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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更新时间:2018-02-13 22:16:38
作者: 甘阳 (进入专栏)  

   汪晖这个书是近二十年左右最重要的一本书,篇幅很大,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涵盖的几乎是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他在每一个部分的进入都有很多他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觉得可能牵涉到两个语境,一个就是当代语境,就是处在当代二十年左右的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变迁当中,汪晖自己的一个选择以及这样一种选择和二十年左右中国思想界总体状况的一个关联。另一个当然就是他进入的语境状态,这个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这样一个状态。

   因为他这个书非常大,我大概讲一下最主要的特点,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他全书贯穿的一个线索,我觉得是重构儒学作为道德评价的一个方式。所谓重构儒学作为道德评价,我的读法是汪晖在重构儒学作为一个批判者。所谓道德评价方式,就是作为一种最高价值观念来评判对人间的看法,对社会组织的看法,对政治体制的看法,对人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选择。这就是我觉得他贯穿全书的重新构建儒学作为一个批判系统的线索。这样一来,以这个批判构建来看,很多东西的讲法变得很不一样。比方说他的重构的三代想象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位置,同时把郡县和封建的矛盾展现得非常充分,几乎是贯穿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过程。

   这两点都是我觉得以前不大有人说的。首先是第一点,三代想象,三代想象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古,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重构好像历代儒家只是一个尊崇过去,而使三代想象变成了一个想象和批判的源泉。这是他的一个发掘。而三代想象同时因为其本身是最早孔子提出的建立在周代分封制的所谓亲亲原则是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并不是所有阶层的社会内容,首先强调的是贵族阶层的。在中国走向君主和郡县制这样一个结构比较早的情况下,中国历代士大夫都面临一个非常基本性的一个ambivalence,就是一个非常某种意义上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是说历代士大夫基本上都是认同郡县,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对郡县制是批判的。因为郡县制并不符合三代的一个道德选择标准、三代这样一个想象。所以这里面历代士大夫都存在这样一个紧张。

   而汪晖把郡县和封建这对矛盾,从前一般谈郡县都是集中两个,一个是柳宗元的,一个是以后王夫之他们,他们谈的比较多,而汪晖把它变成几代知识分子在转弯当中都有这个问题,可能我觉得汪晖之所以这么重视郡县和封建的一个关键就是封建可能会开出来一个比较多元化的情势,郡县制是一个一统制的趋势。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和汪晖的当代语境的理解有关,他比较注重多元制的问题,所以在他几个地方,比如清代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帝国系统这样一个方面强调的比较充分。

   但我现在想讲一下汪晖把重建整个儒学系统,几乎从孔子开始一直到晚清结束的时候,一直都把儒学当作一个批判性传统,这是相当不同寻常的。我个人有一个感觉或者是我的一个猜想,就是说汪晖在他写作计划的初期,可能部分地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特别是哈贝马斯在《理论与旨趣》当中关于三种理性方式的分野。哈贝马斯在《理论与旨趣》当中提到了三种理性方式或者叫知性方式、认识方式,一种是科学主义的方式,一种是历史诠释学的方式,而另外一种是批判理性的方式,而哈贝马斯本人强调批判理性是最高的人类经验,是人的彻底解放,是人的彻底的自主性。

   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也只是猜想,并没有和汪晖印证过,他最早可能受到这个影响,因为我的感觉,他全书15章,大家会注意到他的下卷他实际上有一个晚清帝制还没有崩溃之前,汪晖有种说法叫做现代性的三种方案,当时的士大夫严复的一个方案,梁启超的一个方案,然后是章太炎的一个方案。某种感觉上我认为这三个方案的处理隐隐约约、多多少少和哈贝马斯说的三种途径是有一点关系,我个人以为汪晖比较认同的是章太炎的,在这三种方案里面,他的个人的倾向和他欣赏的,章太炎是一个彻底的批判的态度,是对整个现代性包括西方现代性近来以后一个彻底的批判立场。

   那么我们知道延续太炎先生的路子走的是鲁迅。我们知道汪晖最早博士论文作的鲁迅,所以他对太炎先生到鲁迅的思想脉络,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在这三种方案里面,他对三种都作了一个处理,严复基本是一个科学主义的,比较接近科学主义的这样一个方案,梁启超的是一个历史诠释学的,更多接近历史诠释学的一个方案。这三种方案都是在中国语境下处理的,都是在西方思想、西方学术刚刚大规模冲击、基本上还是中国传统士大夫时候的三种反映。这个三重构建非常精彩。

   我大概可以说我和汪晖的差异可能是我可能会更偏重于梁启超的方案,我感觉汪晖可能更偏重于太炎的。所以就是说他章太炎那章写的也比较激情,好像有更多的个人认同。

   因为我出国比较早,那个时候和汪晖接触很少,和汪晖出国以后最早第一次见我记得是在瑞典,他来芝加哥访问过,但那时候,大家都在沉思当中。九十年代那次是在瑞典开会,我记得他当时谈的一个论文是关于公和私的。所以我觉得他一个基本的立场选择,他的陈述、最后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可能是写得比较早的,也就是一个批判科学主义的态度,也就关于科学共同体部分,占了好几章。我觉得比较精彩的一点就是他重塑了中西文化的讨论,特别是关于三十年代的玄学与科学的讨论。其中比较精彩的一个地方就是指出自从在三个现代性方案以后,进一步的五四一代的某种更多的批判的立场,也就是指出辩论的双方都已经落在一种知识主义、科学主义这样一个套路里,所以虽然双方好像在辩玄学和科学,但是实际上已经落在同样一个范畴里面在争。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背景就是中国整个国家传统文明已经彻底瓦解。那么所有的不管是新学的哪一个方面,都是接受了西方的那一套。那这样当然就可以想见当时所谓的“玄学鬼”的争论非常weak,非常弱,它同时包括对学制制度进入的检讨,都相当相当的深刻,而且涵盖面之广,是我很少看到的。对整个一个值得批判的现代性的知识框架,我想这也是和汪晖后来在90年代一个基本的取向、基本的一个定位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批判的姿态。

   因为我怕个人占时间太多,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可能会想讲一下汪晖所采取的这样一个批判的态度和他的这样一个立场、取向在整个二十年来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位置。我可能会等到待会儿讲,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批判,每个人都在标榜批判,但是什么是批判,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汪晖的批判是对整个西方现代性起来以后的整体作为一个批判的对象,在这样的一个整体氛围之内,在那以后中国并不是作为孤立的一个语境,而是整个中国现代性本身就是西方现代性包含下的一个过程,你不可能脱离开这样一个整体西方领导的现代性来谈单纯的所谓中国的批判。所以这个毫无疑问是我和汪晖高度一致的地方。整个的对中国现代性的批判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现代性的批判。当然这个问题我稍微等一会再谈。

   我想现在我讲两个小的case,因为这个书写的时间很长,我知道他最早开始是从清代、晚清到近代,然后他逐渐往上推,来构建这样一个。这样他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我本来想讲两个case的问题,一个是他的导论,特别是前面的五十页左右,另外如果有时间,我可能会讲一下我比较感兴趣的余英时和汪晖同和异的方面,特别是处理章实斋和戴震这部分和早年余先生戴震和章实斋这部分是很有趣的对比,但是我最近这段时间又实在没有时间重新读余先生的那个书,所以这是一个印象,这部分我先不谈,如果待会儿有时间我可能补充。

   我现在比较想着重谈一下他前面导论的前五十页,我个人的感觉,我大概会建议整个导论部分作为一个跋可能会更好。这个导论部分的前五十页,在阅读上可能对大多数人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因为这个前五十页的导论我相信基本上是最后写的,全书十五章,导论有一百页左右。我认为如果从全书的第一章开始读,它的脉络是比较清楚的。这个导论的一百多页加上去以后呢,我觉得很容易lost掉。但是导论后五十页和后面的进入有关,前五十页基本上是加上去的一个东西,他这个前五十页是要处理一个非常棘手的、非常关键性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我特别欣赏汪晖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对当代西方的问题那么敏感,而且总是敏感到这些问题和中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关联。

   我为什么断定他的前五十页是最后写的,因为他在处理特别是现代西方汉学,西方现代中国研究当中出来的一个新的paradigm(范式),这个paradigm就是所谓帝国,特别是清帝国的这样一个 paradigm,而这个paradigm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为主的汉学,最早是费正清的模式,所谓挑战反应论,然后是Paul Cohen(柯恩)的China Center(“中国中心论”),这是非常新的语境,最多不超过十年。而且基本上是五、六年,六、七年左右。也就是这是和西方本身对帝国的问题的一个兴趣。但是这样一来,问题变得非常复杂。

   打个比方说就是比如他注重清帝国的多元民族、多元族群这样一个特性,但是西方学者进入的口他不是从原先这样以中国问题为中心进入,他可能考虑,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Chicago的杜赞奇,他写过两本书,我在Chicago的时候,有一次碰到他,我问他,你离开一年多,在干嘛?他说在研究满洲国。我当时一下知道他在干嘛了,也就是他们的兴趣是在从满洲国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问题,那从这个perspective出发,整个问题都被移掉了。当然做的比较多的还有西北的呀,伊斯兰教的呀,最近出了一些书,汪晖在这里面引到了好几本,最近这方面书是层出不穷,下面我想会是一个非常新的paradigm,这样一来,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会对中国现代,做中国历史的人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challenge,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传统史学,比如我们讲宋代和宋金之间的抗争,我们肯定以宋为中心去看这个问题,而西方学者会从金的角度来看,这个实际上我们看《剑桥中国史》金、元那一卷,都是从少数民族看,从这样一个民族看,首先中国就成了一个question,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本身不是一个实体性的,一个自然性的存在,而本身是在被各种力量、社会力量、族群力量构建出来的。

   但我们从我们中国的一个角度来说,传统史学也好,一直到现在也好,我们是从一个中国正史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个perspective非常不一样,我觉得学术上会对中国学术界提出双重的challenge,一方面来说,本来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史学有比较好的基础,就是对中国传统比较熟,但是因为历来的重点是放在中国特别是汉民族为中心来看待所有这些其它的。有两个时期特别关键,一个元代、一个清代。当然这个西方学者都是从整个一个帝国国家,就是从边缘的少数族群的角度来重新透视中国的,所以第一点,对少数民族史,金的史,或者满清的、满文的史料,可能大多数学者还不如西方学者训练有素。这样一来为什么汪晖说像我们想象的中国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本身已经处在一个被 question当中。而另外一方面,如果从简单的政治意识形态来看,那可以认为这个challenge带来的学说本身就有一个瓦解中国的趋势。

   但是问题是你不能这样去谈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做一个assumption,去假定人家对你有什么恶意,这不是的,未必是,有些人可能有,有些人未必有,某种意义上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处在西方整体学术环境的paradigm下的一个shift,这当然是和西方学者本身研究的帝国的一个变化很有关系。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大英帝国。汪晖前面用了很多劲,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就是拼命的在处理他的帝国和民族国家二元结构的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仅仅从传统的、西方的角度来讲,也会觉得很陌生,因为大多不是这样讲的,就是最近这些呢是在非常困难地处理这个……

对,我现在补充一下刚才说的这个从 Paul Cohen到这个第三个paradigm shift,从Paul Cohen本人就可以看出来,大概是最近,我想是2003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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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雅理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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