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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李贽之死

更新时间:2018-02-13 22:27:56
作者: 朱永嘉  

李贽《遗言》中的生死观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年的秋冬之际,李贽在南京与焦等一起读《易》。冬十二月间,河漕总督刘东星遣其子刘用相以信邀李贽赴山东济宁,李贽在《续焚书》卷一《复刘肖川》中说:“此时尚大寒,老人安敢出门?又我自十月到今,与弱侯刻夜读《易》,每夜一卦。盖夜静无杂事,亦无杂客,只有相信五六辈辩质到二鼓耳。”李贽建议刘用相接信以后到南京一起来读《易》,刘用相接信后即到南京。

   次年,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李贽七十四岁。这年春天,刘东星以漕务巡河到南京,迎李贽前去山东济宁,李贽于三月二十一日到达济宁。李贽在济宁漕署编成《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并节录成《阳明先生年谱》二卷。李贽对自己编的这部年谱很得意,他在《与汪鼎甫》中称自己做的这件事“至妙,至妙,不可形容”,在《与方伯雨》信中,亦称“此书之妙,千古不容言”。他在济宁漕署,还继续读《易》。此时利玛窦前去北京,途经济宁,他们还见过一面。李贽在济宁,马经纶来会,目的是迎接李贽前往通州。于是李贽与马经纶一起北上,到直沽看海,但之后李贽又想回麻城龙湖,他写信给刘东星称:“仆已决意从潞河买舟南适,令郎想必送我到彼,安稳停当,然后回还是的也。”(《续焚书》卷一《答刘晋川》)李贽在这年的夏秋之间回到龙湖,他在《与友人》一信中,说明自己回龙湖的原因,一是“今年病多”,“以病多,故归来就塔”,他准备死了;一是想给寺内众僧讲《法华经》,把《易因》改定,“了此二件,则吾死瞑目矣”。故他是抱着等死的目的回到龙湖的。

   但这次李贽回到龙湖,那儿却是多事之秋,麻城当地的官绅不满李贽,称其为“说法教主”,风言要押送其回籍。李贽把麻城的情况告知焦,焦曾去信劝其还是回到南京相聚。与此同时发生了另一件事,麻城地方反对梅国桢的一伙人与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结合在一起,扬言要“毁龙湖寺,置从游者法”。这件事涉及在龙湖出家为尼的梅国桢之女澹然,诬言其男女混杂,实际上李贽与她们也只是书信问学而已。结果澹然无端遭谤而死,年仅三十七岁。冯应京还纠集人烧了龙湖的芝佛院,拆了李贽的藏骨塔,要驱逐李贽离开龙湖。李贽的朋友李定见事先将他转移藏匿,前往河南商城黄檗山之法眼寺暂住。此时马经纶自通州至麻城问《易》,恰逢李贽遭遇攻击之事,便入法眼寺见李贽,一起读《易》四十日。李贽在黄檗山法眼寺写了篇《圣教小引》,其最后一句是:“忠信笃敬行乎蛮貊决矣,而又何患于楚乎?”可见其对麻城龙湖那件荒唐事并没有放在心上。“圣教”二字是指儒家,孔子是圣人嘛,故称儒家为圣教。李贽在这篇短文中回顾了自己一生思想的变化,他说自己“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说明五十岁以前,也就是他在南京与耿定理、焦等一起讨论学问之前,他对学问还是人云亦云,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五十以后,大衰欲死”,是讲自己在五十岁以后,反思自己所学的东西,有一个否定的过程。在他与耿定向的辩论过程中,把言与行对照起来,把言与其前后左右连贯起来,一反道学虚伪的一面。到了晚年,再读《大学》《中庸》要旨,才能慢慢贯通思想,最后“读《易》三年”,“竭昼夜力,复有六十四卦《易因》锓刻行世”。李贽晚年读《易》,有其长期生活的积叠作底蕴。孔子亦是晚年喜读《易》,《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易》者,讲事物的变化;因者,则为如何应对事物之变易,这是人们生活中必须应对的现象。李贽一生探索求知的经历,说明人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也是在不断碰壁中不断深化的,不断经过否定、否定之否定,没有止境。同时也说明没有什么天才,知识和才能的积累是勤奋学习的结果。李贽许多精辟的见解都源自他勤奋读书认真思考。

   李贽在法眼寺时,马经纶还写信给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称:“昔日相访时卓老以道自尊,不相假伪,门下以其慢己,怀恨而去。今日之举得非藉此以报之乎?”(《与湖广冯佥宪》)另作《与当道书》,驳斥所谓“异端惑世”“宣淫”之谰言。次年二月,李贽便随马经纶前往通州,法眼寺主持无念命其侍常慵陪同一路照应李贽。四月间抵达通州,住在马经纶别业,李贽在这儿继续订正《易因》。次年正月李贽患病,袁中道《李温陵传》云:“初公病,病中复定所作《易因》,其名曰《九正易因》,常曰:‘我得《九正易因》成,死快矣。’《易因》成,病转甚。”

   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贽七十六岁,这一年的二月初五,他为自己身后事立下遗言,《续焚书》卷四有《李卓吾先生遗言》:

   春来多病,急欲辞世,幸于此辞,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难事,此余最幸事,尔等不可不知重也。

   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勿太俗气,摇动人言,急于好看,以伤我之本心也。虽马诚老能为厚终之具,然终不如安余心之为愈矣。此是余第一要紧言语。我气已散,即当穿此安魄之坑。

   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余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头照旧安枕,而加一白布中单总盖上下,用裹脚布廿字交缠其上。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出,待五更初开门时寂寂抬出,到于圹所,即可妆置芦席之上,而板复抬回以还主人矣。既安了体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横阁其上。阁了,仍用芦席五张铺于椽子之上,即起放下原土,筑实使平,更加浮土,使可望而知其为卓吾子之魄也。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托焦漪园书之,想彼亦必无吝。

   尔等欲守者,须是实心要守。果是实心要守,马爷决有以处尔等,不必尔等惊疑。若实与余不相干,可听其自去。我生时不著亲人相随,没后亦不待亲人看守,此理易明。

   幸勿移易我一字一句!二月初五日,卓吾遗言。幸听之!幸听之!

   这一份遗言,是李贽关于自己身后土葬的安排,说得很具体,不用棺木,连一块板材也不用,只有十张芦席、几根木椽、随身日常穿的衣服和一块白布,那是非常简朴的一种土葬方式。李贽原来是准备在龙湖寺塔葬以安置自己的遗体,因龙湖寺塔被毁,他被迫离开龙湖,在自己病时不得不如此先作安置了。李贽有一篇谈生死的短文,题目叫《五死篇》,在人的生死问题上想得很透彻。人的出生大家都一样,从母胎降临到人世,但人的去世,则又有各种不同的死法,他列举了五种死法,其云:

   人有五死,唯是程婴、公孙杵臼之死,纪信、栾布之死,聂政之死,屈平之死,乃为天下第一等好死。

   此言为义而死,死得壮烈。其又言:

   其次临阵而死,其次不屈而死。临阵而死,勇也,未免有不量敌之进,同乎季路。不屈而死,义也,未免有制于人之恨,同乎睢阳。虽曰次之,其实亦皆烈丈夫之死也,非凡流也。又其次则为尽忠被谗而死,如楚之伍子胥,汉之晁错是矣。是为不知其君,其名曰不智。又其次则为功成名遂而死,如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种是矣。是为不知止足,其名亦曰不智。虽又次于前两者,然既忠于君矣,虽死有荣也;既成天下之大功矣,立万世之荣名矣,虽死何伤乎?故智者欲审处死,不可不选择于五者之间也。纵有优劣,均为善死。

   李贽还说:

   丈夫之生,原非无故而生,则其死也又岂容无故而死乎?其生也有由,则其死也必有所为。

   然后讲到他自己如何死:“第余老矣,欲如以前五者,又不可得矣。”“则岂可徒死而死于床褥之间乎?且我已离乡井,捐童仆,直来求买主于此矣。”李贽把如何死看作一买卖矣,他直面死亡,没有任何恐惧,而是思考如何死才能体现生的价值。为人难,如何选择自己死亡的方式,显示生的意义,把死亡也看作战斗的一种方式,这是战士之死。他又说:

   此间既无知己,无知己又何死也?大买卖我知其做不成也,英雄汉子,无所泄怒,既无知己可死,吾将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

   李贽所谓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就是与生前之对立者斗争到底,吾虽死,我的作品可以让你们永不安宁,这是那些“不知己者”之失败,这便是我死的价值,也是李贽可爱之处。他最后写道:“谨书此以告诸貌称相知者,闻死来视我,切勿收我尸!是嘱。”这一篇文章应写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到三十年(1602年)之间,麻城龙湖毁塔那件事之后不久,也反映了李贽倔强的性格。生与死不可分,何以死,是对何以生的评价,有的人虽死犹生啊!有的人虽然活着,但他事实上却已经死了,何以为人啊!

  

李 贽 之 死


   李贽的《遗言》写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的二月初五日,到二月廿二日,事情就来了,那一年的闰二月之二十二日,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疏劾李贽,《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九录有此疏之全文,今录其文于下。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者也!

   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于庵,拉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而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捧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

   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仅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各省,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刊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乱于后,世道幸甚。

   接下来,便是明神宗的批语: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

   那么,这一大段御批是否真是明神宗自己写的呢?不是,当时明神宗并不亲政,那些御批的文字,皆是首辅代笔拟旨,然后由司礼监之秉笔太监批红,就成为皇帝的御旨下达了,明神宗是否真的知道这件事也很难说。那么沈一贯为什么要抓李贽呢?当初沈一贯与张位同在内阁,二人与援朝的辽东巡抚杨镐有私下的往来,当杨镐兵败,其丧师酿乱之事,是沈一贯、张位一起与杨镐交结欺蔽朝廷。事发后,李贽在《复焦弱侯》一信中,称赞了揭发这件事的援朝军赞画主事丁应泰。张位事发后罢官,沈一贯成为内阁首辅,李贽来到通州,当然成为沈一贯的一块心病,这是他要抓李贽的原因。

   当天李贽便被捕入狱了,袁中道的《李温陵传》记载了李贽被捕时的情况,其云:

至是逮者至,邸舍匆匆,公以问马公(经纶)。马公曰:“卫士至。”公力疾起,行数步,大声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遂卧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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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雅理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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