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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科朗尚博瑞尔:波兰继承法的百年变迁

更新时间:2018-02-06 20:48:30
作者: 弗朗西斯科•朗尚•博瑞尔  

   【摘要】 对于一项法律规定的解读,往往需要溯源至最初的立法历史和社会背景。在这方面,被多次修正的波兰继承法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范例,其历经了不同的法律传统承继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影响,规定变化繁杂。20世纪初期,波兰被各大势力分割,在1918年重获独立后民法没有立即推翻旧有规定,而是通过新法颁布来逐步修改,造成一国存在不同的继承法体系。1946年继承法合并,颁行了三部全国通行的法令,由于程序法和实体法的不协调而受到很多批评。1990年后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促成了继承法的进一步法典化。各地区继承法的根本差异在于三点:一是继承形式是否仅限于遗嘱或法定继承,二是继承权取得的时间是否不同,三是在无遗嘱情况下的继承顺位规定是否不同。纵观百余年的变化,波兰继承法的总体特点就在于构造和描述很简练,但应用层面的解释难度却呈几何级数倍增长。

   【中文关键词】 波兰继承法;法定继承;遗嘱继承;罗马法

  

   【全文】

  

一 前言

  

   出于实际考量,本文无法保留有关当代继承法各种规定的讨论,而仅限于讨论现行立法,并以特定时间和环境下的法律状态为分析重点。对约束性立法的真实描述需要将具体法律的变化予以说明。由于现行立法的数量与日俱增,议会和法院抢夺立法和司法话语权,司法的稳定性只是一个假设。但可以认为,继承法修正案的准确性在第三代中得到了验证。由于私法的这一分支很好地反映了传统与发展、信仰与习俗,取决于假定,尤其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立法习惯,因此很难否认的是,遗嘱人的行为常遵循自己的信念和观点,只有在某些程度上专业的律师通过沟通能够进行一些矫正。因此,继承法中,法律规定的稳定性尤为重要。若实践证明并非如此,就需要通过一些工具来对过去一百年中法律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定位:几十年来,许多继承案件一直没有得到关注,并且这种实践性考量需要回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继承人意识到需要对此进行安排——因为它可以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物质状况——之时,继承人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无助的是,他们必须重新建立完整的继承关系,有时甚至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由于波兰继承法进行了较多次修正,有较多约束性管辖和不同法律传统,因此以波兰继承法演变为例应更能说明问题。

   仅指出法律的改变并不足够,仅检视规定内容亦无甚实益,不同的法律源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不仅仅是国内)。我们试图寻求妥当解读和理解各项规定的方法。律师的任务基本上是诠释和解释,这种工作不应忽视在实践中巧妙地运用历史论据的能力。实际上,并非所有情况都能被立即预见,也并非所有情形都已为文献或判决所涵盖。为了正确地解释有约束力的法律,须首先澄清具体继承法律规定所表达的价值和原则。若欲有效分析不同的继承法律规定,罗马法所创造的概念体系或有所助益。无论如何,19世纪和20世纪的波兰私法全部落在这个“魔法圈”之内,延续至今,并且仍在使用从其中借鉴而来的思想。[1]尤其是在继承领域,罗马法尤为细致缜密,早在古代就已创造出丰富的概念体系。

   洞察继承法的历史能够得到真正有力的论据。当法律发生冲突,法教义学分析穷尽手段仍然走投无路时,即使是法律实证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也会回到法学理论和法律史。法教义学以外的论据并不仅仅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法律的全球化进程,比较法的论点愈发广泛地被接受,至少比较法研究得到了法律实践的认可。改变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不仅在立法方面,司法方面改变的程度也不逊色。可以认为,必须从法律本身及法政策的角度出发,正确地评价上述变化。因此,任何有关规范的分析都必须包括历史性论据。考察法律规定的起源将有助于解释和理解相应问题。比较法的论据有助于区分现行法律秩序间的差异,而历史的论据则有助于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这两个论据相互关联,并且在其他法律规定的支持下,帮助我们进行法律解释并最终得出法律应该如何规定的结论。法教义学、比较法和历史性论据的适用应相互结合,以此理解法律的现有变迁和预见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最终在社会或经济变化中以及在法律规定的变化中实现对法秩序的追求。

   在继承法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中,波兰律师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鉴于同一时期波兰各地的法律规定不同,波兰的法律史提供了很大的比较空间。这些结论对于概念网的清晰(理解)度和透明度至关重要,同时,也能够理解不同条款所在的相关规定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影响。比较法有助于发现立法和法律语言中的概念,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法定份额的保留,这将在后文展开讨论。简言之,在波兰,保留(份额)被规定为法定份额。

   在法国,《民法典》的一项修正案将事实上的保留(份额)规定为法定份额。

  

二 波兰继承法的基础法律


   (一)后分裂时期的立法

   20世纪初,波兰适用分割势力的法律。1918年,波兰重获独立。独立后的波兰并未改变当时的民事立法,而是通过波兰政府颁行新法来逐步修改。[2]因此,第二共和国有五个不同的继承法体系。若涉及1947年1月1日前的问题,例如遗嘱人在该日期之前死亡或立遗嘱,就有必要了解后分裂时期的波兰地图。当时,波兰被分成西部、南部、中部和东部省以及斯皮斯(Spis)和奥拉瓦(Orava)。在1938年10月并入波兰的卓勒茨(Zaolzie)地区,私法领域保留了当时的规定(奥地利法),自1939年1月1日起才适用波兰的民商事规范。[3]根据1945年11月13日恢复领土(Recovered Territories)的管理规定第4条,二战后取得的西部地区适用波兹南(Poznań)巡回法院下的法律体系,即波兰西部省份的继承法。[4]以前自由之城格但斯克(Gdańsk)的领土变化也导致了同样的结果。根据1945年3月30日设立格但斯克省[5]的法令第3条,废止当时的所有法律,适用该省其他地区的法律。也就是说,在战后,即使是在占领区,甚至在“被纳入德意志帝国”的领土上,地区法律仍然有效。[6]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生的波兰中央省适用《法国民法典》(French Civil Code),惯称《拿破仑法典》(Napoleonic Code),其传统可追溯至1807年。中央省的继承问题规定于《拿破仑法典》第718-1100条、1818年《确立不动产所有权、特权和抵押权法》(Law on Establishing Ownership of Real Property, Privileges and Mortgages)第125-131条,[7]以及1864年《俄国民事程序法》(Russian Civil Procedure)第1682-1774条。[8]波兰在分裂时期属于俄国的其他领土,例如东部省份,当然同样适用该民事程序法。这些布格河之外的土地已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继承实体法规定于《法律汇编》(Svod zakonov),确切而言是第五卷第一部分。[9]此外,还有1919年7月31日在比亚韦斯托克地区(Bia?ystok)的规定、华沙地区上诉法院的规定以及有关行政和司法的规定:[10]特别是关于法院设置、辩护、法院管辖、公证人法、民事诉讼程序过渡规定,以及关于诉讼费用和强制执行费用的规定。在比亚韦斯托克地区(Bia?ystok)还适用1818年的《抵押权法》(Law on mortgages)和1825年的《优先权和抵押权法》(Law on privileges and mortgages)及所有修正规定。

   1920年[11]和1934年,[12]《法律汇编》中所规定的有关处分死者生活期间以及死后管理死者财产的限制被废止,被废止的限制规定与遗嘱相关。根据血统和分配规则,男女权利平等,1922年废除了对女儿继承的限制。[13]1927年废除了在继承上的阶级差异,[14]后在1937年得到进一步修正。[15]废除阶级差异导致农民的习惯继承制度消失,而这一习惯第一次制度化是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保障。继承规则引入男女平等原则并扩大自由处分祖产的权利,可能导致被遗漏的合法继承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因为东部省份的法律未规定法定份额或法定保留。[16]

   在西部省份,早前属于普鲁士的波兹南斯基(poznańskie)、波莫斯基(pomorskie)和西里西亚(l?skie)适用《德国民法典》(German Civil Code),其中第207条、第312条以及第1922-2385条[17]规定了继承,特别规定只涉及租金、村庄、封地和限嗣继承。[18]

   在小波兰省(Ma?opolska)和切申郡(l?sk Cieszyński)地区,继承适用《奥地利普通民法典》(Austrian Civil Code)第531-824条,[19]并通过所谓的部分修正案,即《1914年第一修正案》和《1916年第三修正案》进行修改。此外,南部省的继承法还受到公证人立法的规范。[20]

   斯皮斯和奥拉瓦的法律情况需作单独讨论。这里大多适用非编纂成法典的匈牙利民法和1911年的《匈牙利民事诉讼法》(Hungarian Code on Civil Proceedings)。根据1921年10月26日的法律,现存的州保留过去属于波兰和奥拉瓦地区的法律规定。[21]1922年9月14日部长理事会关于斯皮斯和奥拉瓦的法院和司法机构的规定对法律进行了修改,并补充了一些法律和法令,引入了克拉科夫(Cracow)上诉法院地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22]因此,《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和1895年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Austrian Code of Civil Proceedings)开始适用。仅有1894年第31号关于婚姻的法律[23]和1894年第33号关于国家公证的法律[24]在这两部匈牙利民事法律中得以保留,与奥地利法一并适用。在斯皮斯和奥拉瓦,匈牙利法对法定继承和法定份额均有重要意义。

后分裂时期的法律体系中,1926年8月2日《正确适用国内私人关系法》(Law on Legislation Proper for Domestic Private Relations)[25]第27-30条规定了继承问题。根据立法理由,应当适用遗嘱人死亡时的法律。根据该法第1条和第2条,波兰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依其居住地法律判断,若其在波兰变更居住地,根据继承法、家庭法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则自变更之日起一年后,公民始受新居住地的法律管辖。死因处分以及继承协议适用立遗嘱时或协议签订时遗嘱人所在地法律。须补充的是,根据《正确适用国际私人关系法》(Law on Legislation Prop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Relations)第28条的规定,[26]继承事宜应适用遗嘱人死亡时的国籍国法律。死因处分以及继承协议均应适用行为时遗嘱人的国籍国法律。继承人须依应予适用的《继承法》和当地的相关立法同时拥有继承权。因此,若波兰公民死亡前曾永久居住于相应行政区以及在其死亡之前一年并未移居到另外地区的,应适用该地区的法律。此外,对居住在国外的波兰公民,也适用其在波兰超过一年的最后居住地的继承法。根据前述《正确适用国内私人关系法》第3条规定,在无法确定波兰居住地的情况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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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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