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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没有架子的胡耀邦

更新时间:2018-02-13 13:31:24
作者: 李南央 (进入专栏)  

  

   好像是钱锺书先生说过:人的记忆是最不可靠的。好在大姑姑留下了我当年在北京写给他们的信,现在全文录在下面:

   大姑姑、姑爹、二姐、敬之:你们好!

  

   我到北京已两个整天了。你们等我的信大概着急了吧?现在简单谈谈这两天的进展。

  

   到京当晚我就给敬之的姑妈打电话,她不在家。敬之的妈妈接了电话,约好第二天去他家送东西。第二天找到敬之姑妈家,姑妈还是不在家。与敬之妈妈聊了会儿天,略谈了我来京的目的,她十分同情,答应与姑妈说说,晚上让我再来电话。晚上姑妈在电话中将胡耀邦的地址告诉了我,鼓励我自己去找,并让我事情办好以后再与她联系。

  

   今晚我找到胡耀邦家,院中坐着两人,一个白头发,戴黑边眼睛的老人,一个中年男子,外表像个汽车司机之类(多么可惜,我不知道胡耀邦长得什么样呵!),我便径直过去问道:“这是胡耀邦同志的家吗?”那个中年男子站起来问我:“你是谁?”我说:“我叫范茁(范茁是我参加工作后,我母亲为我改的名字)。”他又问:“你从哪里来?”我说:“我是李锐的女儿,我为我爸爸的事情来的。”

  

   旁边的老人对那个人说:“噢!就是与彭、黄一起的。”那个中年男子打着官腔对我说:“胡部长今晚要改稿子,没有时间,不能什么事情都找胡部长呵!”我心里一下凉了半截,勉强说道:“我不在北京工作,是从外地特地为此事来的。”这时旁边的老人答话了,微笑着,十分和蔼地对我说:“你爸爸在河南?”我忙说: “不,在安徽。”他问:“在什么水电站?”我说:“在磨子潭水电站。”中年男子很不耐烦地说:“前些日子你爸爸通过谁不是转来了一份材料了吗?你去找你爸爸原单位,胡耀邦同志已批给李步新同志了。”

  

   我这时很失望地问:“李步新是水电部的什么人?”白发老人连忙在旁又微笑地对我说:“不,李步新是中组部副部长。中组部有一个老干部局,他是分工管理此事的。你爸爸不是为了看病的事吗?他的材料已批给李步新同志,你直接找到他问问怎样处理的吧。”我说:“当然,现在主要是为了看病,能够出来。可是我找李步新同志,大门口能让我进去吗?”老人又极和蔼地说:“让,现在中组部的大门是敞开着的。你明天一上班就去,就说你爸爸的事胡耀邦已批给李部长处理,他让你去找李副部长的。”接着又详细告诉了我中组部的地址,之后老人突然问:“你没见到你姑姑吗?你爸爸的材料是她转来的。前几天,我在中组部招待所还看到她和你姑父,他们还谈到你爸爸的事情。你姑父大概已回渖阳,你姑姑可能还在。你去找找她,看看李步新同志现在是怎样安排的。”

  

   我这时从最初的疑惑中完全明白过来,他就是胡耀邦呵!胡耀邦同志又详细告诉了我姑姑所住地方怎样去找,并又随便问了我几句,在哪里工作等等。我因怕破坏二姑姑所进行之成果,并且此事已批有专人负责,就没再多打扰胡耀邦,也没有交上材料,就告辞出来,直奔中组部招待所。可惜姑姑已在前天走了。我认为今晚收获三点:一、胡耀邦对爸爸的事已有深刻印象。二、目前已有专人负责审理。三、已属老干部局管理,矛盾性质有了根本的转变(作者按:原来父亲的案子归中央专案管,是敌我性质),近期内出来看病起码可以实现。明早打算去中组部询问。如李副部长工作已在进行,我想我北京之行就可结束了。如有意外情况,我再去找胡耀邦。一切顺利便不再写信,最迟星期一回长沙了。如遇不顺我会再写信的。

  

   临行前,我再去敬之姑妈家一次。

  

   林卫东(林卫东是我先生巴悌忠在文革期间改的名字。后来在我父亲的建议下,回到北京后,我们都改回原名)一家对我此行十分关心,赞助。他爸爸说:“我是最胆小的,但是也赞成现在活动。”因此,可以放心他家了。

  

   姑爹大概又要说我字迹不清了。我是刚下自行车就写的,怕一会儿有一些对话会从记忆中逝去。还望多多原谅。

  

   代问大姐、三妹,毛弟好!

  

   也问奶奶好!

  

   小妹

  

   一九七八、六、二十一

  

   写信的时候,我还没有见到父亲。那时我已经将近十一年没有见到他了。不知道他其实已经给胡耀邦写了信。他在那一年一月二十日写给我二姑姑的信中说:“广播中一听到胡出任中组部,立即决定写信。致华、叶主席请求信;致胡信较长,补充情况。主要是秦城(结论出尔反尔,扣下日记,四卷等),并将马恩列斯毛七律并 ‘资本论辞’也附上,证明八年中的正常感情(没有感情写不出诗)。于十二月廿三发出。同胡并不熟识,但他知道我。大概是五七年或五八年,曾向团中央要一套中国青运史资料。他的秘书立即‘奉命’寄我了。现出此重任,当然是极正派而有头脑的人。”

  

   我那时在秦岭山脉边边上诸葛亮仙逝的五丈原下生活了十年。除了每年有二十天的探亲假可以离开那个山沟,看看外面的世界,常年呆在沟儿里,久不见世面了。只知道胡耀邦文革前是团中央书记,现在出任组织部长。从沟儿里“干部子弟”父母们那里传来的消息,都认为这是一个可令人欢欣鼓舞的任命,大批的“黑帮分子” 有望复出了。

  

   但是,当揣着大姑姑一家人和自己的热望走进富强胡同六号那个大宅门时,连县太爷都没有见过,久居山沟的小工人的怯懦还是难以抑制的。马上要见这么大的一个官了,我的心几乎跳到了嗓子眼儿,有一种想临阵逃避的畏缩。事情的经过就是信里讲的那样。他身边工作人员的架子摆得像个部长,而他本人对我受到这样的待遇显然是有歉意的。我那天还有个感觉,他很给身边的人面子。尽管他明显不同意那个人的态度,但是并没有拉下脸当着来访者的面训斥或批评他,只是在我尴尬地不知如何应对,马上要垮下来时,插进话来救我。那天离开富强胡同的时候,骑在自行车上有一种要飞起来的感觉。

  

   后来我又去找了李步新,他们一家人正在打牌,碰了壁。一个月后,我从父亲的流放地磨子潭又返回北京和二姑姑汇合,为父亲的平反奔走。有一次在南沙沟去见章蕴,老太太不在家,一个不知与她是何亲戚关系的五十多岁的军人开的门,然后就把我和二姑姑晒在一旁,拿张报纸仰在一张藤椅里自顾自地看。二十多分钟后,我终于忍无可忍,用很厉害的话冲了他,他倒是立即换了面孔,给我们倒了茶水。出了老太太的家,二姑姑说:“好家伙,你的脾气和你爸爸一样。我们现在是求人,只能低声下气。这是策略。”在北京我们见了一个又一个的“大官”,到后来,我对冷脸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胡耀邦的那种亲切和体贴,会常常出现在眼前,心中升起无限的感慨。

  

   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时,我在瑞士的欧洲核能研究中心短期工作。一日,时任副总理的田纪云到日内瓦访问,使馆组织在日内瓦的中国学者与之座谈。我冒失地向田提出:将胡耀邦赶下台的做法是不合程序、违反党章的,哪有几个非政治局的老人罢免书记的道理。事后知道在场的使馆领导对我的发言十分不满,要调查我,整我的材料。是田纪云一句赞扬的话救了我。他说:“今天那个女孩子的发言很有道理,很有水平。”这句话反映了田纪云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大历史事件的态度,我愿意为他留此存照,也感谢他当年那句为我说的话,否则也许我会被送回国的。不知道当年参加了生活会尚健在的还有几个人,胡启立是一个吧?真希望他们能如实地写出那天的情景,为胡耀邦同志,为历史留下纪录。

  

   一九八八年的十月左右,我又见过一次胡耀邦。那次是去找胡德平谈一件事情。谈话中胡耀邦出来了,德平说:“这是李锐的女儿。”我说:“胡伯伯,当年为父亲平反,我找过您。”他已经记不得了。他亲切地问了我的家庭情况,问我有孩子没有。我说有一个女儿。他伸出一个指头点着我说:“你可不能重男轻女呵。女儿一样好!”他又问我父亲身体可好,让我转达他的问候,然后说:“你们谈,你们谈,我不打扰你们。”摆摆手就走了。还是那么随和,没有架子。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替他难过。这位将数以万计的人从冤案中解救出来的了不起的人,自己怎么会成了个千古奇冤的主角呢?!

  

   我写不出什么理论性的文章,从更高的视角歌颂胡耀邦的伟大。记下这两次见到他的小事,是说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来说,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的胡耀邦,比我所见过的所有那些以庞然大物面孔示人的共产党的高官,让我敬重、爱戴。

  

   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本文责编: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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