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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现代化的不同步演进与乡村振兴前景的忧虑

——在第二届复旦城市治理论坛上的发言

更新时间:2018-02-06 09:01:45
作者: 陈文胜 (进入专栏)  

  

   感谢唐亚林教授的邀请,刚刚听完曹锦清教授的精彩观点,这种世界眼光和中国历史大格局的叙事方式,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当下和未来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和思路。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而所谓现代化,就是以工业化发端的整个社会变革与发展。如何正确理解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首先把握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现实,从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演进中,建立目标体系,明确核心任务。

   不同步发展的中国现代化进程

   世界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大多是中小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基本可以同步。中国作为特大型国家,区域极为复杂,资源禀赋和文化差异使不同的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不同步发展,不仅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不同步、工农不同步,而且是城乡不同步、区域不同步。作为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全球大国,世界上任何一个已经现代化国家的人口规模无法与之相比较,这种不同步发展的现代化进程无疑具有着十分巨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由此带来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就更加非常突出。

   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是从农耕时代进入工业时代、再进入信息时代的逐渐演进进程,我们置身于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在同一时空并存这样一中国现代化的基本现实。像北、上、广等地区是绝对不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已处于信息时代,二线、三线城市和大多数县城进入了工业时代正在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很多乡村和偏远地区还是传统农耕社会正处于为摆脱贫困而发展的进程中,这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发展史。不仅是城乡发展不平衡,而且是区域与区域、乡村与乡村发展不平衡,因为每个乡村发展状况都不一样。因此,无疑会发生传统与现代、制度与现实、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等方面的激烈碰撞,给全面现代化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同步的现代化进程中,完成了现代化上半程的工业化,还有下半程的城镇化正在推进。那么,中国的工业化在什么时候实现的?我有一篇《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逻辑》的文章,刊发在我主编的《中国乡村发现》2017年第5辑上,提出全部取消农业税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标志。根据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断,只有农业的剩余才是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在2006年全部取消了农业税,并且提出“新农村建设”,标志着中国的工业化已经不主要依赖于农业的剩余了,也标志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财政补贴农民的新时期。因为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都是农民养政府、农民养军队的历史。2006年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而且国家财政开始补贴农业、补贴农民了,国家财政开始向农村转移支付,从而宣告了两千多年以来以农养政、以农补工的历史正式终结,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千年大变局。

   而作为全球人口大国,需要约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近20%的人口这一特殊的国情,既要全力以赴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又要加快推进工业化,“谁来养活中国”始终是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达摩克利斯悬剑”,紧绷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根神经。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是美国,粮食总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五分之一,除了养活自己还可以出口养活1.7亿左右的人。根据资料显示,2011年美国小麦、粗粮、棉花和油籽出口量分别占世界同类产品出口总额的20.8%、45.7%、43.7%和37.6%。美国之外还有几个国家能够有这么多的农产品出口?如果中国不能养活自己,是谁也养不活中国。所以,西方有很多人预言中国会崩溃。为什么呢?全力养活自己就必然要求大多数人去从事农业,就是劳动密集型生产,工业化和城镇化就不可能快速推进,就只能永远是贫穷落后的,始终处于落后国家的行列。如果以牺牲农业来成就工业化和城镇化,即使能够避免拉美化的陷阱,可谁能养活十多亿人口的中国?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两难问题。

   所以,在中国现代化上半程的工业化进程中,工农关系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更是工业化的核心问题。党中央在把三农工作列为重中之重的同时,始终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破解了这个两难问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个进程中突出地把三农工作列为重中之重,强调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难道是要求全社会都去搞农业吗?那就大错特错了。都去搞农业就没有可能实现工业化,就不能使社会财富快速增长,就始终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但工业化、城镇化使社会财富呈现出倍增的态势,具有难以抵御的诱惑力,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战略位置最容易被人忽视。因此,中央发出一号文件连续锁定三农,成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风向标。有人说中央一号文件没有什么作用,这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缺乏深刻的认识所致。中央一号文件主要是明确国家战略方向,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如果缺乏这个政治约束,没有多少人会对发展农业感兴趣,无论哪一级地方政府都会是搞工业化、城镇化。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快速发展到今天,工业化、城镇化能够这样顺利推进,在某种程度上,一号文件就是压舱石。谁能想到,在改革开放到今天的短短四十年间,从1984年废除布票,到1992年废除粮票;由食品短缺的饥饿时代,到现在要求粮食去库存的时代,中国的农业从来没有今天这样高水平的生产能力。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2011年开始到2016年城镇人口就不断超过农民,以城镇为主的人口分布格局基本形成,因此,中国现代化进入了下半程向城镇化跨越的窗口期。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破解一个重大的新时代难题:城镇化大趋势难以逆转,人口不断向城镇聚集这个大趋势也就必然难以逆转,如何在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同时避免乡村衰落,核心是要如何处理好城乡关系。所以,在中国现代化下半程的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关系问题是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更是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就如同在工业化进程中始终没有忽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那样,必须始终突出乡村在城镇化中的战略地位,将乡村发展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强调乡村的战略地位,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非是要求全社会都到乡村去,都去建设乡村,也并非是所有的乡村都能够振兴。比如有些乡村是必然会自然消亡的,文学家当然有理由去感伤,但理论研究者首先要遵循的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客观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十九大报告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就是要求在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同时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使乡村成为一个与城市共生共荣、各美其美的美好家园。在中国人中有两个生活空间,一个是城市,一个是乡村,让中国人往返于城乡之间,享受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的时候,英国一个教授就告诉我,说退休后就把城里的房产卖掉了,回到乡村小镇养老去了,所以,城乡是能够往返的两个生活空间。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相应的战略指向

   对照十九大提出的战略安排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相应的战略指向。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因此,可以把中国的现代化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的现代化是工业化,战略指向主要是处理好工农关系,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第二阶段的现代化是城镇化,战略指向主要是处理好城乡关系,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第三阶段是全面现代化,战略指向主要是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也就是人的全面现代化,特别是推进农民的现代化进程,成为第三阶段全面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要求,成为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这个现代化的现实演进中,不能用文学家的想象来美化乡村的发展定位,尤其是不能用来判断现实的乡村图景。我母亲在的时候每一年都回老家过年,春节拜年有一个习惯就是全村都要走到,发现这个村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所以就写了一篇《家乡的村庄发生了百年巨变》的文章,用老家的一个退休的80多岁教师的话来说,这个村子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变化“是百年巨变”: 绝大多数的农民住房由以前的土砖房改建了红砖房,绝大多数农户家里有彩电、冰箱等现代化的电器家具,不少的农民家庭逐渐购买了小汽车,一千多人口的村子有两百多户购买了县城以上的商品房,村级道路硬化基本到户,手机信号实现了全覆盖,还实现了“三网融合”,一根缆线看电视、接电话、上网方便快捷。一个老人感叹,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府这样对农民好过,包括人民公社时期,乡村道路都要农民出钱出力,现在的县道、乡道、村道大多都是政府出钱,不仅修了这么多的路,而且修了这么好的路,这是中国过去没有哪一个政府所能相比的。

   农民收入结构的变革导致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

   进一步观察还会发现,没有工业化、城镇化这个村庄就不可能发生这么大的变迁,因为村庄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在外打工的工资性收入。这个曾经令我的父老乡亲纷纷逃离的穷乡僻壤,大多数人摆脱了贫困,不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扶出来的,而是工业化、城镇化带出来的,是在外打工农民工和进城经商创业农民商人的自我奋斗实现的。刚才曹锦清教授就提到,当前2.9亿农民工才是推进广大农村脱贫的巨大支撑。

   在这样一个进程中,就需要审视一个新的问题,很多乡村衰落的突出表现在,乡村留守的都是老人、儿童和妇女,房屋无人住,空心化严重。而问题是,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乡村居民,都处于动态的变化中,都在不断进行结构性的变化。比如过去称为农民的,就是指固定在这一个区域内从事农业劳动的群体。而现在谁是农民就很难定义了,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有土地经营权的农民;有开名牌小车、家有豪华别墅、家产上亿的农民,有游手好闲、不事稼穑的农民;有长期在外打工、很少回乡的农民,有守望家园、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等等,不是具体的哪一个农民,就很难确定谁是农民、是什么样的农民。

   农民结构的复杂性,导致乡村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农民的动态性,比如他现在是农民不能确定以后是农民,他现在不是农民不能确定以后不是农民,导致乡村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外打工的农民工现在不回来、明年不回来,过几年会不会回来?这个村庄现在是衰落的,未必未来不繁荣?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才导致农民收入结构的变革和乡村生活方式的变革,这到底是不是衰落?我认为,有很多人在过度的解读乡村的衰落,而且有不少人是以文学家的情怀在看待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变迁。这个社会变迁到底是好还是坏?如果没有近3亿的农民工置身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中国的全面脱贫有可能实现吗?

   回归乡村是现代化新进程与城镇化新方位

   十九大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标志着中国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拐点,也就是从过去全力解决温饱到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变革。中国几千年一直强调以农为本,就是粮食的问题。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我小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吃白米饭,因为从小就在粮食短缺的时代度过,日常都是粗粮杂粮,很难有干净的白米饭吃,没想到好的生活来的这么快,丰富多彩的农产品任你挑选,湖南的大米、东北的玉米居然成为卖不出去的库存。

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怀疑粮食是否真的存在“去库存”问题,在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人均不足的耕地即使再丰收也不可能有太多的剩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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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18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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