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运祜:考察近代日本政治史的新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46 次 更新时间:2018-02-12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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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运祜  


近代日本政治史发轫于150年前的明治维新,故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近代日本政治史,一直是包括日本在内国际政治学界研究的重点。我国学界对近代日本政治的研究不少,但主要还是着眼于近代中日关系研究之需,对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国”的层面探讨较多。《近代日本国民的铸造——从明治到大正》(田雪梅著,商务印书馆2016年11月版),将研究重点由“国”转向“民”,对日本近代国家建立过程中“民”的政治属性、政治存在状态及其形成发展的诸多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从而提供考察与分析近代日本政治史的一个新视角。

体现政治学研究新趋势

曾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作者,为写作该书专程到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研修一年,收集了大量日文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和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分别是中日学界政治学研究的重镇。作者充分借鉴日本学界有关研究成果,吸取了日本专家的宝贵意见,旨在利用政治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三界的学术交叉,从“国民国家”大视野大背景下“近代国民”的铸造角度,审视日本近代化及其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时间和结构的互动是政治史研究的两个变量,也是构成理解政治变迁的方法,即“宏观历史与微观机制”有机结合。我国学界关于近代日本的各方面研究成果虽多,但从“国民国家”(Nation-state,又称“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出发的研究成果甚为薄弱。“国民国家”是国际政治学界(包括日本学界)近十多年来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新趋势,是分析近代以后国家发展逻辑的重要理论,也是分析日本近代政治史的基本结构。该书以这一理论框架观察近代日本的政治发展,分析思想启蒙与制度发展、国家认同与国家强制、民主权利与民众抗争等多重维度下的日本民众政治状态,将近代国民问题纳入“历史的秩序”和“秩序的历史”来进行思考,使得政治学的维度得到强化,呈现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相互关联的整体性特征,因而具有比较好的理论解释力。

兼具政治学与历史学双重品质

“没有政治科学的历史无果,没有历史的政治科学无根”。近代日本国民的铸造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学命题,需要宏观的理论思维和逻辑驾驭能力。但它同样又是一个历史学科的命题。以历史学眼光来看,如果没有深厚史料所建构的史实支撑,这样的研究命题极易陷入空洞和抽象化。

书中对于近代国民是什么,近代日本为何从臣民转向国民,国民形成的动力和机制是什么、过程如何、有怎样的特点及经验教训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学术阐释。比如,提出国民的内在属性是同时具备民族特质和公民特质,意味着既有权利意识又有国家意识,“去地域化”(打破地区割据,将对地域的认同上升为对国家的认同)和“去奴仆化”(打破身份制度,以平等的公民身份取代等级制的属民身份)是近代国民形成的条件;幕末日本的身份制度和地方分国制度决定了日本民众从本质上是臣民,处于政治统治的客体地位,明治新政府面临将臣民转变为近代国民的重要任务;明治政府希望铸造出具有国家意识、能实现富国强兵并支持对外扩张路线的国民,而社会底层民众则希望将自己变成具有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国民,因此,国家强制和民权运动是近代日本国民得以铸造的两大渠道;经过从“征兵令”、自由民权运动、甲申事变至甲午战争,近代日本国民得以正式形成。由于来自日本政府的影响力远远大于自由民权运动及大正民主党人的影响力,大正民主社会转瞬即逝,刚成长壮大起来的“公民”特质被扼杀,从而出现从国民向臣民的悲剧性回归等等。作者注意借鉴中日史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充分使用了大量历史资料,从明治、大正到昭和前期,反映出近代日本政治发展复杂、丰富、多样的特性。笔者认为该研究兼具政治学与历史学双重品质,对于我国史学界的日本近代史研究,以及当代日本历史问题的深化研究,有一定的启迪。

展现中国学者的学术良知

全书重点论述了近代日本从幕藩体制下的臣民,历经明治、大正时代自上而下的政府塑造,以及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自下而上的抗争,而基本完成了“国民”的铸造过程。总结出横纵轴交错与时空交互的结合体、实践过程的压迫性、明显的阶段性与不均衡性、与“他者”差异化的强化与利益诱惑这四大特点,并认为制度性保障、统一市场的形成、四位一体文教整合机制、领导阶层的与时俱进与有效引导,是近代日本国民铸造的主要经验;而统治者为帝国扩张需要,以国家权益之名压制民众权利,打着民族自立招牌推行对外扩张,实施国际压迫,不仅将民众引上国家臣民的歧路,也将国家推向军国主义道路,则是近代日本国民铸造的深刻教训。该研究避免了日本学界迄今某些单纯化和极端化的不合理解释,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良知与坚持。

虽然作者将其论述内容设定为“从明治到大正”这个历史时段,但从实际上看,大正部分的内容稍显单薄,而昭和部分的内容较为简单。若能在体例和论述的分量上与明治时代保持协调,该书的学术价值将会更加彰显。还有,对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所谓近代化成功的问题,战后日本学界在这方面的反省与争论,全书的关注度尚需加强。与之相关,战前日本回归“皇民化”的问题及其近代日本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还有较大的论证空间。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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