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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盲流奇遇记

更新时间:2018-02-05 17:02:54
作者: 秦晖 (进入专栏)  

  

   逢年过节,朋友说不想谈沉重的话题,那就来点轻松有趣的,说说放假吧。

   初中三年正好碰上文革乱世,“一进校,就停课;毕业前,刚停火”,也就久违了放假一说。1969年以后在农村9年多,只有农忙农闲出工不出工,没有城里的法定节假日之说。后来读研3年,在高校教书几十年,那都是不坐班的,所以尽管学校有节假日,当教师的节假日感并不强。想想还是当年务农时的“农闲”比较有感觉。不过对我们知青而言,有个时段倒是类似于“长假”的,那就是回城探家。

   我们插队的平塘公社是广西田林县的高寒山区,刚下乡那会知青们大多只有十五六七岁,远离父母和故乡城市来到地老天荒的农村,艰苦劳作数月后,想家是很自然的。所以下乡后1970年初第一个春节时,这一拨知青几乎都回城过年了,只有我们坝关村的三个男生在村里过了个“半革命化”的春节(没有回城,但也不是在工地,而是在村子里与贫下中农一起过年)。

   我们三人之所以过年不回家,除了下乡之初“革命化”的热情外,其实也是由于家庭的情况:我们都是自治区教育厅的子弟,在我们下乡后不久,教育厅就被“斗批撤”了。除了特别红的一些人可以干原来的工作乃至升官外,其余人等都被“下放”,而且基本都被赶到了外地。当时我们三人的家长都在被赶之列。三个小伙伴中,罗克家算是最幸运,被下放到了比较富裕、交通也比较方便的玉林县(今天的玉林市),我和黄志先家则都被下放到广西最穷的河池地区。我父母被赶到了河池地区最穷县之一的凤山。

   家里“下放”迁徙是在1969年底,直到1970年夏天,这时家里才度过了下放之初的适应期开始安顿下来,离别快一年了,这时我们才开始考虑给自己“放长假”回家探亲。

   但回到父母“流放”之地也不那么简单,凤山与田林直线距离其实不算太远,但当时的公路要绕一个大圈,经百色、巴马两次换车,路上要走三四天。于是我想,还不如绕得更远一点,走一趟贵州吧。志先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决定两人同行。

   “盲流”的缘起

   田林县与贵州册亨县隔南盘江交界,我们外出必经的公路上车点旧州,离界江不过10公里。1970年正是“遵义会议”35周年,当时宣传得很火,我们那时还是一脑袋意识形态,也想去“瞻仰圣地”。于是计划过江去贵州,到贵阳、遵义走一回,再经黔桂线回到同样相邻贵州的河池地区探家。

   旧州到贵州本来有条滇黔桂公路,那是抗战时李宗仁修的著名大后方交通线。它从百色经田林过南盘江入黔,由东向西穿过整个兴义地区(今黔西南自治州)入云南,直抵滇东的罗平。一直到我们插队的当时,它都是田林县境内唯一的全天候公路。但是很倒霉,就在我们筹划此行时,贵州境内一场暴雨,过江后的公路中断了,而且得到的消息说水毁严重,一时半会无法修好。遇雨断路,在那时的中国是家常便饭。即便是滇黔桂公路这样的“全天候”干线,乃至山区铁路,也是小雨尚可,大雨就悬乎了。不过,那时的我们年轻气盛,“万水千山只等闲”,虽然行前已经听说路断了,仍然决心走过去!没想到,这一走我们就成了“盲流”,乃至“流窜犯”,经历了好些天的“牢狱之灾”。

   在当时的中国,一个人只要走出“户口所在地”,原则上都需要政府开具证明。否则你连住店都不可能。知青探亲同样如此,所以我们也在公社开了探亲证明。当时平塘公社党委书记杨福宗是个“四野”南下干部,对我们几个过年都没有回家的知青比较欣赏,正打算给志先评“先进”呢,听说我们夏天要回家,他也一口同意了。但是听说我们要去贵州,他还是觉得很诧异,说贵州近来“很乱”,你们回家就回家,还是不要乱跑吧。而且公路都断了,你们也走不了呀!

   但他的口气并不严厉,我们只当是关心,并没有往心里去。而且开出来的证明就是“兹有我公社知青某某前往探亲”——也许是当时我们这批知青父母下放各地的很多,公社开证明的人知道这些人未必回的是南宁,也就不一一写明目的地和路经。我们觉得这样的证明可以到处走,不会影响我们去贵州。于是8月初的一天,我们就上路了。知道旧州已经没了班车,我们也就没赶夜路,这是我们很少的几次白天出山到旧州过夜。

   在旧州简陋的旅社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就沿着滇黔桂公路出发了。贵州境内山大沟深,比广西这边的路段要险峻得多。旧州到册亨,直线距离不到40公里,但当时的公路里程却长达85公里,而且基本全部是峡谷公路和盘山公路,很多地段就如今天抗战照片中著名的“滇缅公路二十四道拐”,甚至犹有过之——顺便提一下:其实这二十四道拐并不在真正的滇缅公路上,而是在滇缅路再往东同为抗战通道的旧滇黔路晴隆县境内,而晴隆与我们此时走的册亨都属于兴义地区,地形是差不多的。

   而当年我们就走在这百曲千弯的山道上,一过江就开始爬山,从海拔370米的南盘江边,直到这段路的最高点,一千多米海拔的尾兰垭口,一路上到坡顶又下深沟,艰险无比。

   下午2点左右,我们翻过尾兰垭口来到乃言。这里是个公社所在地,但只相当于广西的大队,就是个村寨而已,这个寨子现在以“布依戏”发源地闻名,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寨子离公路也有点距离,我们没有进村。

   但是公路边的乃言道班(当时称185道班)却是当地公路系统的先进单位,小有名气。我们一早出发,走到这里已是饥渴难耐,于是进道班讨水喝,吃干粮,休息打尖,还和道班的人聊了一会。这个先进道班果然政治气氛浓郁,在这崇山峻岭之地居然还有许多大字报。

   沦为“流窜”人员

   离开乃言继续前行,不久我们就看到了水毁的路段:在乃言与宜哨之间的几条沟口,桥梁与涵洞都被山洪冲毁,还有多处塌方。绕过这一片狼藉之处,我们又开始爬坡。天黑时才到了一处寨子,只得投宿村中。

   我们上路口一间农屋探问,原来这里是秧坝区板用公社的上板用村,而且我们问到的正好是这里的知青小组。“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两个广西知青在此受到了贵州知青的热情接待。 晚饭之后,他们安排我们在条件较好的女知青屋住宿,主人则挤住到其他同学那里去了。我们两个半大小子住在大姐姐腾出来的闺房里,不知志先感觉如何,如今我可以说,当时16岁的我在受宠若惊之余,还不免有点青春萌动想入非非呢……

   次日早起,再三道谢之后我们就动身上路了。下午5点左右,我们到了册亨县城者楼镇,徒步旅行应该到这里结束,我们应该在次日坐上通往望谟县的班车向贵阳进发了。当时的者楼镇比我们田林县城乐里镇似乎还要大些。这使得我们这两个在深山里待了将近一年的“乡巴佬”兴奋不已。现在想来,假如我们到县城后先持证明去住店安顿下来,买好次日的车票再去逛街吃饭,后来的事可能就不会发生。可是我们当时都很穷,到了县城就先逛起街来,想到处看看后选个最便宜的住处,还心存侥幸,说不定能找个已经放暑假的学校,获准进到教室拼起课桌睡在上面过一宿呢。

   逛了一会肚子饿了,我们就进了个饭店吃碗粉。没想到这下子大意失荆州,我们的厄运来了。

   吃完后我们出来,志先突然想到随身的挎包忘了带,返回去寻找已经不翼而飞。我们急得团团转:这包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但是志先的探亲证明在里面呀!没了证明,我们可就走投无路了。我们一再问饭店的人,毫无所获,到外面各处找了一会,又回来看看是否有失物招领,结果仍是失望。

   这时已经是晚上,我们找了一家旅店,出示了我的证明,希望可以让我们两人投宿。店里说不行,必须两人都有证明。这可怎么办?店里人说:你们去找军管会(指“公检法军管会”,蓝亦农时代贵州唯一的治安机构,从派出所、法院到监狱无所不管)吧,他们如果同意,给你们开个介绍信,我们才能让你们住。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找到军管会。值班的人义正词严:不行,任何人没有证明私自外出就是“流窜”,一律要收容审查!这可把我们吓得不轻。我急忙说我有证明呀,我来为他证明行不行?谁知他看了我的证明,脸拉得更长了:你一个广西知青怎么跑到贵州来探亲?证明上为什么不写探亲目的地?我只好絮絮叨叨地把事情的原委跟他说了一遍,并说:要不先让我们住下,你们给田林县我们公社打个长途电话问问有没有我们探亲这事,给遵义二院打电话问问有没有我二姨?如果没问题,你们给我们开个临时介绍信,让我们继续旅行好吗?志先也说:丢了证明的是我,他有证明,你们让他住旅店吧,把我放进收容所还不行吗?但他毫不客气,一挥手叫来人,把我们两个都带到“收容所”关了起来。

   懊丧之余,我们初时还没有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我们确实不是“流窜”,他们打打电话问清楚就是了。公社书记对我们印象不错,还要评我们“先进”哩,他能不为我们解释吗?于是每天我们都问看守的:弄清楚了吗?我们说的不错吧?什么时候让我们继续走呀?甚至问:到望谟方向的班车一天有几趟?有直接开贵阳的班车吗……。但是一起被关押的“狱友”们却很不乐观,而且觉得我们可笑:进了这里的人,有茬可抓的“流窜犯”就抓起来送监狱了,没茬可抓的“盲流”至少也得劳动一段时间再强制押解遣返,哪里有轻易放掉的?你还要他们补个证明让你们继续旅行?没见过这么傻的!

   后来我们得知,册亨的电话经县里转到平塘公社,杨福宗书记知道后很光火:告诉了他们不要去贵州,他们还要去,还闯下漏子让人抓起来了!不像话!让贵州把他们押回来!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铩羽而归

   我们一直被关了大约一个礼拜。收容所条件恶劣,伙食极差,一大堆人睡地铺,晚上亮着灯,白天还要被押着干活。如果是现在,那真是受不了。可是那时我们这些知青都是吃尽了苦的人。收容所住得差,能比寒冬腊月里四面透风的集体工棚差吗?伙食无所谓好不好,只有解不解饿的问题。16岁的半大小子“年少不知愁滋味”,晚上亮灯我们照样睡得呼呼的,至于收容所里那点劳动与野外修公路相比更不值一提。我只是懊悔浪费了时间,见不着家人又不能看书,辛苦一年熬下来个“长假”,居然就这么一天天在囹圄中打发了,真是倒霉呀!

   终于有一天,“牢门”打开,军管会的人宣布:“你们两人的问题弄清楚了。”我高兴地说:是吗?我就说没有什么问题嘛,我们可以继续旅行了吧,今天望谟的班车还能赶得上吗?那人打断我的话说:你想什么呢你!现在决定把你们强制押解回田林!你们老实点!

   我的天!我们从平塘到这里,三天里跋山涉水徒步走了230里路,过了水毁路段马上就要坐上车了,却莫名其妙进了班房,现在又要丢人现眼地一路被押回去,怎么这么背时呀!毕竟当时才16岁,不知好歹的我还要争辩几句,那人发怒了:进来这几天了还天天想去望谟?想逃走是不是?我看你不老实,把他铐起来!

   我们吃惊不小,志先带着哭音嚷道:“不要铐他,证明是我弄丢的,要铐你们就铐我吧!”这时一个小领导模样的人劝道:好了好了,两个孩子嘛,不用铐了,你们听话点,赶快走吧!

   我们再不敢吭声,收拾一下就乖乖走了出去。一个全副武装的公安站在我们面前,他负责一路把我们押解回田林,移交给田林县公安局。这位公安名叫刘先礼,47年后我还居然与他取得了联系。现在的他早已从册亨县公安局退休多年了。旅游、写字,在当地的“退休界”很活跃,我也是在网上看到才联系上的。

而当年的大老刘还是个30多岁的精壮汉子。他初时对我们一脸严肃,俨然就是“押解”人犯的样子。在以后的几天里很快混熟了,知道我们不过是两个本分的小知青,有点幼稚可笑而已。于是一路与我们有说有笑,甚至走路走热了,把手枪和武装带都放在我们的行李上让我们轮换挑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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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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