,人的注意力、希望和归宿转向尘世。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特拉克认为,“上帝的世界是经过七层铅封的世界,非凡人的智力所能理解”,“我是凡人,只要凡人的幸福”。[9]这样一种“人化”的过程,在后世蔓延到世俗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领域,直至形成“祛魅”的“人的王国”。

   第二,意志自由,充分认可人的能力和尊严。意志自由是人文主义的核心特征。宗教的衰微以及对“上帝之死”的宣告,都直接源于意志自由。在伊拉斯谟与路德关于意志自由的著名争论之后,历经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人成为独立的精神个体,人的意志自由得以最终确立。这是影响近代西方政治经济发展特别是民主化和市场化的一个关键点。而且,人的潜在能力得到充分肯定和信任,甚至被无限放大。米兰多拉讲的“我们愿意是什么,我们就能成为什么”,[10]以及阿尔伯蒂讲的“人们能够完成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11]都是关于人的潜能的典型话语。因为意志自由和人的潜能,人被视为有价值和有尊严的主体,应受到平等尊重。西方近代以来的权利、民主以及自由主义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正以这种意志自由和人的尊严为基础。[12]对此,有学者指出,“代表选举是人文主义的派生事物,因为它赋予公民群体中的每一个我一份特别权力。”[13]

   第三,立足自然世界和人的自然本性。从宗教文化到人文主义的转变,经历了一个“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过程。[14]一旦对世界的宗教解释被舍弃,对自然世界的客观把握和审美观察就成为可能并得到发展。“人化”的过程由此也成为世界自然化的过程,世界获得了一种基于自然科学的人文解释,以致人本身也被自然化,成为物种进化过程中有血有肉、具有理性的自然生物。禁欲主义因此被解除,人的身体特别是生理本性受到重视并被重新认识。拉伊蒙迪在15世纪重述伊壁鸠鲁的观点时说,“我们既然是大自然的产儿,就应当竭尽全力保持我们肢体的健美和完好,使我们的心灵和身体免遭来自任何方面的伤害。”[15]菲莱尔福也质问:“自从弄清楚人不仅仅是灵魂的时候开始,人们怎么可以忘记人的身体呢?”[16]而且,人的快乐成为价值评判的基本标准,以至于追求幸福连同生命、自由一起,在政治和法律文献中被确定为基本人权。与此相应,历史上以宗教的、道德的或自然的义务为基点的伦理政治或道德政治,转变为从自然权利出发的自然政治。[17]

   第四,在认知上,以人的经验和理性为判断根据。无论是笛卡尔讲“我思故我在”,洛克讲心灵犹如一张“白纸”,还是贝克莱讲“存在就是被感知”,[18]都将知识的来源归结于经验和理性。无论是诉诸感官的经验主义、诉诸利害的功利主义,还是诉诸理智的理性主义、诉诸情感的浪漫主义,都抛弃了天赋或先验的道德原则,消解了宗教和传统的权威,而将是非对错、善恶标准、社会交往以及政治法律制度安排,建立在经验和理性的基础上。“敢于认知”,[19]并由此将人的经验和理性作为认知基础,是西方人文主义的基本特点。有学者指出,人文主义“重视理性,不是因为理性建立体系的能力,而是为了理性在具体人生经验中所遇到的问题道德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问题上的批判性和实用性的应用”。[20]理性,在此更多地指人的认知理性,它受到激情、欲望、利益的支使,意味着合乎逻辑的思考、计算、推理和判断能力,其功能在于计算欲望和利益如何得到满足,不同欲望和利益如何相互协调。[21]道德、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各领域的现象都从经验和理性获得合理解释,其问题也都在经验和理性范围内形成合理的解决方案,而超出经验和理性之外则通常被认为是不可理解的或不合理的。

总的说来,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人文主义,既与西方整个文化系统有着难以分割的内在联系,又是一种不同以往、有着新特点的文化形态。与古希腊文化相比,它不再赋予善、德性或某些形而上的先验原则以天然的基础地位,而是在人的经验和理性的基础上讨论善、德性以及正当问题。与中世纪的宗教文化相比,它不再以神或人的宗教义务为中心,而是围绕人的自然本性,基于经验和理性来解释和构造外在世界。可以说,西方人文主义开出的是一个以人的经验和认知理性为基础的人的世界,其价值体系主要是围绕人的身体以及生理本性构建起来的,人的自由特别是意志自由构成了其基本原则。尽管从中国法家那里,也能看到一种基于人的生理本性的知识拓展,但在价值诉求上,西方人文主义又表现出很强的现代意义。在西方人文主义的视野下,人因其自然本性、潜在能力和意志自由而被认为享有尊严、平等价值和自然权利,权力分立和制衡、宪政、人民主权、法治则是从人的自然生理本性出发,基于人的经验和认知理性构建起来用以保障人的自然权利、维护正常社会交往的外在制度形式。用历史比较的眼光看,在西方文化系统中,人文主义与中世纪以前的古代文化存在着明显的断裂。这集中表现在,自然权利取代自然法、神法而成为现代政治、道德、法律领域的基本出发点,意志自由取代自然道义、宗教义务而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处事原则。与此相应,人在作为权利主体与作为德性主体之间发生分裂,道德精神与自然权利、民主政治、自由法治之间也出现缝隙。质言之,西方人文主义在将现代人文世界的基础奠定在人的认知理性之上的同时,其实也划出了现代人文世界的范围和边界。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人文主义因此弱化或忽略了人的道德理性,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可能享有“做错事的权利”,有些基于民主投票机制产生的政治和法律决议可能偏离道义,而“自由国家”也可能因为缺乏必要的道德原则限制而沦为政治、经济乃至文化势力的功利手段,乃至滑向“自由国家主义”以及具有侵略性的“自由帝国主义”。如果说,西方人文主义在为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铺设文化底垫的重要历史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也附带有道德和政治上的现代性问题,那么与之相比,近一百多年间,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文主义则因为其对道德理性的偏重而既受到西方人文主义的猛烈冲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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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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