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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告别受害者心态与“战狼”式爱国:现代中国应该建立怎样的世界政治观?

更新时间:2018-02-11 01:38:29
作者: 任剑涛 (进入专栏)  
崛起国家常常没有真诚的朋友,大致便是这两个原因造成的。加之崛起国家本身很容易在国力的迅速增长中顾盼自怜、孤芳自赏,一种内心极为孤独的感觉与自大的自恋心态,让孤傲的国家主义理念,具有了侵入国人内心世界深处的强大能量。

  

   当下中国人瞧不起老旧的欧洲、衰颓的美国、老化的日本,就此可以理解。至于根本不将其他发展中和欠发展的国家放在眼里,那简直就是自近代以来一心只学西方强国的国度再正常不过的国家心态。

  

   近期中国国家主义的盛行,与这种孤傲的国家心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由于对外部世界认知的匮乏与错位,人们转而将自己的国家看得非常神圣,这完全合情合理——比历史,中国是悠久的文明古国;比国家韧性,中国多难兴邦,是唯一延续下来的古文明形态;比现实发展,中国是当今世界的经济引擎,经济增长率雄踞世界第一;比未来,中国代替西方国家领导世界的潜力已经展现出来。

  

   国家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强有力的现实支持。犹如论者所指出的:“中国的国家主义并非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的翻版,它的正当性以人民主权论为号召,有某种似是而非的民意基础,通过民主而实现威权,乃是一种民粹式的威权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力图证明自己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是足以挑战普世性的西方民主的制度创新,正在通过将人民利益与中华文明的神魅化,建立一种国家的拜物教。”

  

   这一概括是比较准确的,将中国国家主义的内外部动力以及目的指向,展现在人们面前。

  

   孤傲的国家心理催生国家崇拜心态,这是一种相倚的心理反应机制。但孤傲的国家一定无法融入真实的世界。因为世界是各个国家共生的空间,如果一个国家独美其美,拒绝与其他国家美美与共,无论这个国家具有多么强大的国家崇拜心理资源,它既无法为其他国家所接纳,也无法准确认知自己国家在世界中的真实位置。

  

   对中国而言,在近代历史上积累的悲情,与这种被迅速发展催生出来的孤傲相贯通,很容易生出敌视世界各国、不惜与敢和中国争高下的强国或弱国断绝往来,甚至与所有被自己敌视的国家开战的畸形社会心理。

  

   多年前充斥坊间的《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一类的书籍,已经凸显了一个孤傲国家的独特心态。而在国家间利益稍有冲突、需要磨合之际出现的民众暴力行动,也表明孤傲心理很难让公众冷静看待国际关系。一种凭什么其他国家阻止我发展的道德冲动,常常激发权力方面的偏失性应急和公众的暴力相向。

  

   这种社会心态下诱发的政治理论观念,也就必然是施特劳斯式的英雄膜拜、施密特式的国家崇拜。转向传统思想资源,也就引导出中国的问题诉诸中国的传统可以完全彻底解决的封闭主义思路。极而言之,西方国家成为现代世界的万恶之源,中国才是拯救人类于水火之中的救星。“学术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由此道出,政治上的当下义和团行径由此屡屡出现。

  

颠转行动:重写历史与推高现实

  

   从沉重悲情跳跃到孤独傲慢,是国人看待世界的心态激变轨迹。之所以出现这种跳跃,是有其客观理据与主观意念的双重缘由的:从自认全面落后到中国经济总量的显著增大,不仅让国人对国家硬实力日益充满自信,也促使国人在孤傲心态下重建让人自豪的历史叙述与国际理念。

  

   在国家崛起的自认状态中,受硬实力迅速增长的驱动,国人必然致力于增强软实力。这样的尝试,势必引起中国国家理念引人瞩目的变化。

  

   这一变化,从总体上讲,是对国家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作出的结构化修正。分开来讲,有两个相倚的转变:一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叙述和文化阐释的全面颠转,这是中国重新认识世界的自我调适;二是对当代世界各国尤其是对长期示范中国的西方国家的典范性深刻质疑,并致力建构与崛起中国相匹配的新世界观。

  

   (一)全面颠转近代以来中国人自我认识的定式,构成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的第一步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人对反传统进路的明确拒斥。由悲情支撑起来的近代中国世界观,体现在历史观上就是国人的自我彻底否定。20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所表白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乃伦理的觉悟”,直接将传统中国的伦理文化视为万恶之源。事事不如人的现实认衰,与精神处处缺陷的观念自损相携出场,将反传统作为现代转变的前提条件。现如今的国家崛起,鼓励论者大胆清算反传统遗产,坚定走出自我作贱的精神泥淖,抛却近代以来反传统的文化负资产,寻求与国家崛起相适应的历史连续性。

  

   第二,国人的历史观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是清算反传统思维的必然结果。有人开始表现出一种不再受古代史意识形态和近代史意识形态制约的历史意识。古代史意识形态认定,中国属于封建社会,相比于资本主义社会,处在绝对落后的历史阶段上;近代史意识形态确信,近代中国史是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奋起反抗的可歌可泣的救亡史。

  

   两种意识形态均设定了中国的落后,因此,只能“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当今论者认为,这样的说辞与中国历史真实不符,按照西方人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这部历史从来都很辉煌灿烂,文明印记远比西方深厚。由此可见,中国必须建立起历史的自尊、现实的自信和未来的自许。

  

   第三,中国人的自我定位发生了根本扭转。在“国家崛起”背景下出现的这类论说,重新回到类似古代中国的那种自我圆足、不假外求的思路上,确信中国不仅是一个可以独立自存的国家,而且是一个自古至今承担着人类使命的伟大国度。而且相比于西方国家在宗教上形成的强烈排斥性的一神教,中国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的高级文明国家,不仅没有宗教战争,而且甚少宗教间的敌视。这对陷入宗教敌视、宗教战争与宗教恐怖主义泥淖的人类来说,不啻是一种福音。中国之拯救人类苦难的独当重任,不言自明。这样的历史书写,完全彻底改变了自近代以来中国人自我贬抑的理路,跃入一种高度自我赞扬的新境界。

  

   (二)全面颠转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际观,成为国人重新看待世界的必然走势

  

   重构中国道义逻辑上自我肯定的传统思路,并以此为基点思考新型世界秩序,是近期相关论者表现出的一种思考世界的新方式。在这样的思路中,中国人的国际理念发生了显著变化。

  

   第一,拒斥建立在民族国家利益基础上的“世界”观。在论者看来,当下世界是西方国家依靠强权建立起来的,完全缺乏道义基础。一种以中国传统儒家的现代重构奠基、体现出鲜明的道义言说特征的国际秩序设计,便具有了足以显示其正当性的对立面。在这样的思路中,限度十分明显的“民族国家体系、帝国主义、霸权模式”,成为批判西方国家建构的当下世界秩序高频次使用的词汇。

  

   第二,致力国家道义取向的“新天下主义”建构。反思和批判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秩序,必须以建设性的论说作为替代方案,否则,既定的“世界”秩序还会作用于国际社会。引人关注的替代性方案之一,就是“新天下主义”。

  

   “新天下主义”有强弱两个版本。弱版本的天下主义是对“中国中心观”的传统天下主义的平等性修正产物,以适应平等国家的秩序建构之需;强版本的天下主义则以现代知识论证方式重审传统天下主义的理念与制度设计,强调中国传统那种内卷性的“天下”秩序的文明属性,以及这样的“世界”秩序对当今国际社会的独特意义。

  

   其论说包含了两个内在关联的判断。一方面,由神性化的“中国”概念引导,将中国视为超国家的“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绝对道义化存在,凸显一个绝对不征服别国、但所有国家心悦诚服的“旋涡模式”;另一方面,由“天下”体系取代“世界”秩序的设想,将旨在建构一个完美“世界”秩序的思路引向“中国的”而非“西方的”精神天地。那种足以超越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秩序、以天下(整个世界)为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成为论者所醉心的新型世界秩序观念。

  

   第三,凸显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领导作用的新使命。在悲情中确立起来的中国国际观念、世界秩序想象,总带有一种弱者印记。这种弱者思维长期塑造出“中国是先进西方的忠实学生”的观念。因此,如何到西天寻找真经,是中国面对西方国家显得异常谦逊的心理定势的强大塑造力量。在这个“世界”上,中国即使国力强盛,也无法找到令国人感到荣耀的“世界”位置。

  

   建构新的“天下”体系、抑或是新的“世界”体系的论说,就成为中国寻找自己崛起后的“世界”位置的必然尝试。也恰恰是在反思批判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体系之弊端,构想崭新的天下与世界体系之际,中国在国际社会展现的领导欲念,也愈来愈明显和为世人所熟知。

  

   在2016年的世界经济(达沃斯)论坛期间,中国外交部官员就明确声称,中国已经做好了领导世界的心理准备。这与中国不再扮演西方“世界”的学生或尾随者角色的新世界角色思维,具有密切关系。

  

   将悲情世界观与孤傲世界观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在两个端点之间,中国已经豁然诞生了全然不同于“被动挨打”时期的国家观与国际观,这一新生的国家观与国际观内涵的世界秩序理念,已经凸显了崛起的中国建构新的“世界”秩序的豪情。


过渡时代中国世界观的理性根基

  

   从看待世界的悲情跳跃到审视世界的孤傲,中国的世界观真可以说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自近代以来生成的这两种中国的世界观,自然都有其客观支撑的理由,也都各自形成了相应的学理阐释理路。但稍加思量,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中国在观察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时候,最缺乏的,恰恰是最需要的理性精神。

  

无论是以悲情看待世界,还是以孤傲审视世界,都是以一种情绪化的方式主导中国对世界的观察与认知,因此,也都是将国家的情绪反应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心理基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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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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